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晋西北积累了基层工作经验--访抗日老战士赵英

 
94岁抗日老战士赵英，2014年7月8日在家中接受采访。

   赵英（梁文英夫人）简历
    1921年出生，上海市人。
   1938年2月，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员，1939年2月入党，同年9月抗大女兵队合并到延安女子大学。1940年春延安女大毕业后，分配到晋西北根据地工作，任临县宣传部副部长，1942年先后任临县二区、四区区委副书记。
    1945年任三地委妇委书记，并参加全国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 1948年任离石县林家坪区委书记。1949年随军南下，历任西康省西昌地委副秘书长，国家纺织工业部计划司基建处处长，云南省委组织部处长、个旧市委书记，国家纺织工业部计划司处长、政工办副主任，云南省昆明市委副书记，国家纺织工业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
访谈录
  我的籍贯是安徽安庆，父亲在上海搞报馆，1921年我出生在上海。1937年我正在上海读中学，“八一三”后，我参加了童子军战地服务团，慰问淞沪会战的伤病员，并宣传抗日。当时我们就感到国民党消极抗日，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的，所以就去了延安。
   1938年2月到延安抗大学习。1939年2月入党，同年9月抗大女生队合并到延安女子大学，继续学习。1940年春毕业后分配到晋西北，在临县任宣传部副部长，1942年先后临县二区、四区区委副书记。在区委工作的时间较长，主要做群众工作。 
   有一次，下乡到南村。日本鬼子从南面来了，民兵在山上观察鬼子的动向，发现敌人去了张家湾，在村口吃饭。趁这个机会，我就立刻组织群众转移到山里去了。后来发现鬼子北上去了白文镇，那时白文镇是贺龙等领导和领导机关的所在地。    晋西北比较落后，很穷，群众生活很苦。临县曾经分为临南县和临北县。我在临北县工作。临南县种棉花，妇女都会纺线织布，用织出来的布换钱，生活要富裕一些。而临北县没有棉花，妇女不会纺线织布，生活就困难多了。我就把临南县的劳动模范刘能林(离休前成都市卫生局副局长)请到临北县，教妇女纺线织布，换成钱补贴家用，同时再买回棉花又可以纺线织布。由此生活水平有提高，妇女在家庭里的地位也提高了。    秋收后征公粮，我就帮村干部打算盘，计算每家每户收成多少、该交多少公粮。当地老百姓很惊奇，从没见过女同志打算盘。我办了妇女训练班，教妇女们识字、算算数、打算盘等，不少妇女都参加了训练班学文化。基层的妇女干部也参加训练班学文化，临北县的妇女干部和家庭妇女逐步提高了文化，地位也提高了。

抗战时期的赵英。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是我党所有根据地中生活最困难的。晋西北是山区，我们经常吃的都是黑豆、窝窝头、小米稀饭。最高待遇就是过年吃一顿饺子。当时我们满脑子都是想着怎么把工作做好，把生产搞上去，支援前线，改善群众生活。我们自己的条件多艰苦都无所谓，大家都以苦为乐。晋西北在政治上又非常重要，它是通往延安的唯一通道。过往延安必须经临县，因此临县接待任务也很重。有一次，有领导干部从延安往兴县转移，分配了随行的女同志住我的宿舍。我当时不知道，正在炕上睡觉。那时卫生条件差，长头发长虱子，我就把头发剃了。那位女同志进门就吓了一跳，说这是男同志宿舍，闹了个笑话。
    1945年任离石县林家坪区委书记。抗战胜利的那天，我正在离石县，由于通讯不便，是过了几天才传达到我们的。大家激动万分，8年了，终于胜利了，终于盼到了这一天。由于在乡下，群众很穷，没有放鞭炮等庆祝仪式，但老百姓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1948年任三地委妇委书记，被派到西柏坡参加了妇女工作会议，还参加了短训班学习。后被派去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我在晋西北工作了9年，艰苦条件与上海无法比。可是我们为了打日本鬼子，发动群众，搞生产，与老乡同吃同住，以苦为乐，精神上很愉快。我们吃饭在老乡家里，男同志每天交一斤粮票，女同志交半斤粮票。老乡们对我们很好，特别能感受到干群关系就是鱼水情，干群一家亲。我的衣服破了，农村老太太一声不吭，就给我补好了，那时布很稀缺的，找块布条都很不容易。还有的妇女也是一声不吭把你穿的鞋量一下，过两天就给你送来一双新做的鞋。
    1949年随军南下到西康省，任西昌地委副秘书长。1952年调国务院纺织工业部计划司基建处处长。1958年8月任云南省委组织部处长，1961年春任云南省个旧市市委书记，1963年12月任纺织工业部计划司处长、政工办副主任，1972年任云南省昆明市市委副书记，1980年3月任纺织工业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     
    最后，我要说：晋西北的几年群众工作，为我今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积累了基层工作经验。

                                  2014年7月8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