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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20师当政治教员--访抗日老战士甘惜分

发布日期：2016-06-18 12:14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基金会

甘惜分（1916-2016）

甘惜分简历：

1916年4月17日出生，四川邻水县人。

1938年2月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1月任八路军120师政治部政治教员和政策研究员。

1945年任新华通讯社绥蒙分社记者。

1946年参加《绥蒙日报》的创办工作。

1947年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编辑。

1949年随第二野战军南下到重庆，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

1954年9月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副教授。

1958年，随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授、新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校舆论研究所所长。

1998年离休。

2016年1月8日不幸去世。

2014年6月13日在晋绥抗日老战士甘惜分家中采访。左起基金会理田小明、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段晓飞、甘惜分。

口述：

我生下来是1916年4月17日，我的家乡邻水县是一个重庆北边300里的一个偏僻小县（现隶属四川省广安市），我生在一个贫困的小乡镇上叫复盛乡。我在那里读了书，读了高小。后来又到了县城，我们家里搬到县城又读了初中，我们县那个时候没有高中，最多只能读到初中了。我在那里一九三几年在初中毕业，毕业了以后就失学了，后来我就在全国的度量衡训练班学习了，就成为四川省度量衡检定员，这是我的职务，把全国的纸、豆等，这些把它在农村统一起来。

1935年甘惜分摄于在成都

后来1938年2月份，我就和我一个同学叫熊复，一起就走了，就到延安。熊复他后来当过中宣部的副部长。我们两个是初中同学，他那时已经是地下党员，因为邻水县根本没有地下党员，所以我想入党，但找不到党组织。

我记得也就是1938年的2月26号到了延安，熊复到了延安以后工作了一段时间，党又把他派到重庆工作，办《新华日报》，就离开延安走了。

1938年甘惜分在延安

我留在延安，和一些人进了抗日军政大学（抗大）学习，一些人进了马列主义学院。马列主义学院是党培养理论干部的学院，院长是张闻天，张闻天是党的理论家。到了1939年把我调出来，是为了支援改后根据地。把延安的干部派往敌后的根据地，到晋绥、晋察冀根据地，我就到了敌后。120师贺龙这个部队，从冀中回来，回到河北的西部。我就在那里，贺龙发现了我们这些人。罗瑞卿同志是副校长，实际上是校长，因为林彪在前线没有过来。120师就向罗瑞卿要人，就要我和另外一个同志，另外一个同志现在大概是出了问题，我还不知道出了什么非常严重的问题，大概已经死掉了。我一直在那里跟着120师了，从抗大调到120师当政治干事，政治教员。那个时候关向应120师的政治委员，关向应就看中了我，说你必须留下给我们办个高级干部研究班，你来给我们讲课。

120师高级干部研究班的学员都是团以上的干部，我就成了高级干部研究班的政治教员，也跟着部队了，后来这个部队又从河北回到晋绥，回到山西。回到山西我就正式地成了120师的干部了，我就不是临时的。我就在政治部当政治教员。120师办了一个高级干部研究班，学员都是团以上的干部，我就在这里当教员，从河北到山西，我在山西待了10年。120师团以上的干部都是经过了高级研究班的培训，才回到原来部队。

后来我就在120师政治部就一直培训干部，讲政治课，讲唯物辩证法、讲政治经济学。因为我们在延安学过这些东西，我在山西待了10年，那个干部一班一班的培训。后来到了1949年中央调令，到南方到刘邓部队（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到重庆，我们又从山西出发到了湖南长沙，长沙又到了常德，在常德又正式参加了第二野战军（二野），跟着邓小平，向邓小平报道。

1940年元旦我还记得，到了那天大雪。1940年的元旦到岚县中村（？），到那里就成了120师的干部了。我们在河北120师的时候，贺龙就找罗瑞卿说，你们这来很多干部，学过马列的。我们部队干部这么多，就是没学过马列，没有经过马列培训的，没有听过课，你给我们两个教员。就是我们两人就到了120师。另外一个早就去世了，现在就是我还在。

采访解放区民兵战斗英雄，左2为甘惜分

我是新华社晋绥总分社，不是晋绥日报的。 1946年晋绥在与傅作义打仗，就是在绥蒙，创建了《绥蒙日报》。但是刚刚创建起来，又把我们调回晋绥来，回到我就到新华社团晋绥总分社。我到这晋绥总分社是1947年。

1948年4月2日，毛主席接见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在牛友兰家的房子。他那个院子南边最后一间房子比较大，我们晋绥日报的大概十几二十个人，就到了院子等，一会儿毛主席从北边那个窑洞出来了，就来到这个窑洞给我们讲了话，就是对晋绥日报谈话，《毛泽东选集》里边有这个讲话。

贺龙陪着主席来的，我们那间屋子很小。张子意也好像在，但是记不清楚了。报社当时有常芝青在，主要的采编人员都去了，大概一二十个人，那房子又小，就挤在一个房子里面，毛主席站在那里讲话。

毛主席给我们每个人都说了简单的话。报社有个叫水江的，主席说那个江水太多了，水太多了，有这么一个笑话。介绍我时，我说姓甘，在这还有姓甘的哟，当时都是简单的一句话，没有什么……水江原来叫什么不知道。他不是一个业务干部，不是搞编辑的，是搞行政工作的。

还有常常芝青、纪希晨、阮迪民等都去了，这一个个都叫了名字，你说叫什么，主席就把名字重复一遍，阮迪民、纪希晨、甘惜分，他一个一个都叫了。我当时也没记录。但是这些东西是当记者的记录。

主席讲话没有多长时间，大概半个多钟头。当时纪希晨在记录，他是记者。其实每个人都记得他的话。就是现在《毛泽东选集》里的那一篇。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主席讲要接触群众、要多去接触群众，要多写群众的东西，多听群众的话，多到群众中间去，不要脱离群众，讲话一共才几百字嘛，听了很受鼓舞。主席说《晋绥日报》办得很好，朝气蓬勃，开始讲的是盛气凌人。他说我在陕北，很喜欢看《晋绥日报》，盛气凌人，朝气蓬勃，“盛气凌人”是后来用的。我在延安多次见过毛主席，《晋绥日报》好多人没到过延安，这次难得机会的，亲自见了见毛主席。常芝青没见过毛主席。他一直在晋绥，这次亲自见到了的。毛主席和常芝青说了什么话，我都忘了。我们那些在《晋绥日报》十几二十个人，很难得一个机会，他们一直没有见过毛主席，很难得一个机会。

我从来没拿过枪，我们是拿笔杆子的干部，不是拿枪杆子的，这辈子没打过仗。

我一直跟着政治部，跟着甘泗淇行动。那时我们住在兴县石岭则村。村里的窑洞是新修的，是我们修的。后来张平化接替了政治部主任，他就住在外面两个窑洞，张平化和我很熟悉，把我叫到他的窑洞里谈话聊天，聊了很久。他看报纸登的我讲得的很有头脑，就让我给司令部、政治部做报告，说你来给我们干部做个报告。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干部都来了，甘泗淇、张平化、彭绍辉等都来听了课的，其他人都记不得了，五六十年了都忘了。

在120师印象很深的就是黄河，过不完的黄河。日本鬼子来了就要打仗，我们后勤人员从黑峪口过黄河到彩林。黑峪口的黄河水很湍急，非常危险，经常翻船。

我在兴县住了10年，在高家村。兴县的蔚汾河、临县的白文镇我都很印象很深，兴县、临县我都很熟悉。阮迪民（后来到了兰州）参加了土改，我没参加土改。兰州、青海都有报社的同志。

在机关经常见到关向应政委，把我们调到120师就是关向应的主意。因为他是管政治的，他有培训干部的计划，红军第二方面军，到了这里就缺乏政治理论干部，都没经过理论训练，关向应找罗瑞卿调我们两个到了120师，讲政治课。

甘惜分（右2）在解放区

我们就是讲不完的课，一期一期的，第一期学员有廖汉生、杨秀山，第二期有朱辉照。第三期还有谁啊？一期都几十个人，都是团政委，职务最低也是个营教导员。

他们到了就说我们都是团以上的干部，团以上的干部也来受政治训练。我们都在延安学了的，在延安听过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他们说我们这没听说过，连名词都不知道。你们来了正好，你们从延安来的，给这些干部讲讲，讲讲联共党史、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部分，好好给我们讲讲。我们一次好几期，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三期以后就没办了。

1940年平山县会口村120师师部驻地，由120师摄影科长蔡国铭拍摄。120师读书班的学员毕业照，此读书班的队长是廖汉生。前排右1为周士第、右4为关向应，2排右2为甘惜分，山坡上最后一排右3是贺龙。

他们说，我们那时候到了120师，也很难得，他们讲我们现在就没这么一个干部，你们来了正好。是向抗大罗瑞卿要来的，哎呀，罗瑞卿也死了。唉.....

2015年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也是我们抗日战争胜利，中国人民获得了彻底解放的一年，这一年很值得纪念。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贫穷的中国大西北，在那么穷的地方，艰苦斗争下来了，敌人部能封锁我们，不但没封锁掉，我们越来越壮大，我们120师少数的人，后来发展到好几个团，发展的很好。吸收了很多新的干部，像我们都是120师出来的。

老实说120师那些干部我们都很留恋，你看廖汉生、杨秀山、朱辉照等等都是团以上的干部，不说都经过我们培养，党组织调我们去讲课，他们大概也明白。还有余秋里这几个老同志，老学生了，他们给120师做了很多贡献，他们后来有本书，特别写了，120师高级干部研究班，那个书不知道在那里，我这也没有。他们在课堂上，我是老师，下了课他们是老师，我就主动跟他们去窑洞里聊天，他们长征的故事，都跟我们讲很有意思。

关向应直接调我们的，问罗瑞卿要人，说老罗，你那里有政治教员，我们这里没有政治教员。

采访结束后，为基金会留言：“永不忘记晋绥人民”

采访时间：2014年6月13日

采访地点：甘惜分家中

采访人：段晓飞田小明

本站编辑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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