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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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考验了我们的意志---访抗日老战士侯荻

发布日期:2015-06-16 13:34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基金会
 
91岁抗日老战士侯荻,2014年7月31日在家中接受采访。
侯荻(方正之夫人)简历:
      1924年出生,祖籍河北,出生于山西临汾。
    1936年在临汾第六女子师范读书时,参加了抗日爱国的学生运动。1938年3月,在山西青年抗敌决死四纵队10总队工作,同年7月入党。1940年,任晋西青干校女生队指导员,1942年任神府青救会文教部长。
    1945年任岚县完小第一任校长。1947年在兴县参加土改。1949年任宝鸡地区妇联文教部长。
    全国解放后,先后任西北妇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妇女》杂志社副社长、副主编,全国妇联政策研究室主任。1984年底离休。
1955年,方正之侯荻夫妇于北京。
口述:
   我1924年出生于山西临汾,祖籍河北省长垣县各坡村(现划归河南省)。1937年在山西临汾省立第六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初师二年级时,参加学校抗日救亡运动。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王亦侠(张稼夫夫人),她的公开身份是体育教员。
   1938年1月,经临汾牺盟会特派员李从文介绍,到二战区随营四分校去学习,从此走上革命道路。那时的学员大都是全国各地来的爱国青年,我们10多个人住在一间宿舍里。我们身无分文,也没有行头,没有被褥,大家都是穿着一身棉衣从家里跑出来的,晚上就三三两两地挤在一起,以茅草代替被褥。夜间冷得是在无法忍受,就轮流起来在房间里踏步取暖。你起来踏步他就睡,他起来踏步你就睡。所以,大家都争着晚上站岗,比睡觉要暖和一些,可以走路踏步。第二天起床号一吹响,就跑不到小河边用石头凿开薄冰洗脸。虽然冻得发抖,但没有一个人叫苦。我14岁就背着枪站岗。那时一点都不觉得苦啊,一心想着打日本救中国人人有责。就是打日本,救中国,誓死不做亡国奴。
   由于日寇逼近了乡宁县城,3月底学校停办。大部分学院被分配到决死4纵队工作。我被分配到决死4纵队10总队(即33团)政治部政治队(宣传队),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决死4纵队的领导是雷任民。其间我家里两次来接我,第一次来接我,和我一起出来的女同志回去了,我没走。第二次来接我说我妈病重,想你想得不行,你妈病危。你不回,心就那么狠?我说年前正要演戏,不能耽误年前演戏吧。总务科长说,那好吧,樊先生。我们认识樊先生,是个西医,来接我的。第二天樊先生看了我们演出的戏,我演《放下你的鞭子》,我扮演的香姑娘。他看了戏以后感动的不得了,说你妈没有生病,你就在这里好好工作吧。就这样,两次接我都没有回家。
    就在1938年的12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仅14岁。
    我在决死4纵队时在晋西南,晋西事变后从晋西南到的晋西北,我还参加了晋西事变。晋西事变时,晚上政治部报给旅部,旅部又报给政治部,雷任民还是很有经验的。旅长打了三次电话要雷任民去,他都没去。实际上雷任民去了就把他扣下了。当时关系很复杂(指晋西事变时)。
   战争很苦,可是大家精神面貌很好,大家都团结一致打日本啊。打日本,救中国,誓死不做亡国奴--就是这句话,把大家团结起来了。日本鬼子不到半年时间占了大半个中国,因为中国落后啊!
     1938年,与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战友合影于山西石楼县。左起:丁炬、景路、侯荻
    1940年4月转业到晋西区文联,参加筹备组工作。5月晋西区文联成立大会召开,我担任大会司仪。那天参加大会的领导有行署主任续范亭,晋西北军区司令员、120师师长贺龙,120师政委关向应,晋西北区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张稼夫等。
  1940年晋西文联成立大会合影,箭头标示处为侯荻。
    我还记得,续老(续范亭)特幽默,他讲话时说,群众中流行一个顺口溜: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不会不会就开会,开会开会就会了。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大家听后哈哈大笑。当我宣布由贺老总讲话时,他应大家邀请唱了《游击队之歌》,他是这样唱的,“没有吃没有穿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个女同志都是我们自己的,如果谁要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惹的全堂哄堂大笑。
    贺老总讲完话后,就把我上衣口袋里的小笔记本抽走了。他说,你这里有什么秘密让我看看。开完会后,他还给我了。当时的领导都非常平易近人。
    这年夏天,调到青年干部学校任女生队指导员。青干校招收的学生,其中有很多都来自敌占区的青年、流亡学生,还有地主家童养媳。为根据地培养了不少干部。
我是个初师的学生,连初师都没有毕业,怎么就编课本。由于战争环境,学校没有课本。学校上课,只有你自己讲什么课,就自己编什么课本。青干校学习也不正规,大家经常去背粮、背煤。
    1940年--1942年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岁月。日本鬼子对根据地进行了6次大扫荡,野蛮实施三光政策。兴县县城内的建筑和房子,被大火烧了几天几夜,几乎烧光。我们青干校原来住的骡马大店,只剩下残垣断壁,无法住了。经批准住进了被日本鬼子扫荡一空的挪威基督教堂。每人每天只有7两黑豆,而且是被鬼子烧焦了的,吃着都是发苦的味道,我们吃了近两年。寒冬腊月还穿着单衣,全校师生没有一个不长虱子不害疥疮的。用饥寒交迫来形容当时的情景,一点也不夸张。经贺老总批准,把部队最后的黑布和棉花发给了青干校,大家才穿上了棉衣。条件虽艰苦,但大家精神饱满,心情愉快,团结一致,没有人叫苦,顽强地坚持学习,坚持工作,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现在回想起来,能在那种条件下坚持下来不动摇,主要原因就是越是艰苦越加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越是考验每个人的决心和意志。青干校的师生经受住了考验,解放后,青干校幸存者中不少人在的单位都担任了重要职务或骨干。
   1940年11月,作为晋西北青年代表团成员到延安参加全国青年反法西斯代表大会。个根据地代表都要通过封锁线,我们在延安住了半年才开的会。最高兴的有三件事,一是吃到了肉,多少年了没吃肉。一大碗胡萝卜烧肉哗哗地吃完了。二是读了不少名著--《茶花女》《安娜卡列尼娜》、高尔基的《母亲》等。晚上把棉花搓成小卷,点燃照明看书。延安城里都没有这么多的书,鲁艺才有,是托人借的鲁艺图书馆的书。三是参加舞会,同朱老总共同跳舞。
   1942年2月青干校停办,我被分配到神府区青救会任文教科长。1940年罗毅、胡克实和方正之准备举行集体婚礼,可是我不愿那么早结婚,还想没有拖累的工作几年。方正之一生气就下乡了,最后到1942年才结婚。
     1947年方正之、侯荻夫妇与两个儿子马抗、马凯摄于兴县北坡村中央晋绥分局驻地。
   1943年10月,在抢救运动中被人诬陷我是特务,受到批判。那时只要承认是特务,就给馒头吃,有些人饿的不行了,就坦白交代,吃了馒头有交代不出参加特务的细节。我坚决不承认自己是特务,还在批斗会上当面批评诬陷我的领导,说什么时候会说真话了,就会曾任你在诬陷我。与会的同志们很愤怒,争先恐后发言批判我,吐了我一脸的唾沫。当时我还小,真的不知道特务组织怎么参加,做些什么事,编都编不出来。我就一直坚持不承认参加过特务组织。最后我被押送到晋西北党校二部接受审查,还带着3个月大的大儿子。在党校填“特务坦白表”时,我只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民青”,于是就这样填了。在党校天天学习和被大会小会批斗,还参加劳动。女同志纺线,男同志开荒种地。没有想到,一天在打饭时,遇见了孩子的父亲方正之,他也是被捆绑着送到党校接受审查。我们俩都不敢多说话。
    没过多久,全校开批斗大会公安部门拍了300个兵背着枪坐在大礼堂后面,被批斗就是裴世昌(1946年牺牲,革命烈士,曾任七月剧社社长)和方正之。批斗大会整整开了3天,7天7夜不让睡觉。
    1944年秋天中央下文,对逼供信造成的假坦白进行了甄别。现在回想起来,我从14岁到19岁,经受了两次审查,充分说明党内左倾路线的危害。那时组织审查和被审查的人都很年轻,没有斗争经验。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和战斗实践,那些参加领导和参加批斗过我,以及被逼供信说假话诬陷过我的同志,我对他们从气愤到理解,成为了朋友,甚至成为患难之交。因为我深刻地体会到,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都是有极左路线所造成的。
  194511月,山西岚县第一完小开学典礼时师生合影,前排右三为侯荻和长子马抗。
     1945年在党校审查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岚县第一完小任校长。当时办学条件很差,教学设施简陋,教材缺乏,所幸1-6年纪的教室还算完整。经过大家的努力,学校还是11月开学了。1947年由于缺乏经费,学校停办。我离开学习回兴县的那天,完小的师生列队把我送出县城外,我和学生们都留下了眼泪。那场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采访中。段晓飞和侯荻阿姨亲切交谈,田小明、马小鸣在拍摄中。
侯荻阿姨虽双目失明,但依然在采访笔记本上签字。  
    采访结束后,侯荻阿姨(坐者)与基金会同志合影。左起:田小明、马小鸣、段晓飞、张和平、杜秀文。
                                                                    
采访时间:2014年7月31日下午
采访地点:侯荻家中
采 访 人:段晓飞、马小鸣、杜秀文、田小明、张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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