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受住了考验--访晋绥抗日老战士刘一中

发布日期：2017-07-21 11:25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刘一中口述

93岁的晋绥抗日老战士刘一中，2017年5月20日摄于兰州家中。

刘一中简历：

1923年11月出生，山西柳林人。1937年毕业于临县三交二高小，同年考入汾阳河汾中学。

1937年11月入党，任临县二区（三交）战争总动员委员会工作员。1938年，先在延安安塞县吊儿沟边区中学学习、后任安塞县七区三乡石门村冬学教员。1939年秋任临县四区（兔坂）青救会秘书。1940年春，任临县五区（白文镇）区青联主席、区委青年干事。1941年春，调兴县晋西青干校八队学习，冬季任青联文化队支书。1942年先后任大众剧社，指导员、干部组长、剧务组长、总务科长等职。1944年春，任行署财政处处长黎化南秘书。

1945年随黎化南到绥远工作。1947年初，调晋绥贸易总公司任研究员。1948年8月任晋西北总公司商情科长兼管办公室工作，这期间，参与编编撰晋西北根据地抗战期间至解放战争的物价指数表。1949年3月调第一野战军后勤部工作。先后任战勤剧团（接管的秦腔戏班子）指导员、接收敌伪资财清点委员会秘书、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区后勤部计划科长（其间到京参加总后组织的《后勤战术》教材编写)，在三反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被降为西北后勤部计划科副科长（1985年平反）、西北军区后勤部计划处组织科长、兰州军区后勤部计划处副处长。其间先后参加甘南剿匪，青海平叛（任西宁指挥所成员）。1961年1月起任兰州军区后勤部办公室主任，战勤科长，兰州军区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其间主持编写平叛后勤保障四年总结。获得三级解放勋章，中校军衔。

1970年起任后勤部山丹第一基地副主任、主任、25分部首任部长。1983年离休，享受副军职待遇。

口述：

我的祖籍是山西柳林，1923年11月出生在方山县。父亲刘绍植，1893年生于临县碛口南窊村，太原第一师范毕业后，曾在方山县贫民小学任教，我就出生在方山的老县城。后来父亲到临县三交镇二高（两级小学）任校长，3岁时全家就搬去了三交镇，住在三交镇大庙坪李晤莲家后院，我在那里长大。1930年我进了三交二高小读书。1934年冬母亲陈成花病故，年仅39岁。1935年父亲到汾阳河汾中学任图书管理员。

1936年春红军东征，阎锡山积极防共，学校停课。父亲在汾阳，家里只有奶奶、我和弟弟一正。正好三叔绍南出狱（1），和我们一起回了老家碛口南窊村。

在老家的几个月，和三叔一起生活，一起干农活、挑水，挑炭（距煤窑十几里）等，还随他到碛口王森（2）家去过两次。（后来叔父告诉我王森和他是地下党工委负责人）。这是我第一次接近共产党人，印象很好，对我的影响也很深，通过三叔初步了解了共产党。第二年（1937年）三叔到庆阳参加了红军。

1937年夏，我小学毕业，十八班同学有冯文耀、王敖、白云、李万青、贺峰威、崔礼、李逢卫、薛学舜（薛飞）等。我考上了汾阳河汾中学，这是一所8各县联合办的中学。由于日寇占领太原，学校停课，我就回家了。

这时八路军一二0师派出由师政治部宣传部长张平化带领的工作团到临县开展工作。工作团团员有：吴桂三、杨春芳、汤义之、张友照、石玉昆（赵克林）等人。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组织，组织地方抗日武装。张平化是临时县委书记，又是县动委会武装部长。张友照、石玉昆（赵克林）都是红军干部，他们到了三交（二区）区动委会工作，区动委会主任陈毅生，工作人员还有徐光远、张子宽等。

这年11月，我刚满14岁，经张友照、石玉昆（赵克林）二同志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候补期，经县委书记张平华特别批准。他们又介绍我参加区动员委员会工作，职务是工作员。动委会的工作人员大多都是共产党员。我们经常下乡搞宣传，我也联络同学，做发展党员等地下工作。当时阎锡山给动委会工作人员发工资，每人每月10元。

刘一中叔叔为基金会留言：晋绥边区的老百姓万岁！2017、5、20

1938年，工作团撤离临县。我随工作团人员到岚县120师师部，同行的还有张保生、张占胜。我在宣传队写标语，到平社、高村车站之间动员老百姓破坏铁路。随部队转战苛岚等地，后返回岚县东村战斗剧社待了一段时间，和张占胜返回临县三交区，仍去区动委会工作。陈毅生走后，主任是吴进堂。区委书记贾英（姚伦）。秋天，随朱德扬从三交到延安，去延安当天，正值日本鬼子轰炸延安。到延安后，朱德扬分配抗大学习，我到安塞吊儿沟边区中学学习。冬天，学校分配我去安塞县七区三乡石门村当冬学教员。三个月后，快过春节，我请假回家过年。

1939年春节后，因绥德国民党何绍南闹摩擦，交通阻断，无法返回安塞，故又到三交区牺盟会搞青年工作。当时区上工作的有武建恒、王敖、安云卿、李文华等人。秋天，调临县四区（兔坂）任区青救会秘书，郝纯舟是组织部长。区长杨万选，区委书记是冯文耀、郭锡兰等人。县委书记贾英通知我恢复我的党组织关系。冬天，发生晋西事变，我在紫金山参加了武工队，队长王正元，政指李树春。县委书记贾英和我们在一起活动。

1940年春天，我调到白文镇（临县五区）任区青联主席、区委青年干事，区长是张文华，区委书记贺峰威。当时地委机关在白文镇真南郝家坡村，宋应为地委书记，胡克实为青年委员。

这一年，日寇对晋西北和临县广大地区进行了频繁的扫荡。鬼子扫荡我们就隐蔽进山活动。曾经在白文南山小园子一带和窑头沟和故县沟里活动过。那年冬季，我和几个干部在郝家坡后面的小园子村。赶上日本鬼子派了几个汉奸到郝家屹台去抢群众的牛，在山上被我们发现，就对着汉奸们打了几枪。吓的汉奸扔下牛，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回了白文镇。第二天一清早日本鬼子就来报复，扫荡了一天，我们在山沟里蹲了一天。鬼子在小园子村烧了不少房子。我们在小园子村住的那户人家，共产党员孙庆迁同志家的房子也被烧了。晚上他老伴回到家时，看到房子被烧，无家可归，哭的很伤心。但是一见到我们回来，还是想办法为我们这些同志做了饭。鬼子从小园子村出来，又到白文镇进行扫荡。鬼子走后，我们回到白文镇，在镇子边的一个水井里，掏出了100多具尸体。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得连头也没有，真是惨不忍睹。白文镇一户土财主家的儿媳妇，没有来得及走脱，结果被十几个日本鬼子抓住，最后轮奸致死。日本法西斯真是毫无人性。

1940年反顽固斗争胜利后，临县建立了第一个人民政权，共产党员李西苑任县长。随着对敌斗争的发展，临县分为两个县，新增临南县。

1941年春，调兴县晋西青干校学习，校长由贺龙兼任，副校长罗毅，教育长周颐。我被编到八队（当时叫干部队）学习，地址在兴县城天主教堂北院。学习内容主要是：社会发展史与党的政策。当时没有粮食吃，几乎每月都要出去背粮、背炭，十多公里至三十多公里远。为了吃饭，秋天搬到临县城龟峁村（后改名东峁村）候家大院学习。学习完后，青联组织工作团由张凡带领到临县实习，我和安云卿在窑头村搞了一段。

实习结束后，调我到地地区武委会训练班工作，任副指导员（主要做青年工作）。地区武委会主任薛奇，副主任李兰芳（独一旅民运部长），组织部长杨万选。训练班指导员刘文志（独一旅干部）。在武委会训练班（临县城东榆林沟）认识了老伴郭彩枫。郭彩枫生于1926年，临县高家坪村人，1941年春随姐郭晓枫到方山县参加妇救会工作，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冬季返回兴县冯家庄，分配到青联文化队任支书（行政教育干事），当时队长武崇德，副队长郭贵俊。

左起：段晓飞、刘一中叔叔、杜秀文、田小明。

1942年初，日寇扫荡，文化队转至河西神府县长峪峁村。接到通知，青联文化队和文联文化队合并，返回河东到中庄（黑峪口东北山上），合并后改称大众剧社，社长林杉，副社长陶剑心，队长沈以，副队长郭贵俊，我任指导员。剧社从42年至43年期间到兴县、岢岚、保德、河曲、偏关等地演出。演出的节目有：晋剧、郿户、秧歌剧、快板剧等，其中最多的是《反徐州》、《四差》，《临时参议会》、《买卖》、《掺沙》等。

1943年白紫池调来剧团任指导员，我改任干部组长、剧务组长、总务科长等职。年底，整风审干，大众剧社和七月剧社、文化服务团合在一起，到神府县贾家沟集中审干，亚马为总负责人，分三个队，我是原大众剧社那个队的队长。审干中按康生的“抢救失足者”制造了一些冤案。

冬天下大雪，我被调到行署运粮，在黄家沟粮站（魏家滩南)当会计四十天。站长方龙廷（红军），副站长站长张宗林。粮食（主要是小米、豆类），从岢岚经溫泉（岢岚属）、黄家沟（兴县属）到黄河边燕和寺三个粮站，然后从黄河船运到石甲峁（神府县盘塘附近）粮库，解决晋绥党政军机关和部队人员的吃饭问题。

1944年春天，晋绥分局决定调我到行署财政处给黎化南当秘书。当时行署主任武新宇，财政处长白如冰要调延安工作，财政处由黎化南负责，为了方便工作，组织上决定给黎化南配个秘书，以解决他没有文化的困难。在兴县时财政处几次搬家，往返于河西河东，盘塘、赵家川口、张家圪垛、兴县县城几个地方都住过。财政处下有粮食局（局长刘运生）、督察处（处长汤平），后来黎化南还兼职晋绥贸易总公司、西北农民银行总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总经理兼行长。

刘一中叔叔带着我们去看望他的老战友、晋绥抗日老前辈张金翼叔叔（前排左1）。

1945年日本投降，晋绥成立野战军，贺龙兼司令，黎化南任供给部长。10月，黎化南带我们一行：谭云阶（财政处审计科长）、周镜石（粮食局科长）、张德胜（军区调查局科长）、我及警卫员牛林峰、饲养员王振清等九人，从兴县出发，经岢岚、左云到绥远厂汉营、凉城附近，找到了部队。经过凉城、卓资山、集宁等战斗后，晋绥野战军部队负责打包头，晋察冀野战军（聂荣臻率领）打归绥（呼和浩特），晋绥供给部住归绥东陶卜齐车站附近榆林村，晋察冀司令部住三道沟，距我们二十来公里，我曾到三道沟找耿飙参谋长联络，并索要几份当地军事地图。绥包战役我军失利，冬天我们住丰镇。当时黎化南除晋绥野战军供给部部长职务外，还有晋绥行署驻丰镇办事处主任、绥远省财政厅长（准备接收绥远省后的职务）职务，三块招牌。

1946年2月6日和郭彩枫在左云结婚。七月撤出集宁、撤围大同，九月撤出丰镇，我们随部队经左云、吴家窑、阳高，到柴沟堡附近。晋绥部队原准备进到张家口以北地区，保卫张家口。但在我军还未到达之前，傅作义部队已于十月十一日从张北突击占领张家口。

张宗逊在集宁战役，被国民党飞机轰炸，连马都炸死，行李丢了。到丰镇后，叫被服厂又重新给他做了被褥。从张家口地区撤出后，我们经阳高、浑源、应县外围、宁武、原平进入忻州地区。新组建五旅，贺炳炎任旅长，我们参加组建五旅供给部工作。将近年底，史可全来任五旅供给部长，黎化南和我们一行将工作交给史可全后，经原平、宁武、五寨、岢岚返回兴县，在二十里铺休整一个月。

1947年初，魏凤呜接我的秘书工作，我调贸易总公司参加算帐组，清算牛荫冠总经理（兼行长）的帐目。算帐组成员：谭云阶、贾焕庭、傅泽浩、左琦、黄伊基、胡伯森和我。查了半年，没有发现问题。算帐组结束后，约五、六月份，我又随赵方（晋绥公安总局科长）到方山参加清查经济反革命工作，过些时又去柳林搞清查，是李甫山（住碛口）负责。所谓清查经济反革命，也叫整奸商，实际上只抓了一些走私犯毒案件，主要是整了一些部队生产人员和商人，搞了逼供信，制造了一些冤案，打击了工商业。年底从柳林回到兴县，在贸易总公司担任研究员。

1948年3月23日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由吴堡村口渡黄河，离开陕北进入山西临县。4月1日，毛主席到兴县发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当时我们在北坡参加会议，每晚和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在露天剧场看戏。

6月随王磊（贸易总公司副经理）坐汽车（装一车西北农民币）由兴县经离石、隰县到达临汾，开展工作。8月余光、申之江、魏志坦等我们一行二十余人又经洪洞、灵石、介休、汾阳、离石返回兴县。总公司一分为二，分为晋西北（兴县）、晋西南（临汾）两个总公司。我留在兴县。晋西北总公司组成：杨钟兰（老红军）任总经理，石砚之任副总经理，干部科长王廷弼，营业科长成启太，副科长张寿山。我任商情科长兼管办公室工作，这期间，我们编完了晋西北根据地抗战期间至解放战争的物价指数表。

1949年3月奉西北局电令，调我到第一野战军后勤部工作。从此又回到部队工作，直到离休。

我这辈子，14岁入党，平平常常很平凡，没有很突出的事，大部分时间都是搞机关工作、当秘书。但我经受了考验。

1、生活考验

战争年代，饥一顿饱一顿，没有菜，有时有点酸菜。父亲当小学教员有点工资，比贫苦农家好一点，但也很穷。平时都吃杂粮，过年才吃一点白面。在兴县吃黑豆，有一股烟熏味，是被日本人放火熏的，很难吃。

2、疾病考验

战争年代，地方干部参加工作，就穿着从家里出来的时的一身衣服。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生病。临县当时只有一个区是共产党的政权，区长是杨万选、书记郭锡兰都长疥疮了，传染了我。没有药，很痛苦，就回到三交家用土办法--毒药熏了几个小时，全身脱了一层皮才好的。我得伤寒时，几个月都不好，住在老乡家。那时病号一天一斤小米票，可换2斤黄豆，1斤黄豆换2斤豆腐。我就换豆腐吃。每天少吃一顿饭，节约了好几个月的伙食费，才凑够买硫磺的钱，治好了伤寒。

我这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能上前线亲手杀鬼子。

注：

1、三叔刘绍南（1908-2001），1926年入党，1931年被捕入狱，1936年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7年到庆阳参加红军，1938年回山西任平遥县工委书记、牺盟会特派员，1940年起历任任太岳区工商局秘书科长、贸易部长。太岳行署建设处秘书、太岳区士敏县县长、太岳行署民政干部科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干部科长。解放战争随陈赓、谢富治大军挺进豫西，任栾川县长，解放后任陕州专员，省供销社监察组副组长，享受正省级医疗待遇。

2、王森（1906--2008）原名郭生，山西省临县人。1924年考入山西汾阳铭义中学。期内改名为郭维秀。1925年“五卅”运动中参加革命，开展学生运动。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1927年 7月，大革命失败后，担任中共汾阳县委书记。同年12月被捕。1930年出狱后，历任中共山西省特委特派员，组建绥远省临河县委任书记，组建宁夏省特支任书记。1936年，调任平津地区地下抗日小组组长。1945年回延安汇报工作后再次派往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贸部对外贸易司亚欧处处、。外贸部中国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丹麦王国大使、中国科学院“651设计院”任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1990离休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采访时间：2017年5月20日

采访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采访人：段晓飞杜秀文田小明

本站编辑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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