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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中)
发布日期:2016-07-03 11:37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穆欣
---缅怀关向应烈士
穆欣
(三)纯朴求实的风格
关向应和贺龙同志都是长征到陕北后才见到毛泽东同志的,但当他们独当一面在湘鄂西红色区域、红二军团工作的时候,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体现者。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就是贺龙和周逸群同志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以毛泽东同志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关向应和贺龙同志,一向对毛泽东同志很崇敬。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冒险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新领导,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这年2月,二、六军团接到了遵义会议决议和中央有关组织问题的电文,得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贺龙和关向应同志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指挥。贺龙同志非常激动地说:“我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同志,但从我本身的经验教训中,从读到他写的文章中,深知他是我们的正确领导者。”此后,在长征途中反对张国焘的右倾逃跑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在抗日战争初期反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关向应同志总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光明正大,忠心耿耿地站在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作出了重要贡献。
许多同志回忆说,早在洪湖时代,向应同志就是遇事从实际出发,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事物。他在那个时候的思想与作风,大都与毛泽东同志历来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实事求是的作风相符合,“字面上虽不尽同,原则上是一致的。”1931年冬,当他初到洪湖根据地的时候,根据地在强大敌人疯狂“围剿”下,遭到极其残酷的破坏,向应同志提出扩大红区,恢复生产,曾经转变了当时相当困难的局面。在执行土地改革的政策中,他主张集中打击农民最痛恨的大地主和恶霸,加以正确地执行了我党对付地主武装与土匪的政策,大大分化和削弱了敌人的阵营。有的同志说:早在1935年,向应同志就曾经指出,干部政策中改造思想是基本问题。在党的两条路线斗争中,他以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维护党的正确路线,即使受到错误路线的排挤、打击,仍然对党忠心耿耿,坚定不移,一心只念着党和人民,至于个人的荣辱得失是在所不计的。当他病情垂危的时候,在遗嘱中写道:“切望全党同志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奋勇前进!”
在工作中,关向应同志既敏锐又谨慎,既果断又细心。他对任何事情都经过深思,然后给以恰当的估价,绝不做夸大武断的论断。并且经常教育同志们遇事要作分析,要从实际出发,不要从书本出发。
他在作风上是认真负责,精密细致的。无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红二军团,或者是抗日战争时期在第一二0师,他都很少坐在家里,总是经常深入部队,到各旅、团去检查工作,教育干部。而且总是一直下到连队,和广大战士保持了亲密的接触,从那儿了解具体情况。1938年第一二0师主力东进的时候,他留一个排布置工作,连党和部队的关系,住房等具体问题,都亲自指示,一丝不苟。他对下属的指示,都是及时而具体的。有一次,我军在杨方口打了胜仗,他和贺龙同志联名给前方连拍两个电报说:你们打了胜仗,敌人要报复,切忌骄傲,防敌袭击。果然敌人立即增援报复。因为部队已经有了准备,就避免了可能有的损失。 关向应同志每到一个地方,绝不“下车伊始”就轻易发表意见,总是先作调查研究,然后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方针和具体办法。他在传达党的文件、党的会议精神的时候,完全打破那种照抄照搬的方法,而是针对客观实际,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1938年党的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以后,他到晋西北来传达。在晋西北区党委召开的会议上,先让大家报告工作情况,研究好坏典型,找出关键所在,然后才以六中全会决议精神,联系当地实际,解决晋绥工作问题。他和干部谈问题的时候,大多也都采用这样的方式。正如一些同志回忆时候说的:“这在当时是很新鲜的。”
1937年7月11日,在红军行将改编为八路军前夕曾和向应同志长期在一起工作的朱瑞④同志调离红二方面军的时候,临别赠送给向应同志一张照片。他在照片背面写道:关:你对党的崇高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观念,与你的政治领导的坚毅、持重、精干的风度,象健全的血脉与神经一样,通过表现在你全部的领导、意识、工作与生活的整体里!我在二方面军的工作有成效和假使还没有严重的过恶(错)的话,你的领导、匡救与指示与(具)有决定意义!别了,你这多年的沉默的然而是幽默的战友,我问一问:我们还有第四次在一起工作的可能否?” 这一段出自肺腑的令人深受感动的题词,洋溢着两位亲密战友的依依惜别之情,表现了他们之间真挚的战斗友谊,同时也是对关向应同志纯洁的党性和高尚品德的十分恰切的评价。
(四)文艺工作者的良师
关向应同志不但精通党的政治理论和军事思想,而且熟知党的文艺方针,有精湛的文艺修养,十分关心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文艺工作,关怀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晋绥解放区开创初期,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和关怀。1940年5月4日,在兴县召开的晋西北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向应同志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向到会人员作了以《敌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问题》为题的报告,精辟地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敌后的建设问题,对于开辟这一地区的文化工作,给予非常重要的启示。以后,战斗剧社和七月剧社在临县苗坪开的戏剧座谈会上,发生新旧形式问题的争论,双方的意见都有偏差。向应同志主动前去参加会议,折取大家的意见,在会上讲了他的看法,从理论上和具体工作上解决了同志们争论的问题。
他对一二0师政治部的战斗剧社,经常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1939年,他就指示这个剧社的同志,在创作上应该坚持和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原则。他还经常到宿舍里跟大家聊天,问搞创作的同志在写什么?怎样写?并为他们解决具体的困难。就是路上遇见剧社的同志,总要热情地问寒问暖。剧社每次演出新剧,他都亲到后台同演员们研究问题。他以自己的丰富阅历,除对演出中的一般问题提出真知灼见,对于某人某句台词或某个动作,都给予细心缜密的指点。他的态度谦虚,使人一点都不觉得是在提意见,这就使人易于接受,并且在行动中改正,乐于同他接近。
他对到部队工作的作家艺术家,也都非常关切。1938年11月间,有一些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工作与学习的文艺工作者,随同贺龙师长到了晋西北前方,以后又随一二0师挺进冀中地区。向应同志鼓励他们深入前线,鼓励他们长期留在部队工作。他很关切地说:“战争,你们是应该去看看啊!战争是什么,战争是明明知道那里是死,然而却要向那里冲过去。”他们在前方工作了一段时间,鲁艺文学系的同志提出回延安的要求。有些同志提出批评说:要求回延安就等于怕艰苦。虽然“实质上就是这样”,但在当时他们还不能够,或者还不愿意认识得这样尖锐。“却借艺术之名和他们(批评者)抗争。却说,写作品要经过时间的沉淀,不能就在前方写。却说,作文艺工作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一直在前方,准备将来写长篇,一种是到前方来了又回到后方去写。”只是“忽略了另外一个更大的事实,抗日战争的前方需要文化干部在那里作宣传工作。而且,既然承认有两种文艺工作方式,为什么却一定要坚持后一种呢?”这次争论的结果如何?过了将近10年以后,当时在场的何其芳同志于1946年,在讲了前述争论过程以后写道:“这个争论后来关向应同志给我们解决了。愿意留在前方工作的他们欢迎,实在不愿意留的就送回延安。现在想来,他这是一种正确的革命的等待。等待将来有更多的经历来教育我们认识自己的错误。果然,后来经过延安的整风运动,我们能够明确地客观地清算这段个人的历史了。而且我痛切地感到,作为一个革命的军事家,革命的政治家,无不经过多次的残酷斗争,战场、监狱、负伤、毒刑,挫败了而又重来,出生入死,艰苦备尝,然后他所从事的事业才可能取得显著的发展与成就。而作为一个革命的创作家,加之又处在战争的时代,难道却可以没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经历多种的困难与危险,就能写出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作品吗?”
向应同志很喜爱字画。他在幼年时候就爱画水笔画,而且经过勤学苦练,能写一手清秀有力的毛笔字。在他病重的时候,不能读书读报。医生知道他喜爱画,曾经找些字画给他看,他常发表一些非常湛深的见解。1939年冬天,年轻的业余画家李少言同志调来一二0师司令部,给贺龙师长当秘书。他晓得李少言爱好木刻,就和同样喜爱文艺的贺龙师长经常鼓励李少言抽空搞创作。这位新来的秘书在他们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下,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利用战斗间隙和工作的余暇,连续刻成组画《一二0师在华北》大约一百幅。在这些木刻创作过程中,他和贺老总对其中的每一幅画,都仔细地观看并提过多次意见。向应同志基于对美术的爱好和对青年干部的关心,把新刻出的作品都拿去贴在自已房间的墙上。他比较喜欢组画中的一幅《露营》,曾对李少言说,这幅画较有意境:表现夜深人静,人马在行军与战斗之后的特点,能够使看画的人联想到的东西比较多一些。他还同李少言谈到民族遗产的问题,强调指出中国的新兴木刻,应当多接受一些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有一次在行军作战的空隙,他还特别领李少言到一个庙里看壁画,探讨民族绘画的特点。他说,中国画善于用很简练的形式表现丰富的内容,很讲究意境。……贺老总根据自己丰官的经验和对生活的了解,也常对李少言的作品提出精深的意见。有一次,他看到李少言的一幅骑马的画稿说:这个骑马的人,骑的不是地方,常言道,“马骑前背牛骑腰,驴骑屁股左右摇……”作画应当仔细观察,不能只凭自已的想象。他们两位的关心与指导,都对画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少言以后在创作中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与向应同志和贺龙同志当年的谆谆教诲分不开的。
正如大家所熟知的,向应同志幼年没有读过多少书,便出来做工,接着就参加了革命斗争,他的渊博的知识,都是在戎马倥偬的战场上,在敌人的牢狱内,在公务繁忙的间隙中挤时间学得的。他说,1931年被捕的时候,曾经在监狱里读过很多书。当时反动派禁读革命书报,只能设法找些古书来读。但是,这些阅读却使他得以提高关于我国古籍的素养。在他养病的几年中,又读了不少古书,读了许多旧诗词,还读了几遍《春秋》、《左传》。他读得多,记忆力很强。对于比较熟悉的《水浒》、《聊斋志异》和其他一些古书,能够背诵书中许多很有风趣而且富有政治意义的句子。
新书读的更多。不论什么时候,总是手不释卷。抗日战争时期,他珍藏着不少鲁迅著作和其他著名的文艺书籍,经常借出去流传在同志们手里。1941年,他在兴县对岸、黄河边上的彩林养病的时候,听说我有一本苏联小说--作家肖洛霍夫的著名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便让李少言同志给他拿去。为时不久,他就叫人把书送回,还写了一封信给我,大意说:这本精装的书,虽对躺着的病人很不适宜(因为重得象块砖头),但仍“看一会,放一会”地看完了。并且谦虚地说,这本书使他获益颇多。
每个同他交谈过的文艺工作者,都感到他对文艺的见地精湛。他对鲁迅作品的深刻分析,尤其令人折服。1938年,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后,许多同志准备回前方去,住在延安中央军委副官处等待出发。那个时候,向应同志整天阅读鲁迅的作品,爱不释手。他常津津有味地谈论鲁迅的笔法如何的犀利,有气魄。他佩服鲁迅敢于正视现实的勇气。他爱鲁迅的小说,更爱鲁迅的杂文。他常手持《阿 Q 正传》,一面分析当时鲁迅写作这篇小说的环境,一面引证书中的语句,说明鲁迅反映现实的深刻。他曾精辟地说:“人言鲁迅深刻,但不了解鲁迅的浑厚。其实,鲁迅对于人民的热爱,和对于统治者的憎恨,正是表现他的浑厚,如大海之不可测。”当时很多文艺工作者听到他的谈论,异常惊奇他那样的谙熟鲁迅的作品,敬佩他那敏锐精辟的见解。有人曾对邓小平同志说:“没有料到关政委竟然如此精通鲁迅。”小平同志笑着风趣地说:“大惊小怪作什么!人家早已有小鲁迅的诨号了。”
他也喜爱诗词。在延安养病的时候,一二0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曾经送去一部唐诗,他很喜欢。杜甫和陆游的诗,都是他常看的。他特别喜爱陆游那首著名的《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向应同志的家乡辽东半岛,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的卖国投降的“不抵抗主义”下断送我国东北的时候,金县是最早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对于陆游这首诗中所表达的爱国激情,他的感受自会特深。 他和续范亭同志有着深厚的友谊,也很喜爱续老的诗文。晚年同在延安养病,彼此关怀,经常相互慰问。续老在柳树店休养的时候,他曾写信去索要新作。续老把亲笔写的诗送来以后,他就让人贴在墙上,整天地看。当时任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副主任的武新宇同志写过一首短诗,题赠续老:“三晋名流多,宇独爱先生,不忌亦不求,永作座右铭。”给向应同志看到了,他曾指出:“续老的不忌不求,正由于他有所求。他所求的不是个人的荣誉得失,而是真理。”
向应同志逝世以后,笔者在他遗留的笔记本里面,曾经发现他用挺秀的笔迹所写的几行诗:
月光在征尘中暗淡,
马蹄下迸裂着火星。
越河溪水,
被踏碎的月影闪着银光,
电火送着马蹄,
消失在稀微的灯光中。
这是很富有诗意的句子,在他一生不知疲倦地埋头解决各种工作问题的间隙中,这也许是仅有留下来的诗句吧!(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一期)
④朱瑞(1905--1948),江苏宿迁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去苏联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1932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第五军和第五军团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1945年后负责延安炮兵学校工作。抗战胜利后率炮校到东北建立炮兵部队,任司令员。1948年秋参加辽沈战役,10月1日在解放义县的战斗中牺牲。
本文作者:穆欣(1920-2010),原名杜蓬莱,河南扶沟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创办了《战斗报》,1940年参与创办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后称《晋绥日报》),任通讯采访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教研室主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外文发行出版局副局长兼人民画报社社长、总编辑。著有《拔剑长歌一世雄——《续范亭生平》、《南线巡回》、《邹韬奋》、《关向应传略》、《陈赓大将》、《穆欣通讯选》、《王震传》、《述学谭往-—追忆在光明日报十年》、《劫后长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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