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政委永远活在我心中

发布日期：2016-07-03 17:38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傅忠海

傅忠海

“我是湖北洪湖边上的人，关向应是辽宁大连人，是革命的大目标让我们走到了一起。创建红三军根据地，转战湘鄂川黔边，两万五千里长征，抗击日本侵略者……我跟随关政委共同经历了中国工农红军从幼稚走向成熟、从成熟走向壮大的光辉历程。我 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队伍里较多地从事政治工作。在关政委的帮助与教导下，我懂得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晓得了肩上的分量，逐渐理解了党的政策就是党的生命线的深刻含义，并自觉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加以运用。我的成长凝聚着关政委的心血，他的话语时时萦绕在我的耳边，鞭策着我克己奉公，勤政爱民。 1946年，我来到了关政委的家乡大连开展工作，运用关政委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搞地方武装，组建地方政权，开展地方工作，培养地方干部……记得我刚迈入这片土地时，一点儿没有陌生的感觉，与人民交往常常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因为这里是关政委的家乡。关政委高尚的思想境界、伟大的人格和真正共产党人的形象，不仅影响了我这一代人，还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新人。在关政委诞辰100周年之际，我把我心中的思念奉献给读者朋友，让大家更加了解从大连走出去的这位伟人。”

不能杀俘虏
　　1933年初夏，我刚满19岁，却已是老战士了。那时，红三军在贺龙和关向应领导下，在湘鄂西鹤峰一带建立了根据地，我所在的红七师二十一团奉调保卫军首长安全，随军部行动，我有幸经常得到军首长特别是关政委的帮助，耳提面命，受到很多教诲。记得我伤愈归队不久，师长卢冬生派我到二十一团当书记长，协助团长钟子廷做思想政治工作。因为在当时，王明极“左”路线推行者夏曦已解散了部队党团组织，团里没有团政委。一天，军部接到紧急报告：贺龙的姐姐贺英带的游击队被敌人包围。关政委把钟子廷和我叫到军部，要我们团立即前去解围。贺英是驰骋湘鄂西的女游击队队长，她原来带出一个很大的游击队交给了贺龙，现在带的游击队也有 100多人，活动在红军主力边沿，源源不断地给红军输送新鲜血液。此时，她和她的游击队正被几百个敌人水泄不通地包围在洞长湾村寨，战士们怎能不心急如焚，不用命令，都跑步前进。怎奈天公不留情，急行军一天一夜，几乎快要到的时候，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山洪暴发，山脚下的路全被大水淹没，水流湍急，无法行走。若从山上转过去，还需要几天的时间，大家只好边等洪水过去，边摸索前进。我们赶到洞长湾时，贺英和她带的战士们已经全部壮烈牺牲，连住在那里的老百姓也被敌人杀光了。报仇！报仇！这就是每个战士的心声。大家顺着敌人退走的路线追去。因为洪水，敌人被阻在一个大镇子里。刚到镇边，还未等下命令，战士们就冲了上去，杀啊！杀啊！喊声震天，杀得敌人叫爹喊娘四处逃窜。这时，钟子廷对我说：“刹不住闸了，要注意呀，注意战士们的复仇心理。”我说：“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言外之意，不缴枪的，打死不犯错误。战士们很会揣度干部的心理，我们的犹豫不决，其实就是无声的命令，导致后来想收拢也收不住了。最后，我们不得不下道死命令——谁要再打死俘虏，重重处罚，并朝天放了十几枪，这才收拢了。结果，几百个敌人只剩下几十人。
回军部后，向来和蔼可亲的关政委知道此事后，一下子脸色沉了下来。钟子廷拼命往自己身上揽责任，关政委却严肃地说：“我知道这个责任是谁的，是傅忠海的！卢冬生对我说过，派你傅忠海去二十一团，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上应起到团政委的作用。你是怎么做战士思想工作的？”我喃喃地说：“战士们也有他们的道理，敌人没有交枪，我们才打死的，那叫俘虏吗？他们是顽抗……”听了这话儿，关政委的眼睛足足盯我有一分钟，直到我羞愧地低下了头，他才说：“你们违反了党的优待俘虏的规定，你不懂吗？所有的人都明白，你们这是报复。痛快啊！你们是痛快了，红军的纪律忘到哪里去了？”他指着自己的脑袋继续说：“干部是战士的带头人，你们领错了路，战士们就会跟着走错路。要讲报复，蒋介石用几十万兵力，围剿红军，杀光杀尽，我们要是也像蒋介石那样，那我们就不是红军了。红军优待俘虏是党的政策规定，我们红军干部尤其要懂得能否贯彻执行好党的方针政策，这是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大事，绝不能掉以轻心。敌人造谣中伤红军，说红军是杀人放火的赤匪，你们这样做不是在帮人家做宣传吗？你当党代表时是这样做的吗？你在师部当作战参谋时也是这样做的吗？你是政工干部你不懂吗？”一连串的问号说得我掉下了眼泪，这时他才放缓口气，重申了党的统战政策。他说：“敌人部队里的士兵大部分也是穷人出身，成了俘虏就是内部矛盾了，我们要运用党的政策，争取他们，来扩大红军的影响力，决不能感情用事……”这是关政委第一次面对面地批评我。
在回团部的路上，我想起了我在师部工作时，特务队长贺炳炎经常说的那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关政委找我谈话。这次，我也晓得了关向应政委的厉害。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如果没有贺龙军长的统率，没有关向应政委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就不会有优秀的红三军，也不会诞生那么多的将才。关政委的一席话使我一生难忘，终身受益。不久，在攻打利川城时，我们二十一团抓的俘虏，在空旷的场地上，密密麻麻地坐了好几百人。我和钟子廷对视了一眼，仿佛都在说，怎么办？这么多俘虏放掉了太可惜，还要支出一大笔路费。当时，战斗还没完全结束，我说：“你去指挥战斗，我做俘虏工作，动员出身贫苦的俘虏兵参加红军，补充咱团的兵员，怎么样？”他一拍大腿说：“好！我也这么想！”在当时，这种做法是大胆而冒险的，因为红军内部搞“肃反”扩大化，俘虏是根本不允许当红军的。这时，贺龙和关政委路过这里。看到我在俘虏群里跑来跑去，贺龙挥着拿烟斗的手朝我喊：“傅忠海，你不在前线，在这儿做么子？”我如实做了汇报，并补充道：“我这是悄悄干的，请老总批评。”贺龙听后很高兴，抿着嘴说：“你这个鬼点子好嘛！”关政委微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说：“不用悄悄做，要好好做，形成经验，推广下去。”他又问：“有没有自愿参加红军的？”“有！还有个学生出身的地主子弟也要参加红军呢。”
关政委听了很感兴趣：“对待俘虏兵不能‘一刀切’，不同情况要区别对待。对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要争取，要优待。受过教育的爱国的富人子弟愿意参加红军，我们绝不能拒之门外。”他还叮嘱我，动员俘虏参军不能强迫，强迫来的遇到艰苦就会逃跑。他得知俘虏回家的路费都是三块银元时，挥了挥手说：“这不好，路近少发，路远多发，这才公平。你们不要图省事，要多宣传我党我军的宗旨和政策，让俘虏兵回去给我们传播，扩大红军的影响。”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大，使我懂得了干革命光凭朴素的阶级感情不行，还要有博大的胸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以后的革命征途中，我一直牢记关政委的教导，有意识地在我所在的团里充实有知识的人。我从小书念得少，我除了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外，对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外尊重和爱惜，与他们交朋友，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事实证明，这些出身富门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后，在党的教育下，多数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同样是革命的精英，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重新登记入党
　　1932年，一场严峻的灾难和考验向刚刚遭受特大水灾的洪湖根据地袭来：以贺龙、关向应为首的红三军面临着内外交困，外有蒋介石几万大军的“围剿”，内有夏曦搞的“肃反”扩大化（当时，夏曦任中央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天灾人祸使红军元气大伤，损失惨重，不得不从洪湖突围出来，转战在湘鄂西一带，几万人马只剩五六千人。是贺龙、关向应顶着巨大压力，坚持贯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成功运用我党的三大法宝，挽救了红三军。
1933年底，蒙受惨重损失的红三军终于开始有了转机。在贺龙、关向应的积极努力下，被夏曦解散的红三军党组织开始重新建立，被取消的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也开始恢复。其间，关政委每天都深入各个师团和连队调查研究，为重新登记党员、配备政工人员，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当时，由于夏曦的错误，大多数党员干部对党员重新登记毫无热情。关政委除了做师团营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外，还办了两个干部大队培训班。他亲自下连队挑选干部、战士进班学习，并担任主讲教师。记得他主讲《农民与土地问题》时，还派部队掩护这些“学生”到农村，调查地主和贫农占有土地的情况和生活对比，使许多没有文化的年轻战士提高很快。关向应呕心沥血做的这些艰苦细致的工作，对红三军恢复元气和新干部成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左”倾错误还占统治地位的当时，尽管各项工作很难顺利进行，关政委还是锲而不舍地去做。因为他心中有一个大棋盘，他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盘中每一个棋子的作用。那么，我这个棋子他是怎么用的呢？
一天，贺龙和关政委把我叫到军部，说有特殊使命。贺老总指着地图告诉我，在四川石柱和湖北利川两县的交界处，活动着一支由贫苦、破产的农民组成的“神兵”队伍，封建迷信色彩很浓，要我设法争取他们，把这支队伍改造成为红军的队伍，条件成熟了还要在这个地区建立一个小根据地。
贺老总打比方说：“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
关政委说，这个特殊使命就是要在鄂川边建立游击区，并任命我为中共鄂川边工作委员会委员。
听了这话，我带着怨气说：“我连党员都不是，还当什么委员！”
关政委一听，便知道我的犟脾气又上来了。他说：“重新登记入党你为什么不去？”
郁闷在心中的憋屈再也忍不住了，我说：“好端端的洪湖根据地没有了，好端端的红三军党组织硬是给取消了，现在的党还能比洪湖时的党好吗？我还登什么记？段德昌师长让夏曦给杀了，连我这个小干部也被当成改组派，先后抓了两次，要不是你们救了我，我也没了……”说着说着，我的眼泪止不住流淌下来。
关政委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我以为又要挨批评了，他却亲切地对我说：“改造‘神兵’，你是代表党去做工作的，不是党员怎么能行？贺老总和我都登记了，你还不登记？这样吧，我和老总做你的入党介绍人怎么样？你难道还不相信我们俩？”几句话说得我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贺老总和关政委在一旁咧嘴笑了起来。看我思想通了，关政委马上书归正传：“你去的地方是少数民族地区，千万不能有大汉族主义。我们红军没有别的本钱，走到哪里都要依靠群众，争取‘神兵’要依靠群众，拉起队伍后还要依靠群众，人民群众是靠山。”关政委还就建立党组织、地方武装和地方政权，如何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和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问题，向我作了详细的叮嘱。我想，军首长这不是让我在做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吗？自从洪湖根据地丢失以后，我们东奔西走，始终被动挨打。回想洪湖根据地时期，我们兵强马壮、兵源充足，有医院、兵工厂，多么兴旺！我们多么盼望建立新的根据地啊！想到这儿，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临走时，贺老总说：“娃子，给你带上个司号员，你就是孙猴子，一个人说了算，放开手脚干吧！”心里的那点云雾被拨开了，我一身轻松，准备奔向新征途。临行前，关政委又单独给我上了一课。他细致入微地帮我分析了到新地区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让我把困难想在前面，还向我讲了什么是右倾和“左”倾，这两种倾向分别会对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危害等。关政委在莫斯科留过学，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非常高。我初次接触这样抽象的话题，似懂非懂，但心里却增加了沉重的感觉。毕竟我要单独行动了，掌握政策对我来说，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很感谢关政委给我上的这一课，他总是这样设身处地地为部下出主意、想办法，让你即使接受一项陌生的任务，也会信心十足。
利川、石柱在鄂西和川东一带，山岳连绵，森林茂密，悬崖峭壁，沟壑纵横，有很多奇形怪状的山洞，是“神兵”出没的好地方。这儿的人民很贫穷，又是“ 神兵”成长的土壤和根基。我以红军伤病员的身份，在这里很快扎了根。我肚子里的故事多，尤其是有关贺龙杀富济贫的故事老百姓最爱听。在他们的心目中，贺龙就是一条神龙，我“养病”的小屋里，天天挤满了听故事的人。我姓傅，他们都认为我是贺龙的副官，我也乐意接受这个称呼，只要能打开局面就行……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神兵”变成红军，中国工农红军鄂川边游击总队在这块贫困的土地上诞生了。千余人的游击队跃马驰骋，方圆几个县的鄂川边游击区横跨鄂川两省，这为后来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起到了一定的策应配合作用。
然而，就在我们连连打胜仗的时候，我犯了一个终身难忘的错误。当时，战士们求胜心切，我身为政委却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根据地尚未巩固，我就冒险决定攻打四川境内的忠州城，结果几乎全军覆没。忠州城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小城，扼水陆交通要冲，素称川东、鄂西门户，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打下这个城镇，对巩固鄂川边根据地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忠州城居长江南岸的峭壁顶上，须蹬 300多个台阶才能上去，是个易守难攻的城，也是国民党派重兵把守的城。这一仗，我们虽然失败了，但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敢攻忠州城，一定是贺龙的部分主力部队，因此对我们疯狂围剿。为了保存实力，我带着剩下的几百个战士，从川东转移到鄂西，再到湘西，日日夜夜盼望着能碰到红军主力，回到贺老总和关政委的身边。这时，我才想起了关政委的话，我给自己总结为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贺老总和关政委也时刻惦念着我们，派人四处打听我们的消息。一天，贺军长和关政委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贺龙红军在川东被打散、流窜到湘西的消息，便断定是我们，立即派邓禹带着两部电台，率领一支上百人的便衣队到湘西寻找我们。
1935年夏秋之交，邓禹他们终于在桑植附近找到了我们。当时，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我们有好几套不同的服装。老邓狠狠地打了我一拳说：“你什么时候变成国民党军官了！我尾随你们好几天了，你们一会儿是红军，一会儿又变成国民党兵，可我就知道是你们！”我回了他一拳，摘下他的草帽说：“你是什么时候变成老百姓的？”我们特别激动，又拥抱，又欢呼，甭提有多高兴了。回到了“贺关”首长的身边，我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我们像走失的孩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难过的是鄂川边游击区丢了。辛辛苦苦开创的鄂川边游击区，因为一次错误的决策，毁于一旦，我不能不对错误作深刻反省。我郑重地对贺老总和关政委说：“我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请首长处分我吧！”贺老总嘴里含着烟斗，听了我这话憋不住乐出了声：“小鬼头吆，你跑到我的家乡桑植，就是找我要处分的吗！”关政委安慰道：“你去了两个人，带回几百人，还培养了干部、发展了这么多的党员，这是很大胜利嘛！”“贺关”首长没有批评我，却充分肯定了我的工作，这使我心里更加不安。因为我明白，我没有圆满完成任务，辜负了“贺关”首长对我的期望。这个深刻的教训使我一下子成熟了许多。一是向“贺关”首长学会了如何爱惜干部；二是学会了思考问题，不犯“左”倾错误。早在 1934年末，红三军就与任弼时、肖克领导的红六军团会合，部队改番号为红二、六军团。我回到“贺关 ”首长身边时，红二、六军团为牵制国民党十几万兵力，掩护中央红军北上，正转战湘鄂川黔边。
1935年11月19日，为北上抗日与中央红军会合，我又随“贺关”踏上了长征之路……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没有关向应政委的帮助和教导，就不会有我的健康成长，更不会有我今天的胸襟。关政委，你永远活在我的心里。（原载《大连日报》2009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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