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下）

发布日期：2016-07-03 12:21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穆欣

---缅怀关向应烈士

穆欣

（五）顽强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关向应同志一生勤俭朴素，刻苦自励。他出生在贫寒家庭，从小过着贫困的生活。六、七岁起就参加家庭劳动，在家里帮助母亲推磨，到野外拣粪、拾柴草，稍长在农忙时还帮助父亲种地、拔草、积肥。幼年在家穿的衣服总是打了许多补钉，鞋子也是补了又补。就是学习用的白纸也很节俭，蝇头小楷正面写了反面写，小字写满不能再写了，还要一遍又一遍地在上面练习大楷。他在大连《泰东日报》做事的时候，主要是干些打水、扫地、擦桌子、送信送报、记帐或抄写书信等杂活。他在那里算是小职员，但他不愿住在职员宿舍，特地搬到大屋子里和工人同住，有空就到排字房去干活。他在上海做秘密工作的时候，当过做饭的大师傅，卖过报纸，忍饥受寒，把挣来的钱交给党，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他在共青团中央组织部担任负责工作，还要自己刻蜡板，印文件，一直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从无怨言。那个时候，他的生活十分俭朴，一年四季，足有八个月穿着一件旧夹袍，外罩一件蓝布大褂。以后他到武汉工作的时候，仍然备历艰苦，经常挨饿。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坐牢，受尽反动派的酷刑折磨，身体受到很大损伤。以后长期在战火纷飞的前线，整日奔波，劳瘁致病，仍然夜以继日地操劳，直到病情日益沉重，不能再拖的时候，才去休养。任弼时同志讲起他这种为革命奋不顾身的精神时说：“1940年，他初患肺病到延安的时候，如及时注意休养，或可治好。但他因关怀前方战事，坚决要求回晋西北工作，以致后来沉疴不起。”

情况就是这样。1940年他因病回到延安休养的时候，身体已经消瘦多了，常常咳嗽。他因关怀前方战事，住了没有几天，坚决要求回晋西北工作。在前方，有次连续开了四、五天会，会议日夜都在进行。他吐了血，肺病一天天加剧，消瘦得腿比平常人的胳膊还细。病得不能再拖，才又回到延安养病。

二十多年中，关向应同志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很大，在长期斗争中成为人民爱戴的群众领袖。但他却一直谦逊谨慎，虚怀若谷，把一切劳绩归劝于党和人民。他是党的中央委员，在干部和群众中的威望很高。但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对地方党都很尊重。在党小组内，他和普通党员一样服从组织，把私生活上的一些事情都告诉党。他这种从来不以特殊自居的精神，贯彻在一切细小处。据医务工作者说，在治病的时候，只要是医生说这东西吃不得，他就永远不吃，医生要他怎样他就怎样，能够严格遵守医生的嘱告。原来他的酒量很大，纸烟也抽得很多。但是，烟和酒对于他的病体异常有害，听到医生的劝告，他就马上全都戒绝了。这些看来象是平常小事，但是如果没有高度的纪律性，缺乏坚强的意志，是不容易办到的。

向应同志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部队的生活异常艰苦，每日天一亮就要行军作战。他虽然是红二军团的政治委员，但是他和战士一样，伙食吃得很坏，日常他只有一套替换衣服，满身都是补钉，脚上穿一双草鞋。他从不计较，无论是下雨刮风，夜晚宿营的时候，摊开一些柴草，盖一条破军毯就睡了。1935年在西康缝的一条被子，早就破烂不堪，直到1945年才换过。养病期间，凡是为他准备的一切东西，他总要注意是否浪费，哪怕是很少的一点添置，他都要亲自过问，如果不得到他的许可，人们不敢给他购置任何一件东西、中央给他的生活待遇，他总感到用费太大。他见不得浪费现象，经常教导人们，要记得生产每一粒米老百姓流的血汗，记得秘密党的艰苦生活，处处注意勤俭节约，消除一切浪费现象。

他和贺龙同志一样，具有无坚不摧、百折不挠的精神，宏伟的魄力和刚毅的意志，遇到任何紧急关头，都有坚定的信心和充分的把握，困难反而使他们更加振奋坚强。一起战斗过来的同志们都记得，洪湖时代，红二军团常和数倍以至数十倍于己的敌人苦战。部队被打散了，贺龙司令员骑上他的大红马，擎起红旗，便是部队集合的目标；加以关政委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便保证了工农红军的继续发展和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在长征途中，每天都要和追击的反动军队打仗，没有军用地图，只有一份旧时中学生用的中国分省地图拿来辨别方位。向应同志饱受折磨，消瘦得皮包着骨头，依然肩负艰巨的工作，不但从不气馁，反而显得更加愉快。横渡金沙江的时候，前有大江，后有追兵，空中又有反动派的飞机狂炸，形势万分危急。当时全军只找到三只小船，还被打坏了两只。但是，贺、关钢铁般的意志鼓舞着英勇无比的红色战士，几万人的队伍迅速飞渡金沙天险。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藏民吃的“酥油粘粑”，很多同志吃不得。向应同志首先学会吃，并且告诉同志们说：“如果你们不学会吃酥油粘粑，草地走不出去，会要命的。”草地行军期间，不光被反动派大汉族主义激怒了的藏民会来袭击，单是那怪戾的气候和生活，就足能把一个部队拖垮。那个时候，他今天跟着五师行军，明天又和六师一起前进，鼓励大家振奋精神，讲解少数民族政策，率领大家胜利完成长征。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关向应同志担任八路军一二0师政委，与贺龙师长率部挽回晋西北的危局，从而缔造了晋绥解放区；1938年，他又和贺师长率部挺进冀中，巩固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旌旗所指，捷报频飞。所以人们一提起贺、关，就感到有种巨大的力量可以依靠，立刻会增长无限的勇气和信心。

向应同志在病中，时时刻刻都注意使全党全军团结得象一个人。1944年4月24日，他曾因为病重写信向全党告别。他在信中写道：“我在此临死弥留之际，谨向党的领袖，谨向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谨向全党同志紧握告别之手，切望全党同志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奋斗前进，全党全军应该象一个人一样，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中央周围，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定要得到最后胜利的。”

（六）伟大的革命友谊

关向应同志在和贺龙同志相处的日子里和共同的战斗中亲密团结，彼此关怀，互相支持，成为全军的典范。从1931起，直到向应同志因患重病于1941年回延安休养以前，他们两个从来没分开过，都是在一起行军、作战，住的总是在一个房间。他们在长期并肩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有位同志回忆说：在工作上，“自内战到抗战期间，我们部队经厉过成千成百次战斗，从未见他们两位意见上有过分歧的地方。每次战役都指挥得很好，任何艰险的战斗都能获得胜利。”他们的关系好似兄弟骨肉，人们写信以及他们自己签名也就写作“贺关”。李井泉同志比喻锐：“贺关”是我们一面旗帜上的两个名字，正如我们党旗上的镰刀斧头一样。

向应同志纯粹的党性，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艰苦朴素的作风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深得贺龙同志的尊重和热爱。贺龙同志在一二0师的威信是很高的。但在谈到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作战能力的时候，他没有一次不强调政治委员关向应同志的作用。沙汀同志曾在1938年访问一二0师，以后写了一本记述贺龙同志革命事迹的书。过了许多年以后，贺龙同志还特地让一个亲属向他指出：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就是对关向应同志写得太少了。因为在掌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关向应同志对一二0师的作用是主要的。⑤

向应同志对于贺龙同志同样非常信服尊重，1936年，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记述了会见关向应同志的印象：“他留着整齐的小胡子，一边抽纸烟，一边告诉我关于贺龙的一切——虽然他不愿意费时间来讲他自己的事。”确是这样，每逢接待来访者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经历向来只字不提，总是满怀兴致地畅谈贺龙同志的斗争事迹。有一次，他曾谈到贺龙同志特有的乐观精神：“老贺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总说有办法，而且每当最艰苦危难的时候他最快乐。”另一次，当提到贺龙同志超乎常人的记忆力的时候，他亲切地说：“人们说，老贺的脑袋里有一张详细的地图，这是真的！”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同志在延安逝世。噩耗传到晋绥前线，贺龙同志刚在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完报告。在悲痛的气氛笼罩着整个会场的时候，只见他在院子里急速地来回踱着，神态无比哀痛，脸色变得阴暗，两道浓眉蹙了起来。以后又曾看见，在晋绥边区各界举行的关向应同念追悼会上，贺龙同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在贺龙同志作的悼词《哭向应》中写道：

一生中最真挚的战侣，你先我永逝了，辞去了你亲手抚养的部队，辞去了千百万人民，还辞去了你的难友——“云青”。

整整十五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难。洪瑚，湘鄂西，鄂豫川陕边，酷暑炎天，湘鄂边，湘鄂川黔，云贵川，甘陕，雪山草地，西安平原，踏晋绥，出河北，几万里长途征战，入死出生，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也不管在茅亭草舍，大厦高堂，我记不出何时不在一起，何战有所分离。而今，你我是永别了，翘首苍天，你是音容宛在，而我则寝不成眠。

你的革命的一生——出身于纯正的无产阶级，参加团参加党，直到成为团、党最后完备的一个领导人，你在牢狱中，战场上，艰苦备尝，顽强对敌，从没有计较过个人。你掌握着毛主席的思想与作风，高度的原则，诚挚的精神，严己宽人。

你死了，悲痛了千万人的心：我要把悲痛变成力量，我对你沉痛的纪念，就是永远以我的心血，实践你临床恳切深谈的遗言，革命完全胜利之日，就是你含笑九泉之时！

这是一种伟大的阶级友谊，强烈的真挚感情，是只有为人民事业共同奋斗的战友同志之间才能有的崇高感情，是人间任何其他形态的私人感情所不能比拟的。这种伟大友谊和真挚感情，正是革命先驱者为了共同理想和革命事业，“同生死、共患难”，在异常剧烈的革命斗争中亲密合作，在生死搏斗的战壕里并肩血战中凝成的崇高感情。这种感情是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因而是人间最伟大、最真挚、最深邃的感情。他们这种历史上所少见的，亲如兄弟骨肉的伟大革命友谊，将同他们毕生献身的革命事业一样，永远受到人民的崇仰和歌颂，受到人们的钦敬和仿效。众所周知，贺龙同志是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在对敌斗争中勇猛无比，他的威名曾使敌人闻之丧胆。在他毕生战斗经历中，对他怀有刻骨仇恨的国内外反动派，曾无数次地造谣说他“死了”，也企图用谣言把他渲染得使一般人恐惧。“无情未必真豪杰。” ⑥在敌人面前，他铁面无私，确是凛然不可冒犯的威严元帅：白色恐怖威胁不了他，高官厚禄引诱不了他，人间的任何艰难困苦全都压服不了他。在同志中间，他却又是感情洋溢，心肠炽热的群众领袖。对人民，对同志，怀有无比的热爱，有着火一样炽烈的热情。他对亲密战友关向应同志的逝世，怀着无比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首悼词字字句句都洋溢着深沉的哀思，表现出共产党人所特有的高贵的革命情怀。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向应同志把这种亲密团结的精神带给全部队。他的为人光明磊落，爱憎分明，要求严格，待人热情。对于干部的培养，他一贯是诲人不倦，耐心说服；干部有了问题，一次谈不通，再一次，再一次，直到你接受了真理，改正错误，这会使你一辈子都忘不掉。对任何干部，他都这样耐心细致地谆谆教导，尤其注意帮助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改造思想。他在病中还常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往住为个人利益而使思想纠缠不清。若是为革命着想，纷乱的思想当可澄清。”他在批评犯了错误的同志的时候，向来不戴大帽子。他在处理任何一项工作中，从未声色俱厉地跟人发过脾气。有时下边干部发脾气了，他也只是严肃指出：“你这样子是不对的呵！”依然平心静气，用真理说服对方，告诉你这事不是这样做的，要怎样改，直到你点头心服。1940年，他在兴县城关，遇见有些地方机关捆绑起农村的二流子乱戴帽子游街，就批评道：“你们不好好做工作，光游街就能改造了他们？”

他对自己处处严格要求，具有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下边出了毛病，他在严正批评以后，总要检查自己的责任，指出检查督促不够的地方。每当兄弟部队会合，他和贺龙同志都注意约束自己的部属，教育他们虚心学习兄弟部队的长处，发生问题时，则着重责罚本部同志。有次在晋绥北线，两个部队发生争执，贺龙同志知道了，便把双方部队的负责同志请来，亲自陪同他们观看京剧《将相和》。使双方部队的负责同志深受感动，争作自我批评，问题迎刃而解，这比严厉批评的效果更强。

洪湖时代，关向应几乎认识所有的干部战士。长征途中，他对指战员深切关怀，无微不至。当时他和红二方面军最后面的部队走在一起，不是在五师，就是跑到六师，象对亲生骨肉一样爱护战士。红军长征所经历的地区，大都人烟稀少，比较荒凉，粮食本来就少。向应同志带领的五师和六师是后卫，前面的队伍筹集粮食已感不足，轮到他们困难更大。很长时间，他和战士一起，只靠野菜充饥。有时总指挥部发给他些挂面，他就在小口袋里随身背着。一到师里，就拿出来给大家吃。一个人几天的粮食，一次就给大家吃光了。部队进入草地以后，粮食问题更加严重。五师六师的任务，原是堵截追击敌人。敌人不敢进草地，这时饥饿成了最大的敌人，有一天宿营的时候，部队全部绝粮。关向应夜晚集合部队，进行政治鼓动：“我们是工农的武装，同生死共患难的队伍。我们生在一堆，死在一起！”这些话使大家异常感动，全部低下了头。最后他说：“派出寻找牛羊的队伍，赶天明就会回来，可以设法调剂补充给养的。”讲完话，路过剧团训练班住的帐篷，看到一个年纪很小的演员饿得啼哭。他走过去，抚摸着孩子的头劝慰道：“哭什么呢？小鬼！饿肚子的同志多哩，大家都哭起来怎么办呢？”孩子告诉他：肚子饿痛了。他温和地说：“慢慢想办法，会有希望的，哭有什么用呢？”就在那天晚上，他把收集到的羊，赶紧送了八只给剧团训练班。以后，在行军中一遇见困难或听见有人哭泣的时候，那个红小鬼就学着他的口气说：“慢慢想办法，会有希望的，哭有什么用呢？”

越是艰难困苦的时候，他越注意部队生活，关心群众疾苦，与士兵同甘共苦。有些新战士没有鞋穿，他便向干部讲：“步兵靠脚，骑兵靠马”，随即发动老战士帮助打草鞋，总指挥部给他的马，他从来不骑，总是给伤病员骑。贺龙同志也是这样，总是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把自己的大衣送给哨兵穿。战士们激动地说：“贺老总的马是伤病员的马，贺老总的大衣是哨兵的大衣。”红军一路上风餐露宿，经常在狂风暴雨中野营。暴戾的气候，饥饿的折磨，严重摧残了大家的健康，损害了身体，部队减员很大。有些红军战士牺牲了，向应同志就拣起他们的枪，背在身上；红军战士只要有一口气，他总要想办法把他们带出草地。向应同志如此关心同志，体贴部属，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表现了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

这样，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无微不至的亲切关怀，使全军广大指战员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整个部队就成了一个和睦亲爱的大家庭，贺司令员和关政委就是全军衷心崇敬的好兄长。

（七）“永记心头，永世不忘”

关向应同志具有鲜明的群众观点，无时无刻不在谋划着群众的利益，时刻注意军民关系--部队的群众纪律，终常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部属。他对劳动人民的热爱，是同对剥削阶级的仇恨相联系的，是同他那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分不开的。

他的爱憎是分明的。提起那些置广大人民于地狱惨境的剥削者，他恨死了他们。抗战初期，晋西北的政治情况非常复杂。一二O师除了要和强大的敌人作战，又要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在争取山西军阀阎锡山、赵承绶抗日的同时，又须对他们的反动统治和投敌反共的阴谋坚决斗争。向应同志经常教育大家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警惕一切反动统治者的阴谋暗算。他经常讲：“对反动派，不要有任何幻想。”当赵承绶在晋西北力量还小，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乞求进步势力帮助他的时候，他就教诲同志们从骨子里看人，揭露了赵承绶反共反人民的本质：“那些家伙吃肥了翻脸就不认人！”果然不久，赵承绶等投降派便发动了晋西事变，欲陷广大抗日军民于血海；我们党因有思想准备，率领人民奋起自卫，终于把赵承绶辈赶出了晋西北。另一方面，他对一切被压迫者，则是由衷地同情；对于劳动人民，具有真挚的热爱。1927年冬天，一位同志当了县长。他遇见这位同志的时候，第一句话就问：“如今的政府是不是还象旧日的衙门？老百姓是否还是‘有理无钱莫进来’? ”又一次则问：“旧日农村的老百姓，对催粮要款的狗腿衙役是最怕，也最恨的，现在是否替老百姓除了这一大害？”

早在洪湖时代，他就经常教育部队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拿人民一针一线。每次部队临出发的时候，他都要亲自到连队去检查群众纪律，看看地扫干净了没有，借老乡的东西还清了没有，如有战士违犯了群众纪律，指挥员就要连带受处分。当时部队白天行军作战，。夜晚还要执行土地改革的政策，动员战士去发动群众，集中打击农民最痛恨的大地主和恶霸，把粮食分给农民。向应同志总是跟战士一起，发动农民进行斗争，帮助群众搬运分到手的粮食。

抗日战争期间也是这样，他很注意部队的群众纪律，干部战士对群众的态度。1940年，军区司令部驻在兴县李家湾。有一天，村民李成海去关政委住院一间房子里磨辣椒面，辣味一直冲出房子。院中哨兵被呛得难受，要求老乡把磨房门关上，老乡不干，两人争吵起来。向应同志听见，就对卫兵严肃地批评说：“你站在院子里，还怕呛，人家在房子里，不比你呛得厉害吗？你应当处处为群众着想，才是一个革命的好军人。”卫兵很惭愧的认错，又向老乡道歉。李成海深为感动地说：“国民党军队打人骂人，八路军和和气气。战士错了，首长还叫给咱赔礼。关政委真是个好人。”这年夏季反“扫荡”中，二十里铺战斗以前，部队在兴县城南奥家滩一带夜行军时踩坏了老乡的庄稼。关政委知道了，一面批评部队，同时派人调查后，拿钱赔偿农民的损失。战斗结束时，有个部队动员老乡的牛驮粮，给他碰见了，他便让老乡把粮食卸在司令部里，亲切地安慰老乡，请他们拉牛回去。然后把部队负责同志叫来，予以批评，并告诉他派部队自己背运粮食。另一次，司令部在兴县蔡家崖住的时候，他遇到一个部队干部，没有经过地方政府，自己直接动员担架，而且对群众的态度非常不好。他便让那个干部同他一起回到司令部，教育他注意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地方政府，并且写信给他所在部队的负责人，要他们继续进行教育。

部队行军每到一个地方，向应同志都督促部队抓紧和地方党政部门联系，搞好和地方的团结，并且派出干部调查社会情况。他也经常和群众坐在一起交谈，关心他们的疾苦，倾听他们的意见。因为他对群众谦虚和气，亲切关怀，群众全都把他当成亲人。驻地群众不分老少，都爱同他接近，喜欢对他讲心里话。每当战斗的间隙时间，常看到他在百忙中，还到田野里和老农谈话。

因此，听到关向应同志逝世的消息，无不感到深沉的哀痛。

1946年8月1日，晋绥边区各界隆重举行追悼关向应同志的群众大会。那天，一万六千多人冒着酷暑炎天，分由四乡奔向兴县城里的祭堂，在遗像前向敬爱的关向应同志告别。然后默默地结队退出，走向西关庄严肃穆的会场。以后公祭三日，前后赶来祭奠的军民达三万余人。一个个都给热泪模糊了眼睛，悲痛压抑着心胸，哀思萦绕在脑际。每日祭堂内外，哀乐凄惋，香烟缭绕；由早到夜，悲哀充溢全城，人群涌塞街道。

边区一级的所有机关，驻守兴县地区的所有部队，都是全体到场哀悼，岚县、神府等地，也都派来代表。大家铭感向应同志的抚育，景仰其伟大的人格，一致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保卫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坚决打击敢于进犯的敌人。

城乡群众许多都是全家来祭奠。水磨滩的康三孩，带着他的妻子和刚会走路的娃娃，一家三口携来祭礼。贺家圪台的郝卢新，和他妈妈、祖父--祖孙三代前来。1944年夏季反“扫荡”中，军区部队拯救了兴县二十里铺全村人民。六十五岁的孙老汉，是被敌人抓住正要杀害的时刻获救的。听到关政委病逝了，孙老汉流泪哀悼，两三天没睡觉，抱病前来悼念。冀中解放区博野县抗战军人家属刘风羽，途经此地，也赶到祭堂悼念。他说：“关政委也有功于我们冀中老百姓。没有一二0 师开到冀中，我们在日本人手里也活不成。”

许多群众虽未熟知向应同志的生平事迹，但都知道他是共产党的优秀领导者，是晋绥解放区的缔造者之一，对于他的病逝，都深感悲痛，纷纷送来挽联，表达对关向应同志的怀念。兴县城关水门街全体群众的挽联是：“永记心头，永世不忘。”边区各界对于关向应同志的隆重哀悼，表现出关向应同志的品德高尚、功勋卓著，共产党和人民间血肉相关的亲密联系。关向应同志二十余年来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革命业绩，深印在三万余与祭者的脑际，传播于边区五百万军民之间，将在劳动人民中间流传下去，永垂不朽！（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一期）

⑤（沙汀《沉痛的淖念》，见《记贺龙》（中国青年出版社）123页。）

⑥这是鲁迅《答客诮》首句。原诗是：“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于菟”。

本文作者：穆欣（1920-2010），原名杜蓬莱，河南扶沟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创办了《战斗报》，1940年参与创办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后称《晋绥日报》），任通讯采访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教研室主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外文发行出版局副局长兼人民画报社社长、总编辑。著有《拔剑长歌一世雄——《续范亭生平》、《南线巡回》、《邹韬奋》、《关向应传略》、《陈赓大将》、《穆欣通讯选》、《王震传》、《述学谭往-—追忆在光明日报十年》、《劫后长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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