晋绥人民养育了我们---专访抗日老战士鲍枫

 鲍枫（傅子和夫人）简历：1919年生，安徽安庆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奔赴延安，1938年5月在抗大入党。1939年2月至1949年先后任晋西南区党委宣传部宣传干事、中阳县任妇救会秘书（主任），汾阳县妇救会秘书、抗联主任，八分区妇救会组织部长，晋绥二分区抗联组织部长、二分区调研室研究员、晋绥二中教员，晋绥十地委三查训练班总支书记、晋绥十地委组教科长兼总支书记。1947年参加新绛县土改。
    1949年2月至1966年秋，先后任陕西省蒲城县委党校训练班主任，青海省工业厅企划科长、计划科长、青海省财委工业处长 ，陕西省计委工业处长、专职委员、副主任。
   1966年秋至1971年冬，停职受审查，下放到汉中地委任核心小组成员。1971年冬至1982年底，先后任陕西省机械委副书记兼副局长、书记兼局长，国家机械委计划局副局长。1982年底离休。
访谈录：
     我1919年出生，安徽合肥人。父亲在安庆大学教书，母亲去世后，我一人在安庆中学上学。我在学校就参加学生运动，是学校是出了名的左翼学生，上高二时，因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活动，被学校以异党嫌疑开除了。那时正值“七.七事变”，我的大姐是共产党员，就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当了队长，打游击去了。大姐要介绍我参加新四军，可是我想去延安，就和二姐相伴去了延安。   2014年7月11日在家中接受采访。左起：鲍枫阿姨女儿、鲍枫阿姨、基金会寻访抗日老战士项目组段晓飞、田小明。
    我们经西安前往延安，1937年9月进了陕西安吴堡青训班，11月进了延安抗大四期学习，1938年5月在抗大入党，8月转正。其后就参加了中央组织部训练班、中央党校的学习。1939年春节前，组织上安排了一位同志带队，我和胡克实、王凌三人同行过黄河去了抗日前线的晋西南工作。第一天就步行了70里山路，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我们三人都觉得很艰苦很累。到了兵站，坐在热炕上用热水泡脚，睡了一觉，第二天体力就恢复了。那时年轻啊。第二天我们就走了80里，以后每天走得更多，有一天走了90里路。
    一过黄河到了山西境内的晋西南，就看见被日本鬼子烧毁的村庄，残垣断壁，窑洞的泥和砖都熏黑了，不少窑洞都坍塌了。这是第一次亲眼见到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我们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
    老乡们对我们很好。用玉米面蒸包子给我们吃，带队的同志想办法找有钱人家买了点白面，老乡给我们做了揪片（面片），我是南方人，这是第一次吃揪片。
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林枫同志的夫人郭明秋，我们都叫她小郭，她很热情。后来见到了林枫同志，对人很和蔼，没有架子。没几天，张谋也来了。随即我们就分配到各地去工作了。王凌到了离石县，张谋也下到县里去了。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没有工作经验，就连怎么开会都不知道。我先在晋西南区党委任宣传干事，后调妇联工作。大约在半年后去中阳县任妇救会秘书（那时秘书就是主任）。
    中阳县是山区，很贫穷，山上全是石头，是真正的石头山，而且还特别缺水。只出土豆和莜面，根本没有白面。那里的老乡一辈子都不洗脸，做饭前都是把水含在嘴里，吐一点点出来洗手。一床被子盖到烂了都不洗，被单全是黑的。小孩子大便拉在炕上了，就叫狗来吃了，人又坐上去了。人人都长虱子。那里的妇女更是受欺压，早婚、缠足、文盲....总之很落后。我看见一个小女孩，抱着孩子在玩抓籽（一种游戏），我以为抱的孩子是她的弟弟或妹妹。谁知孩子哭了，她解开衣服就喂奶。在我眼里这个女孩最多14岁。那时女孩12岁就结婚，家里穷没饭吃，嫁出去或许还有口饭吃，家里也能收点聘礼。生了孩子的产妇也就喝点小米粥，营养不良，产妇脸都是浮肿的。
    条件虽然艰苦，但我们就这样与群众打成了一片，紧张愉快的开展工作。我主要做妇女工作，开始时妇女都不参加，我们慢慢地做工作，办识字班，教唱歌，反对缠足，反对封建婚姻，讲社会发展史，宣传抗日等。那些年轻的妇女特别羡慕我们能出来工作。因为大家都是年轻人嘛。
为解决老百姓贫穷问题，我们首先教妇女纺线织布。先帮助妇女买回棉花，第一步是教她们学纺线，然后再学织布。织好的布就可以卖钱，不仅补贴家用，还继续买棉花纺线织布，这样妇女有钱了，家庭生活得到改善，在家庭里的地位也提高了。妇女们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好处，整个家庭也受到影响。因此也就支持妇女出来工作。
    在中阳县工作一段时间后，调到石楼县妇救会任主任。
   1940年初，我调到晋西北工作，先后任太原区汾阳县妇救会主任、抗联主任，八分区妇救会组织部长。汾阳比较富庶一些，条件也比中阳好多了。汾阳的晋商多一些，挣了钱寄回家买院子盖房子，穿的绸缎，人也漂亮。但汾阳是游击区，有敌占区，当时县长是王磊，县委书记是刘林。我们主要在5、6区活动，7区是敌占区。产汾酒的杏花村就是敌占区，但也有党的组织，很可靠。而且所谓“敌伪政权”也是两面的，是真心抗日的。
   那时我们开会结束后，大家都握手告别都说，下次再见啊！真的不知道下次还能不能再见面。当时的县委宣传部长（同时兼一个区委的领导）李云被捕，策反看守的伪军和他一起越狱逃跑，结果被敌人骑马追上抓回去杀害了。李琪也曾经被捕，也是说服伪军放跑了他，翻越城墙时绳子把双手都磨出血了。     有一次开了会，我在老乡家里住，半夜听见马蹄声和狗叫声，日本人来了。我就在里屋，老乡家里很乱，日本人看了一下没进屋。每天天不亮，那家的老太太就坐在院子门口，望着村口有没有动静，一直到天黑才回屋。那家老乡的房子靠村子的里面，万一有什么情况，我就从村后转移了。那次鬼子扫荡了3天，抓了26个村党支部书记，个个牺牲前都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李琪当时被老乡藏进了地窖，和我一样躲过了一劫。
    还有一次，一个孩子来报信说见到日本兵了。王磊县长带的人少，迅速转移了。我和妇救会主任也立即转移。我们下到一条沟里，可这沟光秃秃的，无法隐蔽。于是就去了老乡家，躺在炕上假装病人。这时进来一个日本兵，没有翻译和汉奸（伪军）跟着。日本兵问是什么病，老乡很沉着地说：“伤寒”，日本人摸了摸脉，又进里屋去看看了，也说是“伤寒”，同样摸了摸脉，还留下几粒黑药丸就走了。那次好险，有翻译或汉奸，就识破我了。首先我的口音就会暴露，还有衣服虽然很旧，但脸和手很干净，一看就和当地老乡不一样。
   有次参加县委开会，我路途远，半夜12点才赶到，县委会议已经转移。农会主席安排我和洪涛（马俊芝）去老乡家隐蔽，那时已经听见日本人的马蹄声了。我们下到沟里，不知往哪个方向走，听见马蹄声从东面传来，于是我决定不能向东面走，也就是不能到老乡家去隐蔽了。我们掉头往西走，遇见一个年轻农民吓得不行，就跟着我们走。我们一起藏在一棵树下，一点响声都不能出。看见日本人从东面过来，在村里会合后就分两路进山了，一个上午鬼子才走完。我们才出来找县委开会的窑洞。农会主席给我们送来了加了白面的杂粮葱花饼，还放了油，大家都很感动。我们的老百姓真好，那么困难，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白面和油，却拿出来给素不相识的共产党的抗日干部吃。我们根本顾不上吃，就立即开会。会议结束后，大家嗓子都干冒烟了，连唾液都干得没有了。看着这香喷喷的饼，无法咽下去。在山里找来了浑浊泛黄、漂浮着骡子粪的水。一天一夜又渴又饿，还是要喝。
     在安徽老家、在延安，都没有这样艰苦和危险，尤其是女同志更危险。我们每天行军上百里是平常事，我受到很大锻炼。行军从未掉过队，还走在前面。那时伤寒也多，不少女同志都生了病。当时我们都表示，宁愿死，也不能被日本人抓走。    我体会很深的还有就是党的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那真是鱼水情啊。老百姓真好啊！见到我们亲热极了。
   老乡看见我们的鞋破了，一声不吭的量了量鞋的大小，过几天就把鞋做好送过来了。虽然是是老乡自己织的白色的布做的鞋（染料很缺），但这是群众的心。在冬天，我们的脸和手的皮肤皲裂，就买了油送来，让我们擦手擦脸用。我们派饭到哪家，哪家就给我们做好吃的，拿出平日里舍不得吃的白面，不仅弄好多拌面的佐料，还要想办法做菜，蔬菜在当时非常稀缺。那时我们在老乡家吃了饭就给打张白条子，签上名字，老乡也很相信我们，日后凭条子结帐。  
    在抗战最艰苦的1942年，晋绥分局为保护女干部，决定把女干部调离敌占区。那时同志之间关系非常真诚，亲密。郭明秋同志形容说晋绥是同志关系的黄金时期，这句话我终生难忘。
    我于1942年4月调到晋西北的二分区任抗联组织部长。1943年冬-1944年3月参加了整风运动。整风结束后，我调任二分区调研室研究员。二分区的河曲县、保德县都很贫穷，地里不长庄稼。那时的歌谣我还记得：河曲保德府，十年九不收。男人走西口，女人挖苦菜。还说河曲人上嘴唇长下嘴唇短，是长年喝粥形成的（意指一年四季吃稀的没有干的吃）。苦菜和糠拌在一起就是饭，春天几乎家家断粮。嫁女儿要看婆家有几口酸菜缸，酸菜缸多少表示富裕程度。
    我虽然在城市长大，可很同情贫苦的农民。我在河曲做了调查，分别调查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佃农的情况。
   河曲县大地主很少，有的地主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死了或者生病，就拖垮了整个家庭，一下就变穷了。大地主必须要要与商业结合，否则没有资金周转，如果有资金周转，就可以投入再生产，农民就可以逐步脱贫。关于这些问题，我写了一个调查报告交给专署了。
     抗战胜利那天（我在保德县妇联工作），得到消息时，开始还不敢相信。我们和老百姓都从家里跑出来，到街上庆祝：放鞭炮、敲锣打鼓、扭秧歌.....高兴得像疯了一样。多少年了，终于盼望到了这一天，非常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