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上）

发布日期：2016-07-03 11:17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穆欣

---关向应同志革命事迹

穆欣

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关向应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关向应同志是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的缔造者之一，贺龙同志的亲密战友，八路军一二O师政治委员，1946年7月21日在延安病逝。三十多年前，当他逝世的消息传到晋绥前线的时候，宛如一个晴天霹雳，农民倚锄而叹，战士持枪默哀，广大军民处于极大的悲痛和怀念之中。

关向应同志逝世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挽词中写道：“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正是关向应同志毕生经历的光辉写照。他是一个伟大的不知疲倦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具有无限忠诚。人们提起关向应同志的时候，无不赞美他纯洁无瑕的党性，坚定不移的阶级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深刻领会毛泽东军事思想，坚决执行正确的建军路线，为创建、发展和壮大我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作出了贡献。向应同志终生献身党和人民的事业，真正做到了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着被蹂躏的祖国获得彻底解放，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翻身做主人，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备历艰辛，在敌人法庭上坚贞不屈卫护真理，在雪山草地中率领同志们战胜饥寒和死亡的威逼，在民族解放战场上出生入死，直至积劳成疾。他顽强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临终还念念不忘未竟的事业，对于祖国的未来充满着坚定的信念：“相信我们的党和中国革命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的。”笔者曾于1940年秋天，在兴县初次会见关向应同志。他个子不高，瘦瘦的，静穆严肃的仪容，上唇一口很美的黑髭，举止庄重，淳朴大方，这便是开头留下来的深刻印象。尤其那双深沉而犀利的眼睛，看人常是从头到脚目不转睛，非常严肃；但严肃中包含着崇高的阶级情谊，使人感到诚挚可亲，永久不能忘怀。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转战南北，毕生战斗，为革命建立的功绩，极其深刻地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经常引起人们无比亲切的回忆。

（一）在民族忧患中成长

关向应同志原名致祥，满族人，满族姓瓜尔佳氏。他在1902年生于辽宁金县。家境贫寒，父亲是织布匠，终年劳动，不得温饱。他的家乡位于辽东半岛。由于这里战略地位重要，许久以来就是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垂涎、争夺的地方。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沙俄以后，便霸占了关东州，辽东半岛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关向应幼年曾在大连日华兴业株式会社（建筑业）、《泰东日报》馆做过杂役工，饱受日本老板的剥削折磨，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当时他曾说过：“非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走不可。”那个时候，他开始与革命者接触，读过一些进步书报。

1924年2月，在大连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大连的第一个共青团员。随后，他就辞别家人，远离故乡，到上海去参加革命斗争。到上海后，他在闸北市民协会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在上海写给叔叔关玉和、关成顺的一封信中，曾经表示自己参加革命的决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本其义，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涂炭，牺牲家庭，拚死力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反抗，此侄春回新抱，亦侄之唯一之人生观。”从此他就踏上革命的征途，毕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24年，关向应同志到上海不久，党就派他前往苏联求学。1925年1月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后回国，在上海沪东共青团部委工作。1926年到山东共青团省委工作。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去汉口工作过一段时间，即去中共河南省委工作，后又返回上海，任职于共青团中央组织部。1928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

1930年以后，参加中共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1931年在上海工联工作。“九·一八”的炮声传到上海，他的家乡又被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侵占，更加激发了他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激励他的革命热情。他于1931年在上海被捕，曾经遭受敌人的酷刑拷打。他在敌人的法庭上，牢狱中，坚贞不屈，始终保持了崇高的革命气节，表现了无产阶级战士的高尚品质和坚定立场，没有泄露组织的秘密，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暴露。党在上海营救他出狱的时候，有过一段有趣的插曲。

关向应同志被捕以后，上海的中央特委责成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陈赓同志设法营救。向应同志被捕的时候，被敌人抄去了一大箱子文件。因为这批文件关系重大，陈赓同志营救他，就先从这批文件入手。一方面，我们需要设法把其中的重要文件抢出来，才能避免泄露党的重要机密，使党少受损害；另一方面，只要能把其中的重要文件搞走，使敌人无法判断关向应同志的身份，就更容易把他营救出来。陈赓同志通过隐蔽在敌人内部的反间谍关系，知道英国巡捕房正在为这一批文件发愁，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实现抢救文件、进而营救关向应同志这个计划的有利条件。当时巡捕房的英国人看见那么多的文件和材料，自己挑不出来哪些是重要的，天天围着文件箱子转，深感难办。而在我们这一方面，这个时候也正为这批文件被抄去感到紧张。陈赓同志就找当时上海重要的反间谍关系杨登瀛（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驻上海的“中央特派员”)，要他到巡捕房去想办法。杨登瀛就到英国巡捕房去。他从那里回来说，国民党想要把这一批文件全部弄走，英国巡捕房不同意，正在据理争辩。英国人说，这个案子本是租界破的，不愿意把文件交给国民党。陈赓同志要杨登瀛去找英国巡捕房政治部的西探长兰普逊（Lampson )，告诉他这一批文件很重要，同时表示愿意帮助巡捕房来鉴别这些文件。兰普逊正想从中挑出重要文件，据为己有，就对杨登瀛说：那就交给你来鉴别吧！杨登瀛说自己事情忙，没有工夫，但是表示可以另想办法。陈赓同志根据中央指示，派了在中央特科情报科工作的刘鼎同志前去“鉴别”。中央交代说，要把所有手抄、复写的文件拿出来，其他的可以不管。这样，杨登瀛就把刘鼎同志作为他的“专家”介绍给英国巡捕房，并把他带到存放文件的房间。刘鼎同志在这里仔细地检查了全部文件，把其中的复写文件抽出来藏在身上，临走的时候手里拿了几张油印文件，对巡捕房的人说：“我带回去看看！”

后来，陈赓同志就叫杨登瀛告诉兰普逊：被捕者是一位学者，从他家里抄出来的这些文件，都是学术研究资料。结果，就把敌人敷衍过去了。敌人认为关向应同志不是“要犯”，不予重视，对他判决较轻。随后，党就进一步设法把他营救出来了。

（二）“创业艰难百战多”

关向应同志于1931年底出狱后，党派他到湘鄂西红色区域工作。1938年1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①政治委员，与贺龙同志一起，对红三军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起了重大的作用。

湘鄂区红色区域，是贺龙同志领导开创的革命根据地。1927年南昌起义的时候，贺龙同志率部参加起义，并任起义总指挥。南昌起义后，党派贺龙同志回湘西老家发动武装斗争。1928年春，他和周逸群、卢冬生同志等七个人，赤手空拳，回到湘西桑植。他们以井冈山的斗争为榜样，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武装斗争。虽也几经起落，但在1930年夏天，就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建立了以洪湖为中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红二军团由贺龙同志任总指挥，周逸群同志任政治委员。部队很快扩大到两万多人，工农革命政权也有了很大发展，红色根据地的范围扩展到十七个县。这个根据地同中央红色区域、鄂豫皖地区、湘鄂赣红区，构成了对江西、湖南、湖北等省敌占中心城市的战略包围，促进了全国的革命运动。

正当红二军团壮大发展，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的时候，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再一次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1930年9月，为了贯彻其攻打中心城市的决议，从中央机关派来代表。这个李立三等人派来的中央代表于9月12日到洪湖，20日就召开前委会，强令红二军团离开鄂西根据地，配合攻打长沙，尔后夺取武汉。贺龙、周逸群等同志对错误路线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中央代表拒不接受正确意见，改组了红二军团的领导，撤了周逸群同志军团政委的职务，由他自己担任军团政委和前委书记。结果，使红军和根据地都遭受重大损失，给湘鄂西的革命事业带来很多恶果。但由于周逸群同志和贺龙同志及广大干部向“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斗争，坚持了正确的意见和作法，因而弥补了错误路线造成的损失，到后来不管是红军还是根据地，都有发展。1931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全党。这年3月，王明派出的“钦差大臣”来到了鄂西，组成湘鄂西中央分局，独揽军政大权。他们全盘否定湘鄂西红色区域长期创造的成绩，把一贯执行正确路线的周逸群同志②排斥于领导集团之外，又撤销了他湘鄂西联县主席的职务。周逸群同志率领一批地方工作干部和军队，到洞庭湖滨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这年5月间在湖南岳阳贾家凉亭附近遭敌伏击，不幸壮烈牺牲。王明路线的破坏，又使红二军团遭受了很大损失。这时，中央代表令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

关向应同志于1932年1月来到湘鄂西根据地，曾任军委分会主席，中央分局委员，红三军政治委员，与贺龙同志一起率领红三军的主力部队同敌人转战沙场，经常和数倍、十数倍以至数十倍的敌人苦战。1932年1月到3月间，红三军连续歼灭敌人两个旅、两个团零三个营，生俘敌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张联华、敌第四八师第一四四旅旅长韩昌峻以下七千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改善了自己的装备，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发展到三万人以上。根据地也扩大了一倍。

1932年春天至1934年秋天，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破坏，红三军不得不离开洪湖根据地，转战到豫鄂川陕边区。红三军撤离洪湖后，经豫西伏牛山进陕南，渡汉水，越大巴山入川，南渡长江抵湘鄂边界，艰苦转战七千里，部队也由一万四、五千人减员到九千余人。在此期间，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坚定地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一边，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特别是对他们推行的肃反扩大化进行了抵制，保护了大批革命干部。以贺、关为核心，紧紧团结广大红军和游击队，继续进行艰苦的革命斗争。

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执行者，在红军中搞肃反扩大化，对革命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践踏党的组织原则，把一切因为“左”倾冒险主义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满、批评、反抗的同志，不分情况，不问是非，一律戴上各种帽子，进行残酷斗争，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他们把内部是非之争，路线、策略之争，当作敌我问题来处理。他们大搞逼供信，乱抓所谓“改组派”，杀掉了许多红军干部。红六军的创始者之一、敌军闻风丧胆的军长段德昌同志③，从大革命时期就跟随贺龙同志闹革命的师长王炳南同志，以及许多在革命斗争中立下功绩的干部，都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执行者背着贺、关杀害了。贺龙、关向应同志对此表示了极大愤慨，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执行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3年春，部队转到鹤峰地区的时候，那些“左”倾分子又提出要解散党和团的组织。贺龙同志火了：“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才加入。红军是党领导的，怎么能把党解散呢？”可是他们一意孤行，硬是解散了红军中的党组织，结果全军只剩下了四个党员：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和夏曦。军队的政治机关和工农民主政权也被强令取消。部队搞成这样，当然无法进行战斗。春末夏初，一直在桑植、鹤峰地区坚持斗争的贺民英部，在鹤峰县洞长湾被敌人包围。经过激烈的战斗，贺龙同志的两个姐姐--贺民英和五姐壮烈牺牲，两个外甥负伤，一个外甥被俘。

这年秋天，经过关向应和贺龙同志的坚决斗争，才开始在红军中恢复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关向应同志不分昼夜地在各连队中进行政治动员，细心地向战士们解释党中央的政策，并亲自主持重新登记党员，组织党的支部、小组等一系列工作。还立即成立了政治部，着手重建部队中的政治工作，逐渐在部队中设立了团政治委员和连指导员。

在根据地的问题上，“左”倾分子自撤出洪湖后，先曾准备放弃湘鄂西到川陕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又拒不进行发展和巩固湘鄂边根据地的工作。致使湘鄂边根据地尽失，红三军再次失去依托，流动游击于鄂川边界一带。对此，关向应与贺龙同志对他们进行过多次斗争。贺龙同志形象地说：“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一支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并且提出首先建立若干个工作基点，然后由点到面逐步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主张。1933年7月24日，中央分局在烧巴岩召开会议，通过了这一决议。贺、关率领红三军经过艰苦的努力，先后在湘鄂川边境各县建立了相当数量的地方武装，根据地也有所恢复与发展。但因“左”倾分子并不认真执行这个决议，以至原定的发展与巩固根据地的计划未能实现。因此红军只得继续在湘鄂川黔边境地区游击。到1933年底，红三军已锐减到只有三千余人。

1934年6月，中央分局在贵州的枫香溪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在“左”倾冒险主义到处碰壁，和以贺龙、关向应同志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坚持斗争的情下， “左”倾分子不得不同意对某些实际工作作一些改变。会议确认恢复红军中的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发展黔东根据地。决定建立黔东革命委员会（包括印江、德江、沿河、松桃等部分地区）和几个县的工农民主政权，随后又建立了部分地方独立团和游击队。关向应同志任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这年经过两、三个月的斗争，创建了纵横两百余里的黔东根据地。这样，红三军才度过了建军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1934年10月25日，红三军和任弼时同志率领西征的红六军团，在贵州省松桃县木黄胜利会师。红六军团为了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由中央代表任弼时同志、军团长萧克同志、政治委员王震同志率领，从湘赣根据地远道而来，沿途与阻挠的敌人打了不少仗。任弼时同志打了一个电报，向中央请示行动。中央命令红六军团就地休息。但是就在会师那天下午，敌人跟在红六军团后边已经扑上来。10月26日，在贵州和四川交界的南腰界镇子南面的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大会。会上、任弼时同志宣读了党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和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名称的决定。贺龙同志任军团长，中央代表任弼时同志任政治委员，原红三军政治委员关向应同患改为二军团副政治委员。中央还决定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同志统一指挥二、六军团。在这次会师大会上贺龙同志风趣地说：“我知道，到了根据地，六军团的同志想休息，可没有想到吧？我们的根据地是在脚底板上，今天刚休息，明天就出发。”

会师后，红军的力量增强了。遵照中央电令，成立了两军团总指挥部（后又成立党的军委分会），建立了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同志为核心的领导机关，统一指挥两个军团的行动。军委分会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纠正了“左”倾冒脸主义的错误，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接连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在根据地建立了民主政权，实行了土地改革，建立了以永顺、桑植、大庸为中心的湘鄂川黔边区，1934年11月底，成立了湘鄂川黔省委、军区和革命委员会，开始了湘鄂川黔红色区域发展的新阶段。1935年1月27日，在大庸丁家溶召开的湘鄂川黔省委会议上，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对“左”倾分子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进一步纠正了“左”倾分子在根据地肃反、建军和建党等方面的错误，各级党组织和政治工作机构得到了健全，红军指战员的革命热情得到进一步发扬。

1935年2月，蒋介石命令两湖军阀六路围攻我军。2月1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军委及时来电指示：要利用湘鄂两省敌人相互间的矛盾，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将敌人各个击破。电报还指示成立以贺龙同志为主席，以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同志为委员的湘鄂川黔军委分会。军委分会坚决遵循遵义会议确定的军事路线，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根据当地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确定了粉碎敌人围攻的作战方针。我军首先在永顺县龙家寨猛击湖南军阀陈渠珍师三个旅，歼其大部；随后又在桑植县的陈家河，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全歼陈耀汉纵队的一个旅；接着跟踪追击，又在桃子溪再歼敌一个旅和一个师部；收复桑植县城和广大地区，并且乘胜东出敌后慈利一带，逼得敌人纷纷后撤。我军乘胜大踏步转向湖北，包围宣恩，诱敌来援，在中堡地区歼援敌一个旅和一个师部，生俘其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在板栗园设伏，全歼敌第八五师，击毙其师长谢彬；又在芭蕉托，击溃敌陶广纵队十个团，直接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这个时候，二、六军团趁着打破敌人“围剿”的声威，又大举东进，进占津市、澧州、临澧、石门等城市和广大地区，逼近常德，得到大量人员和物资补充。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奉命北上抗日。部队由桑植出发，经过大庸，神速而英勇地突破澧水、沅江两道封锁线，直捣湘中，袭占新化、锡矿山、辰溪、溆浦等城镇，开始了万里长征。长征途中，关向应和贺龙、任弼时等同志一起，坚决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对张国焘分裂中央的罪恶行动作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4月，窃取红军总政委职务的张国焘，电令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会合，图谋把这两个军团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而且别有用心地要两个军团分作两路先后向甘孜前进，妄图离间和分化二、六军团。7月，按照中央电令，二、六军团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在到达西康省的甘孜，与英勇善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弄清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和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当时被张国焘劫持的朱德同志，十分高兴地对贺龙同志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关向应和贺龙同志坚定地站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一边，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阴谋。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同志坚决维护中央正确路线，加上徐向前同志指挥的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纷纷要求北上与中央会合，张国焘的分裂阴谋遭到失败，被迫取消了伪中央，勉强同意两个方面军一起北上，使具有伟大意义的三个方面军的会师得以实现。

红军三大主力于1936年10月22日在甘肃会宁的将合堡胜利会师的时候，贺龙、关向应与红二方面军其他领导同志致电中央，表示坚决服从中央统一领导。电文中说：“三个方面军在军事上能得到统一集中领导之正确决定，…… 党内统一团结自可随之解决。这是党与中国革命事业最可喜幸之条件。”当时，党中央派邓小平同志等前来红二方面军慰问，并传达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和毛泽东同志《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贺龙同志兴奋地说：“好了，从此我们就可以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之下了！”表达了他和全军对于毛泽东同志的崇敬的心情。1936年冬，关向应同志任二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关向应同志担任八路军第一二0师政治委员，与贺龙师长一起率领部队创建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1940年，他担任晋绥军区政治委员。1942年8月，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二十多年中，他在党领导下坚持革命斗争，率领革命部队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维护党的团结，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①1930年7月，组成的红二军团于1931年3月根据当时派在这个部队的中央代表的命令，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1934年10月，红六军团来到贵州印江县与红三军会师后，根据中央指示，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

②周逸群（1896--1931），贵州铜仁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1926年后，历任北伐军左翼军宣传队队长，第一师政治训练所所长，独立十五师政治部主任，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二十军第三师师长。1928年后与贺龙一起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创建工农武装，历任中共湘西北特委书记、鄂西特委书记、湘鄂西特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和第二军团政治委员，湘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

③段德昌（1905--1933），湖南南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任师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家乡参加领导农民起义。1928年任湘鄂西游击总队参谋长，独立第一师师长。1930年以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参谋长兼第一纵队司令、军长、政治委员、红三军第九师师长、中共湘鄂西省委委员和军委分会主席团委员等职。1933年3月在湖北鹤峰金果坪牺牲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屠刀下。（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一期）

本文作者：穆欣（1920-2010），原名杜蓬莱，河南扶沟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创办了《战斗报》，1940年参与创办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后称《晋绥日报》），任通讯采访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教研室主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外文发行出版局副局长兼人民画报社社长、总编辑。著有《拔剑长歌一世雄——《续范亭生平》、《南线巡回》、《邹韬奋》、《关向应传略》、《陈赓大将》、《穆欣通讯选》、《王震传》、《述学谭往-—追忆在光明日报十年》、《劫后长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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