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考验了我们的意志---访抗日老战士侯荻

发布日期：2015-06-16 13:34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基金会

91岁抗日老战士侯荻，2014年7月31日在家中接受采访。

侯荻（方正之夫人）简历：
1924年出生，祖籍河北，出生于山西临汾。
1936年在临汾第六女子师范读书时，参加了抗日爱国的学生运动。1938年3月，在山西青年抗敌决死四纵队10总队工作，同年7月入党。1940年，任晋西青干校女生队指导员，1942年任神府青救会文教部长。
1945年任岚县完小第一任校长。1947年在兴县参加土改。1949年任宝鸡地区妇联文教部长。
全国解放后，先后任西北妇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妇女》杂志社副社长、副主编，全国妇联政策研究室主任。1984年底离休。

1955年，方正之侯荻夫妇于北京。

口述：

我1924年出生于山西临汾，祖籍河北省长垣县各坡村（现划归河南省）。1937年在山西临汾省立第六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初师二年级时，参加学校抗日救亡运动。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王亦侠（张稼夫夫人），她的公开身份是体育教员。

1938年1月，经临汾牺盟会特派员李从文介绍，到二战区随营四分校去学习，从此走上革命道路。那时的学员大都是全国各地来的爱国青年，我们10多个人住在一间宿舍里。我们身无分文，也没有行头，没有被褥，大家都是穿着一身棉衣从家里跑出来的，晚上就三三两两地挤在一起，以茅草代替被褥。夜间冷得是在无法忍受，就轮流起来在房间里踏步取暖。你起来踏步他就睡，他起来踏步你就睡。所以，大家都争着晚上站岗，比睡觉要暖和一些，可以走路踏步。第二天起床号一吹响，就跑不到小河边用石头凿开薄冰洗脸。虽然冻得发抖，但没有一个人叫苦。我14岁就背着枪站岗。那时一点都不觉得苦啊，一心想着打日本救中国人人有责。就是打日本，救中国，誓死不做亡国奴。

由于日寇逼近了乡宁县城，3月底学校停办。大部分学院被分配到决死4纵队工作。我被分配到决死4纵队10总队（即33团）政治部政治队（宣传队），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决死4纵队的领导是雷任民。其间我家里两次来接我，第一次来接我，和我一起出来的女同志回去了，我没走。第二次来接我说我妈病重，想你想得不行，你妈病危。你不回，心就那么狠？我说年前正要演戏，不能耽误年前演戏吧。总务科长说，那好吧，樊先生。我们认识樊先生，是个西医，来接我的。第二天樊先生看了我们演出的戏，我演《放下你的鞭子》，我扮演的香姑娘。他看了戏以后感动的不得了，说你妈没有生病，你就在这里好好工作吧。就这样，两次接我都没有回家。

就在1938年的12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仅14岁。

我在决死4纵队时在晋西南，晋西事变后从晋西南到的晋西北，我还参加了晋西事变。晋西事变时，晚上政治部报给旅部，旅部又报给政治部，雷任民还是很有经验的。旅长打了三次电话要雷任民去，他都没去。实际上雷任民去了就把他扣下了。当时关系很复杂（指晋西事变时）。

战争很苦，可是大家精神面貌很好，大家都团结一致打日本啊。打日本，救中国，誓死不做亡国奴--就是这句话，把大家团结起来了。日本鬼子不到半年时间占了大半个中国，因为中国落后啊！

1938年，与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战友合影于山西石楼县。左起：丁炬、景路、侯荻。

1940年4月转业到晋西区文联，参加筹备组工作。5月晋西区文联成立大会召开，我担任大会司仪。那天参加大会的领导有行署主任续范亭，晋西北军区司令员、120师师长贺龙，120师政委关向应，晋西北区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张稼夫等。

1940年晋西文联成立大会合影，箭头标示处为侯荻。

我还记得，续老（续范亭）特幽默，他讲话时说，群众中流行一个顺口溜：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不会不会就开会，开会开会就会了。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大家听后哈哈大笑。当我宣布由贺老总讲话时，他应大家邀请唱了《游击队之歌》，他是这样唱的，“没有吃没有穿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个女同志都是我们自己的，如果谁要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惹的全堂哄堂大笑。
贺老总讲完话后，就把我上衣口袋里的小笔记本抽走了。他说，你这里有什么秘密让我看看。开完会后，他还给我了。当时的领导都非常平易近人。
这年夏天，调到青年干部学校任女生队指导员。青干校招收的学生，其中有很多都来自敌占区的青年、流亡学生，还有地主家童养媳。为根据地培养了不少干部。我是个初师的学生，连初师都没有毕业，怎么就编课本。由于战争环境，学校没有课本。学校上课，只有你自己讲什么课，就自己编什么课本。青干校学习也不正规，大家经常去背粮、背煤。

1940年--1942年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岁月。日本鬼子对根据地进行了6次大扫荡，野蛮实施三光政策。兴县县城内的建筑和房子，被大火烧了几天几夜，几乎烧光。我们青干校原来住的骡马大店，只剩下残垣断壁，无法住了。经批准住进了被日本鬼子扫荡一空的挪威基督教堂。每人每天只有7两黑豆，而且是被鬼子烧焦了的，吃着都是发苦的味道，我们吃了近两年。寒冬腊月还穿着单衣，全校师生没有一个不长虱子不害疥疮的。用饥寒交迫来形容当时的情景，一点也不夸张。经贺老总批准，把部队最后的黑布和棉花发给了青干校，大家才穿上了棉衣。条件虽艰苦，但大家精神饱满，心情愉快，团结一致，没有人叫苦，顽强地坚持学习，坚持工作，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现在回想起来，能在那种条件下坚持下来不动摇，主要原因就是越是艰苦越加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越是考验每个人的决心和意志。青干校的师生经受住了考验，解放后，青干校幸存者中不少人在的单位都担任了重要职务或骨干。
1940年11月，作为晋西北青年代表团成员到延安参加全国青年反法西斯代表大会。个根据地代表都要通过封锁线，我们在延安住了半年才开的会。最高兴的有三件事，一是吃到了肉，多少年了没吃肉。一大碗胡萝卜烧肉哗哗地吃完了。二是读了不少名著--《茶花女》《安娜卡列尼娜》、高尔基的《母亲》等。晚上把棉花搓成小卷，点燃照明看书。延安城里都没有这么多的书，鲁艺才有，是托人借的鲁艺图书馆的书。三是参加舞会，同朱老总共同跳舞。

1942年2月青干校停办，我被分配到神府区青救会任文教科长。1940年罗毅、胡克实和方正之准备举行集体婚礼，可是我不愿那么早结婚，还想没有拖累的工作几年。方正之一生气就下乡了，最后到1942年才结婚。

1947年方正之、侯荻夫妇与两个儿子马抗、马凯摄于兴县北坡村中央晋绥分局驻地。

1943年10月，在抢救运动中被人诬陷我是特务，受到批判。那时只要承认是特务，就给馒头吃，有些人饿的不行了，就坦白交代，吃了馒头有交代不出参加特务的细节。我坚决不承认自己是特务，还在批斗会上当面批评诬陷我的领导，说什么时候会说真话了，就会曾任你在诬陷我。与会的同志们很愤怒，争先恐后发言批判我，吐了我一脸的唾沫。当时我还小，真的不知道特务组织怎么参加，做些什么事，编都编不出来。我就一直坚持不承认参加过特务组织。最后我被押送到晋西北党校二部接受审查，还带着3个月大的大儿子。在党校填“特务坦白表”时，我只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民青”，于是就这样填了。在党校天天学习和被大会小会批斗，还参加劳动。女同志纺线，男同志开荒种地。没有想到，一天在打饭时，遇见了孩子的父亲方正之，他也是被捆绑着送到党校接受审查。我们俩都不敢多说话。
没过多久，全校开批斗大会公安部门拍了300个兵背着枪坐在大礼堂后面，被批斗就是裴世昌（1946年牺牲，革命烈士，曾任七月剧社社长）和方正之。批斗大会整整开了3天，7天7夜不让睡觉。
1944年秋天中央下文，对逼供信造成的假坦白进行了甄别。现在回想起来，我从14岁到19岁，经受了两次审查，充分说明党内左倾路线的危害。那时组织审查和被审查的人都很年轻，没有斗争经验。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和战斗实践，那些参加领导和参加批斗过我，以及被逼供信说假话诬陷过我的同志，我对他们从气愤到理解，成为了朋友，甚至成为患难之交。因为我深刻地体会到，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都是有极左路线所造成的。

1945年11月，山西岚县第一完小开学典礼时师生合影，前排右三为侯荻和长子马抗。

1945年在党校审查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岚县第一完小任校长。当时办学条件很差，教学设施简陋，教材缺乏，所幸1-6年纪的教室还算完整。经过大家的努力，学校还是11月开学了。1947年由于缺乏经费，学校停办。我离开学习回兴县的那天，完小的师生列队把我送出县城外，我和学生们都留下了眼泪。那场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采访中。段晓飞和侯荻阿姨亲切交谈，田小明、马小鸣在拍摄中。

侯荻阿姨虽双目失明，但依然在采访笔记本上签字。

采访结束后，侯荻阿姨（坐者）与基金会同志合影。左起：田小明、马小鸣、段晓飞、张和平、杜秀文。

采访时间：2014年7月31日下午

采访地点：侯荻家中

采访人：段晓飞、马小鸣、杜秀文、田小明、张和平

本站编辑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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