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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山筹资工作回忆--访抗日老战士岳子宜

发布日期：2016-06-08 15:04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基金会

92岁的晋绥抗日老战士岳子宜，2016年5月21日摄于内蒙呼市家中。

岳子宜简历

1924年生，山西朔州市平鲁区人。

1938年3月起历任：、朔县战总会游击队文书，朔县三区青救会干事、晋绥分局晋绥分局七月剧社宣传员。1939年10月入党。

1940年10月起历任大青山骑兵支队第一团游击队文书兼文化教员、丰镇县二区民政助理员兼大青山骑兵支队第一团筹资队筹资员，塞北军分区整风队队员。

1946年起历任汾西县区长、区委书记，晋绥党校学员。内蒙和林市市长，和林县区委书记、民政科长、县游击大队副政委，绥南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绥远军区萨县军分区政工科长、内蒙军区组织部直属工作科长、昭乌达盟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第二政委，呼和浩特军分区第二政委，乌兰察布军分区政委。

1982年离休。

大青山故事多

口述：

我于1924年出生，是山西朔州市平鲁区鲁西沟村人（原隶属朔县），在家乡曾上过4年小学。1938年3月参加县战总会游击队任文书，游击队队长由武委会主任兼任。不久调武装部工作一个多月，因武装部撤销分配到朔县三区青救会任干事，后调雁北宣传队任宣传员，被派往兴县学习。1939年10月入党。

学习期间时逢1940年精兵简政，被精简到七月剧社，参与收编改造俘虏的晋军的晋剧团（派去改造的干部有10男5女，5个党员）。在七月剧社时，到蔡家崖看打篮球，就坐在贺龙司令员身边，还有他的孩子。在兴县谁都可以见到他，接触他。我还很好奇的去了贺龙家，家里没人。我趴在窗户上往里看，床就是一个木板搭的，床单、被子都是白色的，窑洞里有2个茶几，很简朴。后来在绥远和林县解放时，我还见过贺龙司令员。他坐在缴获的敞篷车里，我们从那里经过，他还问我，小鬼，你是哪里人？很平易近人。

接受采访。左起：晋绥抗日老前辈岳子宜，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晋绥抗日老前辈段云之子段晓飞、晋绥抗日老前辈马亚夫之子马庆生。

在七月剧社收编改造晋军的晋剧团时，组织上就动员我学晋剧，可我不愿唱戏。随七月剧社到延安学习途中，正好遇见中共绥远省委书记白如冰带队去大青山开展地方工作，我提出我也想去，组织上批准了。于是在1940年8月，我就跟随白如冰去了大青山。当时白如冰带了102人，其中60人是延安过来的干部，30名晋绥区党委派的干部，还有10名战士，加上我和白如冰共102人，如今就只有我一人还活着。

岳子宜老前辈说：“1940年，白如冰带了102人去大青山开展地方工作，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们10个人编为一个班，赵肖明（音）是班长，我是副班长。我们这个班有8个同志都是晋西事变撤退出来，大部分是地下党员、教师。我们这个班分配到了凉城骑兵支队第一团，主要在蛮汉山一带以小分队（游击队）活动，大家都没有打仗的经验。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吃的，连穿的都没有。我开始任游击队文书、文化教员，1941年任丰镇县二区民政助理员，同时也是我们团筹资队的筹资员。1941年，调团部（绥南骑兵一团）任文化教育兼文书。为了工作方便，我们都兼任了地方的区长、副区长、支部书记等职务。我们最大的任务就是筹资，想办法为部队买各种军需用品。有一年和林县4个区共筹资1000两大洋，我一个人筹到了600两。曾经一次筹资30万大洋，受到到财政厅长的表扬。到1942年我们这个班就只剩下我和班长赵肖明了，其他8位战友都牺牲了。

采访结束后，岳子宜老前辈为基金会留言。

其实，我在大青山的主要工作就是为部队筹资，很少与敌人面对面打仗。但我亲手打死过一个逃跑的叛徒，我们的小分队还把敌人的草场烧毁了。

我所在的小分队在蛮汉山建了一个基地（库房），把筹集到物资送到那里贮藏。最多的时候有13台缝纫机，13个裁缝在那里给部队做军装。有次我刚送了物资过去，由于二支队的一个连长叛变，第二天日军就去了，把我们的人和老百姓全部杀死了，抢走了所有的东西。这个好不容易建起来的基地就这样被破坏了。

不仅日寇是我们的敌人，地方还乡团也是我们武工队的主要对手，我曾经遭到四次暗杀。一次是一个冒烟手榴弹扔在我的脚旁，被通讯员一脚踢开；一次是我生病住在杀虎口，区长的通讯员叛变了，晚上来暗杀我，被我的通讯员发现一枪击毙；还有一次与2个地下党员以及情报员谈完工作，刚打开门就感到凉飕飕的，往门后一躲，4发子弹擦身而过，另一次是一发子弹打过了，擦着头部飞过去。

采访中。左起：基金会理事、晋绥抗日老前辈卢梦之子田小明，段晓飞、岳子宜老前辈。

采访中。左起：段晓飞，岳子宜老前辈，基金会理事、晋绥抗日老前辈杜心源之女杜秀文、马庆生。

1942年我在塞北军分区整风队时，我舅舅是朔县抗日政府的一个科长，看见我了，才知道我还活着。我出来后6年了，不与家里联系，是想家里老人不要牵挂我，我以为家里会把我忘记了。谁知逢年过节时，母亲、姐姐弟弟都因为想念我而哭的死去活来。为了找我，家里被骗了两次钱财。

抗战胜利后，我转业到了地方，回到晋绥，任汾西县区长、区委书记。1946年--1948年在兴县晋绥党校学学习，住在石岭则村，党校教务长是龚子荣。

后来高克林4次电话给解学恭，要调我和侯如桂两人回绥远。后来在第二次绥包战役时又回到部队，两次绥包战役我都参加了（1945年和1948年）。我回到部队后在军分区任参谋。

1948年，在和林市（实际上是区的架子，现在是城关镇）当市长，当时主要是负责收容伤员、埋葬烈士。从包头抬下来1000多伤员。11月了大家还穿着单衣，条件很差，伤员死了200多。大部分是杨成武从河北带来的，也有晋绥的。我参与了掩埋烈士。15元一副棺材，由于气候寒冷，土冻了挖不开，就在山上挖了两个大洞把棺材放进去了。有个库房里还放了40位牺牲的烈士遗体，当时已经买不到棺材了。我军5次进城，4次撤退，国民党占领时，把我们掩埋的烈士遗体挖出来，棺材了放进国民党士兵尸体。后来解放后，我们又把国民党士兵的尸体挖出来，把我们烈士的遗体放进去埋葬了。

我一生干过18个岗位，遇险15次，其中抗战时期9次，解放战争时期6次。我们武工队与国民党部队打仗，被围在地洞里，扔了一个手榴弹从地洞里跑出来了，2发子弹打来把我的帽子打穿了。

我之所以能活到现在，与组织上的关心分不开。

采访时间：2016年5月21日

采访地点：内蒙呼和浩特市

采访人：段晓飞杜秀文田小明马庆生

本站编辑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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