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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暴行激发了我们战斗意志--访抗日老战士王真

发布日期：2015-12-13 17:20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基金会

抗日老战士王真，2015年10月12日摄于家中。

王真简历

1925年出生山西崞县人。

1938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1939年任崞县第5区青救会主任。

1940年任二地委直属区青救会主任、区委宣传委员、区委青年委员， 1942年任五台县一区区委书记、晋察冀区青救会儿童部干事、抗联青年部干事、青宣部干事。

1945年任张家口市青年部主任兼学联主席。10月参加阜平县土改。

1947年3月任晋绥崞县城关区区委宣传部委员兼农会主席、县委委员兼办公室主任。其间，参加崞县土改。

1949年南下入川，先后任区委书记、成都市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

访谈录

我家是明朝洪武3年，从洪洞大槐树下移民到崞县南坡村，到我这一代已经是19代了。

1937年春我进入崞县第5高级小学，在老师影响下，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7月7日参加了学校举行的抗战1周年纪念大会后的第二天，经学校陈老师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期1个月，区委书记张一峰带领我进行的转正宣誓。1938年7月8日，是我入党的日子，我永远不会忘记。 1938年8月10日崞县县城就沦陷了。

我入党后，组建了党支部，我任宣传委员，支部书记是陈世陆（音）、组织委员是张劲（音）。就在当年，这两位同志参加了八路军，1939年先后牺牲了。在他们参军后，我担任了支部书记。

1939年5月我高小毕业，任崞县第5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转眼到了秋天，区党委通知我去党校学习。我到县委转关系到地委，准备去党校学习，因日本鬼子的大扫荡，党校不能去了。就留在二地委党校学习，任党总支委员兼第一分支部书记。12月31日才又去了北方局晋察冀区委党校学习（第二期学员）。1940年毕业后，地委书记张连奎（音）把我留在了二地委工作，先后任直属区青救会主任、区委宣传委员、区委青年委员。鬼子大扫荡，地委迁到盂县，撤销了直属区（改为第3区），我在五台县第三区工作了1年多。

左起：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段云之子段晓飞，抗日老战士王真，基金会理事、杜心源之女杜秀文，基金会理事、卢梦之子田小明。

1941年日本鬼子，停止向南推进，就开始设无人区，五台县一、二、三区400平方华里的土地、几十个村庄成为了无人区。

1942年，我途径那里，亲眼所见，惨不忍睹。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太惨了......房屋全部被烧光，坍塌的墙壁，被烟熏得黑乎乎的。原来到了夜晚，街上的夜校、学习班上课，家家户户都有灯火（油灯），人气很旺，很热闹。可现在是漆黑一片，死一般寂静。在一个村口，横躺着一副牛的骨架，牛肉被鬼子一刀一刀的捥下，还有被狼撕咬肉的痕迹......一副副的白骨.....大家的心都在颤抖，祖国的大好河山被侵略者蹂躏得如此凄惨，日军的暴行也更加激发了大家对侵略者的仇恨和战斗意志。

后来我得了斑疹伤寒，高烧。没有要，就用了偏方：一块生姜、千里土（就是穿过的布袜子，出了的脚汗后和土形成的）、中药、以及红糖熬了一大碗汤，喝了后，把我放在热炕上睡觉，出了一身汗，第13天后，我才排了便，我活过来了。

病好后，我调任五台县一区区委书记，随即又被派到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分配去了晋察冀，任青救会儿童部干事。精兵简政后任抗联青年部干事、青宣部（青年部和宣传部合并为青年宣传部）干事。当时大家都要求上前线，可就把我留下来了，我去找部长岳志坚（解放后任国家经委副主任）问，岳志坚说，你能干啊，这是工作需要。

1945年8月，在睡梦中被惊醒，大家都在狂欢，日本侵略者投降了！真是非常激动！随即调我参加晋察冀调查组去天津。蒋介石下令，天津的日本驻军只能向国民党缴枪投降，共产党不能进天津。这样我就到了察哈尔省张家口市任青年部主任兼学联主席。我们借华北联大的礼堂，办青年讲座，请从延安出来，途径张家口的同志来讲课，讲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情况，丁玲也来做过报告。听讲座的人很多，挤满了大礼堂，场面非常火爆，听众情绪热烈，讲完了还不让走，要求签名。

10月份傅作义的部队占领张家口前，我们撤出来了，到了河北阜平县搞土改。这时晋绥分局请求晋察冀支援200-300名干部，开辟吕梁革命工作。这样我回到了晋绥。

1947年春，我到兴县晋绥分局报到，分配到崞县任城关区区委宣传部委员兼农会主席。恰逢精兵简政，我夫人就被精简回家了。晋绥的女干部很多都被精简回家了。后来戈润生调来任县委书记，他夫人是县妇联主任。见到我夫人说这么能干的女干部，不工作真是可惜了，就把我夫人留下工作了，安排到了崞县六区任妇联主任。不就，我也从区委调到县委任县委委员兼办公室主任，恢复了我县级干部的待遇。

采访中。左起：段晓飞、抗日老战士王真、田小明、杜秀文。

这时晋绥土改已经全面推开。晋绥分局书记有点左，在划成分时，他要求按照贫富来划分。我不同意这样划分成分，就给程树生县长提意见。我在党校学习过，还有点理论基础。我说，应该按占有生产资料、有无剥削以及其经营方式来划分阶级，而不是依据其贫富程度来划分。我当即就被批判了。后来中央文件精神来了，程县长立即向我道歉承认了错误。那时的领导干部非常好，非常朴实。

崞县土改土搞得很左，错划了很多地主、富农成分，有个村子60%的农户被划成了地主富农，打击了很多同志的积极性。而且还打人，有一种叫“磨地主”的方法，把地主、富农捆起来，让牲口拖着在煤炭渣上跑，全身衣服都磨烂了，皮破肉绽，鲜血直流....太残忍了。一个女地主，就这样被磨得全身赤裸，后来还是土改工作组的女同志，拿了布单子给她遮住了。

晋绥边区的斗争比晋察冀复杂，主要是党内的左倾错误，损失要大一些。

在纠偏中一户一户的重新评定，我代表土改工作团向老乡赔礼道歉。有个问题是，原来划的地主富农的财产没收后又被分掉了，而得到财产的农户又不愿意退出来。幸好戈润生书记把没有分的东西全部封存了，就全部归还了。可还有被分掉的怎么办？土改工作团决定没有原物的就赔钱，可老乡不要钱就要原物，因为钱要贬值。最后我提出用白布折换没收的原物，戈润生书记同意了，老乡也同意了。这样就把纠偏中的退、赔工作完成了，了结了这场风波。崞县还算搞得不错，毛主席批了个文件“崞县是怎么搞土改的？”（见毛选五卷）

1949年任临汾晋绥党校三部二支队书记。同年10月南下入川，12月30日进了成都市。

新中国成立后，要把消费城市建成工业城市，是中央的一个大的决策。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工业部。四川省的工业部部长是省委书记成刚兼任，成都市是市委书记戈润生兼工业部部长。我于1954年3月调成都市委工业部任副部长，从此就在工业战线上干到离休。

1994年从市政协主席的职位上退下来又修地方志，一干又是10年，到2004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离休。

我一直都非常关心家乡的建设，希望山西要保护好地下资源，利用好水利资源。

为晋绥老区题词留念。左起：段晓飞、抗日老战士王真、田小明。

采访时间：2015年10月12日上午

采访地点：王真家中

采访人：段晓飞杜秀文田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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