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感谢吕梁人民--访抗日老战士姜宝箴

发布日期：2016-02-24 11:19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基金会

95岁的抗日老战士姜宝箴，2014年5月28日于医院

姜宝箴（龚逢春夫人）简历：

1921年出生，山西保德人。1936年加入党的外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9月加入牺盟会，任并州中学牺盟会负责人。

1938年4月入党。1937年起历任保德县妇救会秘书（主任）、保德县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岢岚县牺盟会协助员。晋西北妇救会秘书（主任）兼党团书记、晋西北抗联常委、妇女部长、晋西区党委妇委委员，晋西北临时参会参议员、晋绥边区妇联第一副主席，主持召开了晋西北第一、二、三次妇女代表大会并出席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川西区委妇委副书记、区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行署委员，成都市委妇委书记、市妇联主任、党组书记。重庆市委工业部轻工业处处长、四川省委工业部轻工业处处长、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949年于临汾

上世纪60年代

访谈录：

我是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回到老家晋西北保德县，回去以后我组织群众抗日，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成立了保德县第一个妇救会，我任妇救会秘书。接着我就提议成立战斗总动员委员会保德分会。这也是最早成立县动委会的，那时候动委会还没有派人来。大概在1937年11月左右就成立动委会了，我们就推举牺盟会的特派员孔繁珠担任动委会主任。随即召开动委会的会议，找县长跟当地一些有名的士绅参加动委会，组织动委会的宣传团下乡去进行宣传。所以，我们县成立动委会比较早，这是我回保德后与牺蒙会孔繁珠一起促成的。1938年动委派人来的时候了，我已经走了。

晋西北妇救会、儿童团在培训中

那时候续范亭已经到了岢岚。动委会是1937年到的岢岚，是为了成立晋西北妇救会筹委会，1938年调我到的岢岚。续范亭提出来要召开二区、四区、八区军政民联席会，就是动委会续范亭召集的军政民扩大会议。会议是1938年的11月召开的，我没参加。在这个联席会议上，有人提出来要成立晋西北妇救会的领导机构。晋西北各县都成立了妇救会，但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这样1938年就把我调来了，推荐我来主持成立晋西北妇救会筹备会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动委会的女干部（除了我以外）。动委会有个妇幼科，妇幼科长张俊宇（音）。动委会所有的妇女干部就都到妇联来了，牺盟会就我一个人。筹备会成立起来经费怎么办？我就去请示续主任，续范亭同志说，原来都是动委会给钱，但现在成立了晋西北妇救筹备委员会，经费应该由政府来出。我说我去找杨集贤，他不会答应我的。续主任给我出主意说你就开一个军政民联席会议，发个会议通知，请杨集贤等人来参加会议。续主任是动委会主任，又是暂一师师长，即代表动委会又代表军队，杨集贤是行署主任（山西省第二区行政公署主任），再一个就是岢岚西部中心区的张国声。会议由我主持，在会上让我汇报工作，汇报以后提出经费问题。然后续主任来帮我找杨吉集贤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根据续主任的指示就发了个通知，召开军政民联席会议，就请续主任、杨集贤、张国声来开会。

在会上我汇报了妇女工作，那时候已经成立了晋西北妇救筹委会，我就汇报了筹委会的工作，讲了今后工作的安排、工作的计划，这几个领导人都表示同意。我又提出了今后的任务，要开办晋西北妇女干部训练班，要开晋西北的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看大家是不是同意。续主任首先表示同意，杨主任和张国声都同意我的工作安排，但经费没有来源。在会上续主任就说，这个经费应该政府来出，杨集贤是山西第二区行政公署主任，请他来支持。因为续主任提处由政府来出，杨集贤也就同意了。这样妇救会经费问题就解决了，不仅仅是晋西北筹委会经费，整个晋西北各县的妇救会经费也都解决了。这样，1939年三八妇女节在岢岚召开了晋西北的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这个大会是由我主持的。

我1939年去延安，到中央妇委汇报过工作。

中央指令调我去山西牺盟总会筹备山西省妇救会，我就到延安去转党的关系，就去了妇委转党的关系。中央妇委召开一个会议，就是请延安所有的女同志、老同志，听我汇报工作，我是第一个从前方回到延安的妇救会的负责人。所以，中央妇委就很重视，要我汇报前方妇女工作的情况，就把延安的这些老同志、老大姐请来，听我汇报。会议主持人是王明的老婆孟青树，那时候中央妇委书记是王明。我原来去的时候没有准备汇报，我就是去转党的组织关系的，区党委民运部长刘俊秀给我写的减介绍信就是到中央妇委转党的关系。1939年从前方根据地回到延安的女同志，我算第一个。

1939年9月，晋西北妇女联会第一次扩大干部会。前排左3张翠珍、左4卢烱、右2王恒芳，二排左3姜宝箴、左4李光清、左5林青、左8张育英、三排左5张孑余。

1949年4月1日，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西北代表团全体代表合影。前排左5蔡畅、右2张育英，二排右1姜宝箴，三排左3沈谷南（晋绥分局妇委书记、晋绥边区妇联主任），四排右3李华之。

1943年是最困难的时候，根据地也缩小了。没吃的，吃黑豆这是最好的，一天三顿吃黑豆，黑豆糊糊、黑豆炒面，没有粮食就吃黑豆。1943年最困难时候就是根据地缩小，根据地被敌人挤得缩小了，收成也不好，所以来说很困难，吃不饱饭，吃黑豆窝窝，这也吃不饱。那时候也是省吃俭用的把东西往延安送。

那时候我们晋西北的还有兵站，每隔60里地就有一个兵站，兵站里就是派人常驻那里，供过往的军队、人员，解决吃住。每隔60里就有一个兵站，晋西北负担可重了，你再困难也得给过往的人员吃饭，老百姓可以苦一点，根据地干部也可以苦一点，但是对过往的人员就不能让人家吃不饱饭。过往人员来了以后吃饭不花钱，包括牲畜吃的草料也不花钱。兵站还经常派人给过往人员拿行李。可是一到陕北就不行，一过黄河你自己找地住就花钱，人家都不管你。可是晋西北就不同了，各根据地、延安及其他过往人员，都是管吃、管住，走的时候送他们，派牲口给他们托行李，基本上路过晋绥就不用自己背行李，咱们的兵站派牲畜给他们拉行李。

1948年4月份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一块儿到了兴县，我当时在张家湾搞土改，在那搞防旱避蝗，1947年晋西北闹蝗灾、旱灾，大家都没有吃的。毛主席到兴县后，龚逢春给我写了个信说主席来了，叫我回去一下。我回去的时候（指到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时）主席已经准备走了，所以就是等于送主席走。我到蔡家崖的时候，主席还在分局开会，主席坐的吉普车就停在路边，我和亚苏（武新宇的夫人）站在主席的吉普车旁边等于主席出来，一直等到12点过后，主席才开完会出来，我们在那等着把主席送走。主席带了个口罩，结果还是被老百姓认出来了，大家喊毛主席万岁！

主席从蔡家崖走的时候，坐的吉普车。一辆小吉普，一辆中吉普。原安排主席坐小吉普，江青说主席离不开李纳，把李纳安排到小吉普上，加上警卫员就坐不下了。最后，主席和李纳、江青就坐到中吉普上，警卫员坐到小吉普，这样走的。

主席到了岢岚以后，正在三级干部会议，县委书记在会上宣布主席来了，开会人都要见主席，就见了主席，分局还给县委书记处分。因为当时为了保证安全，主席的行动是保密的。万一有坏人出了问题谁都负不起责。

1946年，龚逢春、姜宝箴夫妇与女儿龚小实于兴县张家湾晋绥党校。

1947年，龚逢春、姜宝箴夫妇与女儿龚小实于兴县北坡村晋绥分局机关院内。

1953年龚逢春、姜宝箴于重庆市。

龚逢春1939年到晋西北的，原来从陕北把他派到晋察冀，刘少奇让他担任区党委组织部长。晋西北曾经归晋察冀管，晋察冀区党委书记彭真就把他派到晋西北，担任区党委组织部部长。这样1939年1月龚逢春就到了晋西北。

龚逢春原来是红二师六军的政治部主任，后来他就到陕北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队当政委，吴起镇是他活动的范围，他管辖的地区，那时候红二师六军分了几个游击队。去了以后他那个地方上就连夜通知老龚说，主席到了吴起镇，他就赶快连夜赶回吴起镇，他当时不在吴起镇，他在那一带带着部队打游击。

刘志丹、高岗、习仲勋，这三个人都是当时的领导。红军到了吴起镇后，成立了苏维埃，苏维埃的人就派人去告诉龚逢春毛主席到了吴起镇了，他就连夜带着部队就赶回去。他把部队安排在一个县里，他自己就去吴起镇见主席，代表陕北红军欢迎毛主席。他那时候是陕北红军第二路游击队政委，原来他是红26军政治部主任，所以他就代表陕北红军去欢迎毛主席。

龚逢春先到的地方部，地方部部长是蔡畅，见了地方部亮明他自己的身份，他是来欢迎毛主席、中央红军的，地方部就介绍他去见主席。龚逢春见到主席，就给主席汇报了陕北整个情况，陕北地区的发展情况，又汇报了肃反问题。他说本来陕北发展挺好，整个陕北10多个县都有苏维埃政权组织，发展势头很好。结果就搞了个肃反，肃反就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策、张秀山这一大批陕北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都抓起来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策、马文瑞等都是陕北军政负责人，全都抓起来了。红26军营以上的干部都抓起来了，老龚也是在被抓人名单的里面，他比较靠前，因为他是红26师的政治部主任，陕北工农红军二路游击队的政委。他在边远地区带兵打仗，他没回到瓦窑堡陕北苏区的总部，所以他们就没去抓他，但这些人都被抓了他知道。所以主席来了，他就赶快去欢迎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陕北的情况。整个陕北的情况他都汇报，有多少县活动范围，都给主席讲了。就是在这个大好形势的发展下面，一下子把个陕北主要的领导干部都抓起来当反革命，这是断送陕北的根据地，中央不来的话，陕北的根据地就被肃反完就断送了，肃反是错误的。所以他很着急，他跟主席讲，主席很重视这个问题。主席听了就说，中央来了以后，陕北肃反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前几年习仲勋专门写篇文章《挽救了革命》，文章中就说中央红军来了以后，主席听了龚逢春同志汇报以后，最后解决了肃反问题，挽救了陕北根据地、挽救了中国革命。

主席就说中央红军来了，陕北肃反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了。这样就下令派人去处理肃反问题。如果主席来的晚错误的肃反就会把陕北根据地打死了，因为这些人都是陕北根据的创始人。这样就将断送陕北根据地，中央红军就没法落脚了，就没有今天。

后来吴起镇要办展览，就去调查，主席到吴起镇是谁去见的主席？当地老百姓说是龚逢春。于是就找龚逢春，那时我们在五七干校，文化革命期间。造反派不让见龚逢春，龚逢春写了一份书面材料，说明了当时面见主席汇报工作的情况。这样我才知道他面见主席的事。

龚逢春在陕北搞武装斗争，没有参加长征。主席到陕北吴起镇，长征结束的时侯他已经在那了。他那时候是地下党，觉得这个光搞学生运动解决不了问题，必须有枪杆子，要搞兵变。

龚逢春早很就是搞武装斗争的，因为他也意识到要搞武装，所以他在冯玉祥军官训练团搞兵变。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清党，冯玉祥部队就把他禁锢了，让他们自己离开，他就不敢留了，后来他就到耀县。龚逢春一直在杨虎城部队搞策反，他说光搞学生运动革命不能成功，共产党必须要武装，必须要枪杆子。但是枪杆子从哪来，就是策反部队，他就策反杨虎城的部队。去过杨虎城几个部队驻扎的地方，后来到的耀县骑兵团，这个骑兵团是杨虎城的主力部队。他到耀县去找团长王泰吉，协助王泰吉搞了耀县骑兵团的武装起义，武装起义带着部队到了陕北。

王泰吉起义以后，龚逢春和王泰吉就在那一带打游击。后来高岗去了，把他们整编到红26军，红26军那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武装力量了。因为左倾向路线让他们南下，结果南下失败，刘志丹就是失败回来的，就没有什么武装了。后又恢复26军的名义，在耀县起义部队就是红26军，先编了一个师，就是42师，龚逢春就担任政治部主任。

在兴县晋绥分局，我家住的北坡那一排窑洞是分局新打的，不是老百姓的旧窑洞，我家旁边是段云办公住宿的窑洞、张邦英、张稼夫。北坡那时没有炕，都是床。分局新建的窑洞旁右一排老百姓的旧窑洞，这排窑洞往后一点高坡上的一排窑洞，侯狄家就住那里。

2014年5月28日，在医院重温历史。左起：马小鸣、姜宝箴阿姨、段晓飞。

2014年6月8日采访后合影。左起：马小鸣、田小明、姜宝箴阿姨、段晓飞。

晋西北对革命贡献大，老百姓宁可自己吃不饱都把小米留下来支援咱们，包括从晋绥过往的军人，我在张家湾搞土改的时候亲眼看到。老百姓那时候灾荒没有吃的，为了把小米留给军队，好多人都是吃粗糠、野菜，细糠都买不到。野菜好像都挖的没有了。

所以我说咱们晋绥老百姓对革命贡献很大，那是紧衣缩食的供给咱们军队，不光是供给咱们晋绥的军队，过往的各个根据地来的人员咱们都供给，这个精神别的地方都做不到。到了陕北都不行，吃饭都要收钱。

咱们欠账人家的太多了，吕梁人民对革命贡献很大，咱们要好好感谢他们。晋西北的老百姓宁愿自己挨饿，也要保证军队吃饱。我经常想着，晋西北的革命贡献很大，对延安贡献也大，粮食都是咱们供应的，咱们给送。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候，部队的伤病员都送到晋绥了，伤病员来了要保证他们吃好住好。

最后，姜宝箴老前辈为基金会的采访写下了这样的留言：“永远感谢吕梁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2015年清明前，姜宝箴阿姨不顾病体，为晋绥革命烈士陵园捐赠松柏。7月份收到捐赠证书后，一遍又一遍的看着，舍不得放下，激动、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2015年11月26日，接受央视10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晋绥遗魂》摄制祖采访后合影。前排左起：杜秀文、姜宝箴、龚晓小实、段晓飞，后排：《晋绥遗魂》摄制组成员。

采访时间：2014年5月28日、6月8日

采访人：段晓飞马小鸣田小明

本站编辑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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