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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向应在长征中
发布日期:2016-07-03 18:28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穆欣
穆欣
在长征中,关向应非常重视加强对部队的领导和发挥连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长征开始前,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准备,有针对性地对干部、战士反复进行政治动员和思想发动,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长征途中每当地区的变换、敌情的变化或遇到艰难险阻,他总以高昂的战斗激情和必胜的信心,向干部战士讲述全国的政治形式,讲党和红军的光荣使命,讲革命征途上有利条件和困难,用部队中英雄模范和革命先烈的事迹教育部队,鼓舞士气,增强战胜困难、完成战斗任务的信心。
1936年4月底,红二、六军团沿玉龙大雪山西麓金沙江东岸迪沙前进,准备到中甸作短期休整,扩大红军和补充物资再继续北上。
从金沙江畔到中甸必经的玉龙雪山,海拔五千多米,高耸入云,人迹罕至,是积雪不化的万年雪山。部队渡过金沙江,就被玉龙雪山支脉哈巴雪山挡住了去路。抬头望去,一片银白。虽然已是5月,每到下午,山上还是狂风四起,大雪纷飞,严寒刺骨。红军通过这座险恶的大山,需要忍受极大的痛苦,付出巨大的牺牲。关向应领导政治工作人员,出发前后反复进行思想动员,要求大家齐心协力,千方百计,要做到不落下一个人,不丢掉一匹马。队伍来到山前,贺龙率前卫四师走在最前面,手里拄着一根棍子,艰难地朝上攀登。刚走到半山腰,突然狂风大作,迎面扑来,雪花跟着飘洒下来,哈巴雪山顷刻笼罩在昏暗之中,一会儿下起了冷雨,又忽然转变成鹅毛大雪。积雪很快结成了冰,溜滑难走,奇寒难耐,呼吸困难。有的战士被锋利的冰壳划破了腿,雪地上留下了斑斑血迹。快到山顶的时候,又一阵狂风怒吼,鹅毛大雪纷飞,一时天旋地转,眼前一片昏暗。有的战士看不清路,一脚踩空,滚下山坡。贺龙高喊道:“同志们,打开背包,把被子披起来!”又说:“同志们加油,不要停下来,危险!”他的关切,给大家极大的鼓舞,使他们忘掉了寒冷,忘掉了疲劳,勇敢攀登,奔向顶峰。关向应走在队伍的后边,不停地鼓励大家振奋精神,勇往直前,使队伍信心百倍地翻过了长征途中遇到的第一座大雪山。
5月1日,红二、六军团主力抵达中甸。中甸在版图虽然划在云南省,实际归西藏噶夏政府管理。部队到了这里,发现原来寄予很大希望的中甸,是一个只有几百户藏民,海拔四千米的荒僻山城,根本无法在此休整补充,部队准备稍作逗留休息继续前进。红军在此停留时间,召开了全军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大纲》,以及关于在西北创建全国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和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的指示。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提出二、六军团当前的任务。为了顺利通过这一带藏族聚居地区,关向应和贺龙、任弼时对部队及时进行了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教育,要求指战员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贺龙还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主席名义发布文告,说明红军是为扶助藏族人民解除痛苦,为藏族人民谋利益而来,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号召广大藏族同胞和喇嘛僧侣“各安居乐业,毋得惊惶逃散”,并希望“各尽其力与本军代买粮草,本军当一律以现金按价照付,决不强制”等等。
当时关向应身体不好,瘦得皮包骨头,但他依然勤勤恳恳,深入部队了解情况,解决问题。部队由此进入藏民聚集地区,藏民吃的酥油糍粑很多战士吃不惯,他首先学会吃,并且告诉大家:“如果不学会吃酥油糍粑,雪山草地走不出去,会要命的。”
红二、六军团在中甸地区前后逗留了几天,于5月5日继续前进,为减少沿途供给困难,二、六军团分作两个纵队先后由中甸出发。贺龙和任弼时、关向应率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得荣、巴安(今巴塘)、白玉;六军团为右纵队,经定乡(今乡城)、稻城、理化(今理塘)、瞻化(今新龙),同时向甘孜前进。
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到中甸,总共走了146天,8100多里路。在这140多天里,前有敌人堵截,后有敌人追击,红军边走边打,经常处在紧张的战斗形势中。从中甸到甘孜,还有漫漫的长途,皑皑的雪山。一路上,二军团要翻两座海拔4000米和两座海拔5000米的雪山--海拔4500米以上是万年雪山。沿途峪谷纵列,雪山重迭,地势雄险。单是那怪戾的气候,就足能把一个部队拖垮。
关向应从长征开始,一直随五师或六师行动。五师、六师是后卫,担任阻击敌人的任务。据颜金生回忆:部队从中甸往甘孜前进时,位于左翼的二军团,沿着金沙江北上。经过连续的长途行军,在中甸等到的一点点粮食全吃光了。在渺无人烟的山沟里是无法找到粮食的,大家把希望寄托到前面的得荣县城。关向应随着五师走到这座县城一看:东面是索美河,西边是高耸入云的大山,中间一块小平地上,有几间破旧的房子。人们指着路旁那间快要倒塌的房于说:“你看,这就是县大爷住的房子。”在这里,根本看不见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一缕炊烟,哪里去筹粮食呢?黄昏,指战员都只“喝了一碗清水一样的糊糊。”临睡前传来上级指示:“明天去喇嘛寺筹粮。”
第二天,关向应和五师的领导干部亲自带着师总务处的同志前往喇中夺去筹粮。中午,部队在路边休息时,关向应一行走过来了。人们看到,他比以前更瘦了,小黑胡子也更长了,但精力还是那样充沛。原来他们没有找到喇嘛寺,关政委和师首长正在为这事着急。按说去打探道路的人也该回来了,不知怎的连个影儿也不见。有的战士饿急了,就在山地里找点野菜,放在火上烧着吃,或者在山上打野兔,有的躺在山坡上呼呼大睡。关政委和师首长看到这情形,更加焦急不安,来回踱着步子。
三四个钟头过去了,侦察员用马驮来一个喇嘛。关政委急忙迎上前来,把喇嘛扶下马。那喇嘛一脸恐惧,身上还有点发抖,闭着眼睛,头都不敢抬。关政委坐在他跟前,用十分和蔼的口气通过翻译告诉他:“我们是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不是国民党。我们路过这里断了粮,听说这附近有喇嘛寺,想去借点粮,但是找不到路,请你给我们指点一下。”关政委足足解释了半个多钟头,那喇嘛才微微睁开双眼,抬起头来看了看,好一会才有了笑容。大概他也逐渐看出,红军不是那种杀人放火、欺侮藏民的土匪,就对关向应等人说:“你们走错路了,这大山是翻不过去的,必须返回得荣,再顺大路向西南走,绕过大山再往北就到了。”
关政委谢过喇嘛,命令部队后卫变前卫迅速下山,返回得荣取道向喇嘛寺前进。下山前,关政委又把到各师帮助工作的同志找来,交代了三件事:各单位把现有的粮食集中起来,明天一早一定叫部队吃顿饱饭;行军中加强收容工作,保证全部人员到达目的地;最后,到喇嘛寺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各单位要有组织地去筹粮,筹完粮一定要登记留借条。关政委还特别嘱咐我们:粮食要统一上缴,因军直和后卫部队也正在饿肚子。讲完这些话,他非常关心地扫视大家一下,亲切地:“同志们,我知道大家这些天都很辛苦,有些小鬼快变成老头子了。但是,同志们,在我们队伍面前没有走不通的路!要走,一定要和中央红军会师。越往前困难越多,要懂得干部能吃苦,就会使战士少吃一些苦!多为部队服务,这是我们领导机关的光荣。困难当头,要身先士卒。”
部队下山了,关政委亲自扶喇嘛上马,并告诉他明天去喇嘛寺请他带路。喇嘛已经不怕红军了,他连声允诺:“行!行!行!”第二天,由喇嘛带路来到喇嘛寺。一大片金碧辉煌的房子出现在眼前:大殿、小殿、高塔、低房足有几百间。可是,寺内空旷,静无一人,原来喇嘛听了反动宣传都跑了。红军所需要的东西--大米、白面、青稞、糍粑,样样都有,但是没有主人。向谁去征集呢?这使红军有些为难。后来关政委把许多银元和一封致谢信,交给当向导的喇嘛,并且再三道歉:“寺院里没有人,只好请你替我们向主人道歉了。”随后,红军又把一份粮食清单交给当向导的喇嘛。关政委拉着喇嘛的手告别:“谢谢你喽!如果我们给的钱不够,还可以拿着我们的信向后续部队要。”
关向应就是这样一路上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每一个指战员。他有一匹战马,却经常让给受伤或生病的战士骑,自己走在队伍中间,边走边给战士讲革命故事,鼓励战士前进。有一天,两个战士搀扶着一个受伤的战士,行动十分吃力。关向应看到,立即跳下马,关切地询问那个战士的病情,亲自扶病号骑到他的马上。身边的同志看着他那瘦削的身体,纷纷要求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他坚决不同意。同志们说:“首长身体不好,步行把身体累坏了怎么办?”他风趣地说:“部队都累垮了,我还给谁当首长呢?”反转过身来问身边的一个战士:“你是怎么参军的?”战士回答说:“我是自愿参军的。”他又问:“那么,国民党的兵呢?”战士们回答说:“都是抓去的。”他笑了笑,对大家说:“我们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有着本质的区别。官兵互相帮助,彼此团结,这是我军的性质所决定的。”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以后当了干部,可千万要注意爱护战士啊!”就这样,他一直坚持步行了3天。在登山的途中,关向应走在队伍的后面,关切地注视着每一个战士。走着走着,发现前面有三十多个因饥饿、寒冷和过度疲劳掉队的战士,他们蹲在雪窝里,冻得脸色发青,嘴唇发紫。浑身直打哆嗦。一问,原来是前卫部队和指挥部直属机关的同志。关向应立即命令跟随他的战士:“扶他们上马!”一边说一边和战士们把8个战士扶上了马,回头对其他人说:“在这里等一下,我们送这几个同志过山后,再回来接你们。”说罢,便牵着马护送8位同志过山。翻过雪山,天色将晚,看着他异常疲劳的神态,大家劝他在山下休息,由别人去接其余的同志,他坚持要去。有的人身体过于虚弱,在马上坐不住,他就一直扶着他们。这一天,关向应同其他同志一共翻越了4座山,把掉队的人员全部接过山来。
部队进入草地,关向应仍经常跟随后卫部队行进。从甘孜出发后,敌人不再追击了,饥饿却常常严重威胁着部队,饥饿、缺氧,加上时雨时雪的恶劣气候,许多战士病倒了,牺牲了。六师翻过麻尔柯山时,下了一整夜雨雪,第二天到绒玉清点人数时,发现有一百四十多人牺牲了。二方面军在地旷人稀的康藏高原已经行军作战了两个月,沿途筹集到数量不多的青稞已消耗殆尽。这次行动以前,只筹集到几天的粮食,进入草地很快出现了粮荒。开始可以采集野菜充饥,关向应就告诉大家野菜的种类和吃的方法。后来野莱都被先头部队采集光了,后卫部队连野菜也找不到。在断粮的日子里,关向应穿着一件破烂的灰军衣,背着一条空荡荡的干粮袋,和战士一起边走边谈,鼓励他们战胜困难。部队宿营了,他却忙于深入连队了解情况,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有时总指挥部给他一袋挂面,他一回到师部,就把挂面分给大家吃。他一个人几天的干粮,往往一下子就分吃光了。以后的日子,他和战士们一样,也靠野菜充饥。他见有些新战士鞋子坏了,赤脚走路,就召集于部开会,说:“骑兵靠马,步兵靠脚。”发动老战士帮助新战士打草鞋。
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关向应总是这样以身作则,和战士甘苦与共,真正做到了“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一路上,他继续把马让给病弱的战上骑,自己依旧跟战士一块步行。他说:“这些同志都是忠实于革命的,只要他们还能走一步,就要拖他们走。”他要求部队各级领导机关加强收容工作,务必保证全体指战员都能顺利地走出草地。他很爱抽烟,刚进草地时,还有纸烟抽,慢慢地纸烟抽完了,他就抽草烟和兰花。以后连草烟和兰花也弄不到了,他就把砖茶揉成碎末,用纸卷起来抽。部队的帐篷很少,常在狂风暴雨中露宿,幸而找到一块干燥的高地野营,大家只能背靠着背,挤在一堆以御风寒。关向应原来也没有帐篷,从湘鄂西起,只有一条旧军毯。到甘孜后,四方面军送给他一顶帐篷。这顶帐篷,他从来没有独自一个人住过。一到宿营或休息时,他总是把警卫员、炊事员、饲养员和一些生病的战士统统叫进去,小小的帐篷挤得满满的。“以挤满为原则”,往往挤得伸不开腿,翻不了身。
贺龙和二方面军其他领导人也是这样。贺龙看到大批干部战士在草地上凄然死去,心如刀割。他曾命令各师: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不能丢掉伤病员!我们活着的人,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抢救阶级弟兄。为使部队度过难关,他也和大家一起挖野菜,掘草根。他把自己的炒面分给这个一茶缸,支援那个一小碗。他还号召大家到河沟、水塘里抓鱼,抓青蛙,抓草地上的蚂蚱。沿路凡是遇到河沟水塘,他都要带头去钓鱼。他是早已出了名的钓鱼能手,钓了鱼,总是和大家一起共享。有一天,他到河沟里钓了半口袋鱼,回到宿营地,就把装鱼的口袋交给司务长,叫他:“全都煮了,让大家在草地上吃一个'饱顿'吧!”司务长烧了满满一大锅鲜鱼野菜汤,贺龙亲自掌勺为大家分鱼汤,从副政委关向应到通讯员、警卫员、炊事员,每人都分了一菜缸后,贺龙才给自己舀上。
经过雪山草地上的艰苦磨难,关向应和贺龙的身体都受到严重损伤。他们之间经常彼此关心、相互照顾。关向应见贺龙身体十分虚弱,非常着急,曾跑到前卫部队四师十二团,对团长黄新廷、政委杨秀山说:“赶快想办法给贺老总找酥油,他已经瘦得不行了,最近皮带又紧了两格。”贺龙对关向应很关心。他知道,他的两个政委--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和副政委关向应身体都不好,任弼时的健康状况尤其差。长征前夕调到贺龙身边当勤务员的陈文科说:“在行军途中,总指挥常常停下来问我们:‘看看,任政委到了吧?关副政委和甘主任怎么样?'总指挥还常常停下来,亲自去看。尤其是对待任弼时政委,常常问,反复看。总指挥对任弼时同志非常关心和尊重。当时,任弼时同志身患肺病,面黄肌瘦的……”因此,一路上贺龙格外关心任弼时的生活和身体。他对关向应副政委、政治部甘泗淇主任也同样热情照顾。他几次对陈文科说:“我是个大老粗,十几岁上了山,没学着文化。要不是周副主席和朱老总的帮助,我贺龙有什么用?关副政委、甘主任,都是知识分子嘛,我要好好向他们学着点呀!”他常常同关副政委一起行军。关向应同志身材不算高,一遇到上坡或者攀崖,贺总指挥总是大步上前,然后回过身来,伸手拉关副政委一把。有时,还笑着说:“伙计呀,上!加油哇!”
有几天,部队全部断粮,前面仍然是茫茫草地,到哪里去找粮?周围的野菜也被挖光了,关向应和战士一样,一天只能喝几口野菜汤。他看着战士的睑,一个个青里透黄,有的人脸上开始浮肿。他走到剧团训练班的驻地,这里大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们耐不住饥饿,有人饿得哭了起来,看到这种情景,关向应的心里像火烧一样。一定要想办法弄吃的来!他一面派人出去寻找羊只,一面安慰孩子们,抚摸着他们的头,温和地说:“哭是没有用的,要坚强些,饿肚子的同志多着哩,大家都哭怎么办呢?”他又说:“我们不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派出去寻找羊只的同志,明天一早就会回来的。给养不够,我们一定设法调剂、补充。”听了关向应这一番话,孩子们都破涕为笑了。以后,在行军中一遇到困难或者再听到有人哭泣,这些红小鬼就学着关向应的口气,慢条斯里地说:“哭有什么用呢!慢慢想办法,会有希望的。”从剧团回到驻地,他就把干部召集起来,进行政治动员。他大声说:“同志们,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无坚不摧的,是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的!蒋介石反动派的围追堵截被我们一次一次地粉碎了,眼前的这点困难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它!现在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到达陕北,我们也一定能够到达陕北,走到毛主席身边!”关向应消瘦的身影挺立在月光下,铿锵有力的声音在草地上空回荡,激励红军战士战胜困难。(原载深圳新闻网 2006年07月31日)
1936年4月底,红二、六军团沿玉龙大雪山西麓金沙江东岸迪沙前进,准备到中甸作短期休整,扩大红军和补充物资再继续北上。
从金沙江畔到中甸必经的玉龙雪山,海拔五千多米,高耸入云,人迹罕至,是积雪不化的万年雪山。部队渡过金沙江,就被玉龙雪山支脉哈巴雪山挡住了去路。抬头望去,一片银白。虽然已是5月,每到下午,山上还是狂风四起,大雪纷飞,严寒刺骨。红军通过这座险恶的大山,需要忍受极大的痛苦,付出巨大的牺牲。关向应领导政治工作人员,出发前后反复进行思想动员,要求大家齐心协力,千方百计,要做到不落下一个人,不丢掉一匹马。队伍来到山前,贺龙率前卫四师走在最前面,手里拄着一根棍子,艰难地朝上攀登。刚走到半山腰,突然狂风大作,迎面扑来,雪花跟着飘洒下来,哈巴雪山顷刻笼罩在昏暗之中,一会儿下起了冷雨,又忽然转变成鹅毛大雪。积雪很快结成了冰,溜滑难走,奇寒难耐,呼吸困难。有的战士被锋利的冰壳划破了腿,雪地上留下了斑斑血迹。快到山顶的时候,又一阵狂风怒吼,鹅毛大雪纷飞,一时天旋地转,眼前一片昏暗。有的战士看不清路,一脚踩空,滚下山坡。贺龙高喊道:“同志们,打开背包,把被子披起来!”又说:“同志们加油,不要停下来,危险!”他的关切,给大家极大的鼓舞,使他们忘掉了寒冷,忘掉了疲劳,勇敢攀登,奔向顶峰。关向应走在队伍的后边,不停地鼓励大家振奋精神,勇往直前,使队伍信心百倍地翻过了长征途中遇到的第一座大雪山。
5月1日,红二、六军团主力抵达中甸。中甸在版图虽然划在云南省,实际归西藏噶夏政府管理。部队到了这里,发现原来寄予很大希望的中甸,是一个只有几百户藏民,海拔四千米的荒僻山城,根本无法在此休整补充,部队准备稍作逗留休息继续前进。红军在此停留时间,召开了全军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大纲》,以及关于在西北创建全国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和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的指示。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提出二、六军团当前的任务。为了顺利通过这一带藏族聚居地区,关向应和贺龙、任弼时对部队及时进行了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教育,要求指战员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贺龙还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主席名义发布文告,说明红军是为扶助藏族人民解除痛苦,为藏族人民谋利益而来,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号召广大藏族同胞和喇嘛僧侣“各安居乐业,毋得惊惶逃散”,并希望“各尽其力与本军代买粮草,本军当一律以现金按价照付,决不强制”等等。
当时关向应身体不好,瘦得皮包骨头,但他依然勤勤恳恳,深入部队了解情况,解决问题。部队由此进入藏民聚集地区,藏民吃的酥油糍粑很多战士吃不惯,他首先学会吃,并且告诉大家:“如果不学会吃酥油糍粑,雪山草地走不出去,会要命的。”
红二、六军团在中甸地区前后逗留了几天,于5月5日继续前进,为减少沿途供给困难,二、六军团分作两个纵队先后由中甸出发。贺龙和任弼时、关向应率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得荣、巴安(今巴塘)、白玉;六军团为右纵队,经定乡(今乡城)、稻城、理化(今理塘)、瞻化(今新龙),同时向甘孜前进。
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到中甸,总共走了146天,8100多里路。在这140多天里,前有敌人堵截,后有敌人追击,红军边走边打,经常处在紧张的战斗形势中。从中甸到甘孜,还有漫漫的长途,皑皑的雪山。一路上,二军团要翻两座海拔4000米和两座海拔5000米的雪山--海拔4500米以上是万年雪山。沿途峪谷纵列,雪山重迭,地势雄险。单是那怪戾的气候,就足能把一个部队拖垮。
关向应从长征开始,一直随五师或六师行动。五师、六师是后卫,担任阻击敌人的任务。据颜金生回忆:部队从中甸往甘孜前进时,位于左翼的二军团,沿着金沙江北上。经过连续的长途行军,在中甸等到的一点点粮食全吃光了。在渺无人烟的山沟里是无法找到粮食的,大家把希望寄托到前面的得荣县城。关向应随着五师走到这座县城一看:东面是索美河,西边是高耸入云的大山,中间一块小平地上,有几间破旧的房子。人们指着路旁那间快要倒塌的房于说:“你看,这就是县大爷住的房子。”在这里,根本看不见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一缕炊烟,哪里去筹粮食呢?黄昏,指战员都只“喝了一碗清水一样的糊糊。”临睡前传来上级指示:“明天去喇嘛寺筹粮。”
第二天,关向应和五师的领导干部亲自带着师总务处的同志前往喇中夺去筹粮。中午,部队在路边休息时,关向应一行走过来了。人们看到,他比以前更瘦了,小黑胡子也更长了,但精力还是那样充沛。原来他们没有找到喇嘛寺,关政委和师首长正在为这事着急。按说去打探道路的人也该回来了,不知怎的连个影儿也不见。有的战士饿急了,就在山地里找点野菜,放在火上烧着吃,或者在山上打野兔,有的躺在山坡上呼呼大睡。关政委和师首长看到这情形,更加焦急不安,来回踱着步子。
三四个钟头过去了,侦察员用马驮来一个喇嘛。关政委急忙迎上前来,把喇嘛扶下马。那喇嘛一脸恐惧,身上还有点发抖,闭着眼睛,头都不敢抬。关政委坐在他跟前,用十分和蔼的口气通过翻译告诉他:“我们是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不是国民党。我们路过这里断了粮,听说这附近有喇嘛寺,想去借点粮,但是找不到路,请你给我们指点一下。”关政委足足解释了半个多钟头,那喇嘛才微微睁开双眼,抬起头来看了看,好一会才有了笑容。大概他也逐渐看出,红军不是那种杀人放火、欺侮藏民的土匪,就对关向应等人说:“你们走错路了,这大山是翻不过去的,必须返回得荣,再顺大路向西南走,绕过大山再往北就到了。”
关政委谢过喇嘛,命令部队后卫变前卫迅速下山,返回得荣取道向喇嘛寺前进。下山前,关政委又把到各师帮助工作的同志找来,交代了三件事:各单位把现有的粮食集中起来,明天一早一定叫部队吃顿饱饭;行军中加强收容工作,保证全部人员到达目的地;最后,到喇嘛寺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各单位要有组织地去筹粮,筹完粮一定要登记留借条。关政委还特别嘱咐我们:粮食要统一上缴,因军直和后卫部队也正在饿肚子。讲完这些话,他非常关心地扫视大家一下,亲切地:“同志们,我知道大家这些天都很辛苦,有些小鬼快变成老头子了。但是,同志们,在我们队伍面前没有走不通的路!要走,一定要和中央红军会师。越往前困难越多,要懂得干部能吃苦,就会使战士少吃一些苦!多为部队服务,这是我们领导机关的光荣。困难当头,要身先士卒。”
部队下山了,关政委亲自扶喇嘛上马,并告诉他明天去喇嘛寺请他带路。喇嘛已经不怕红军了,他连声允诺:“行!行!行!”第二天,由喇嘛带路来到喇嘛寺。一大片金碧辉煌的房子出现在眼前:大殿、小殿、高塔、低房足有几百间。可是,寺内空旷,静无一人,原来喇嘛听了反动宣传都跑了。红军所需要的东西--大米、白面、青稞、糍粑,样样都有,但是没有主人。向谁去征集呢?这使红军有些为难。后来关政委把许多银元和一封致谢信,交给当向导的喇嘛,并且再三道歉:“寺院里没有人,只好请你替我们向主人道歉了。”随后,红军又把一份粮食清单交给当向导的喇嘛。关政委拉着喇嘛的手告别:“谢谢你喽!如果我们给的钱不够,还可以拿着我们的信向后续部队要。”
关向应就是这样一路上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每一个指战员。他有一匹战马,却经常让给受伤或生病的战士骑,自己走在队伍中间,边走边给战士讲革命故事,鼓励战士前进。有一天,两个战士搀扶着一个受伤的战士,行动十分吃力。关向应看到,立即跳下马,关切地询问那个战士的病情,亲自扶病号骑到他的马上。身边的同志看着他那瘦削的身体,纷纷要求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他坚决不同意。同志们说:“首长身体不好,步行把身体累坏了怎么办?”他风趣地说:“部队都累垮了,我还给谁当首长呢?”反转过身来问身边的一个战士:“你是怎么参军的?”战士回答说:“我是自愿参军的。”他又问:“那么,国民党的兵呢?”战士们回答说:“都是抓去的。”他笑了笑,对大家说:“我们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有着本质的区别。官兵互相帮助,彼此团结,这是我军的性质所决定的。”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以后当了干部,可千万要注意爱护战士啊!”就这样,他一直坚持步行了3天。在登山的途中,关向应走在队伍的后面,关切地注视着每一个战士。走着走着,发现前面有三十多个因饥饿、寒冷和过度疲劳掉队的战士,他们蹲在雪窝里,冻得脸色发青,嘴唇发紫。浑身直打哆嗦。一问,原来是前卫部队和指挥部直属机关的同志。关向应立即命令跟随他的战士:“扶他们上马!”一边说一边和战士们把8个战士扶上了马,回头对其他人说:“在这里等一下,我们送这几个同志过山后,再回来接你们。”说罢,便牵着马护送8位同志过山。翻过雪山,天色将晚,看着他异常疲劳的神态,大家劝他在山下休息,由别人去接其余的同志,他坚持要去。有的人身体过于虚弱,在马上坐不住,他就一直扶着他们。这一天,关向应同其他同志一共翻越了4座山,把掉队的人员全部接过山来。
部队进入草地,关向应仍经常跟随后卫部队行进。从甘孜出发后,敌人不再追击了,饥饿却常常严重威胁着部队,饥饿、缺氧,加上时雨时雪的恶劣气候,许多战士病倒了,牺牲了。六师翻过麻尔柯山时,下了一整夜雨雪,第二天到绒玉清点人数时,发现有一百四十多人牺牲了。二方面军在地旷人稀的康藏高原已经行军作战了两个月,沿途筹集到数量不多的青稞已消耗殆尽。这次行动以前,只筹集到几天的粮食,进入草地很快出现了粮荒。开始可以采集野菜充饥,关向应就告诉大家野菜的种类和吃的方法。后来野莱都被先头部队采集光了,后卫部队连野菜也找不到。在断粮的日子里,关向应穿着一件破烂的灰军衣,背着一条空荡荡的干粮袋,和战士一起边走边谈,鼓励他们战胜困难。部队宿营了,他却忙于深入连队了解情况,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有时总指挥部给他一袋挂面,他一回到师部,就把挂面分给大家吃。他一个人几天的干粮,往往一下子就分吃光了。以后的日子,他和战士们一样,也靠野菜充饥。他见有些新战士鞋子坏了,赤脚走路,就召集于部开会,说:“骑兵靠马,步兵靠脚。”发动老战士帮助新战士打草鞋。
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关向应总是这样以身作则,和战士甘苦与共,真正做到了“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一路上,他继续把马让给病弱的战上骑,自己依旧跟战士一块步行。他说:“这些同志都是忠实于革命的,只要他们还能走一步,就要拖他们走。”他要求部队各级领导机关加强收容工作,务必保证全体指战员都能顺利地走出草地。他很爱抽烟,刚进草地时,还有纸烟抽,慢慢地纸烟抽完了,他就抽草烟和兰花。以后连草烟和兰花也弄不到了,他就把砖茶揉成碎末,用纸卷起来抽。部队的帐篷很少,常在狂风暴雨中露宿,幸而找到一块干燥的高地野营,大家只能背靠着背,挤在一堆以御风寒。关向应原来也没有帐篷,从湘鄂西起,只有一条旧军毯。到甘孜后,四方面军送给他一顶帐篷。这顶帐篷,他从来没有独自一个人住过。一到宿营或休息时,他总是把警卫员、炊事员、饲养员和一些生病的战士统统叫进去,小小的帐篷挤得满满的。“以挤满为原则”,往往挤得伸不开腿,翻不了身。
贺龙和二方面军其他领导人也是这样。贺龙看到大批干部战士在草地上凄然死去,心如刀割。他曾命令各师: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不能丢掉伤病员!我们活着的人,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抢救阶级弟兄。为使部队度过难关,他也和大家一起挖野菜,掘草根。他把自己的炒面分给这个一茶缸,支援那个一小碗。他还号召大家到河沟、水塘里抓鱼,抓青蛙,抓草地上的蚂蚱。沿路凡是遇到河沟水塘,他都要带头去钓鱼。他是早已出了名的钓鱼能手,钓了鱼,总是和大家一起共享。有一天,他到河沟里钓了半口袋鱼,回到宿营地,就把装鱼的口袋交给司务长,叫他:“全都煮了,让大家在草地上吃一个'饱顿'吧!”司务长烧了满满一大锅鲜鱼野菜汤,贺龙亲自掌勺为大家分鱼汤,从副政委关向应到通讯员、警卫员、炊事员,每人都分了一菜缸后,贺龙才给自己舀上。
经过雪山草地上的艰苦磨难,关向应和贺龙的身体都受到严重损伤。他们之间经常彼此关心、相互照顾。关向应见贺龙身体十分虚弱,非常着急,曾跑到前卫部队四师十二团,对团长黄新廷、政委杨秀山说:“赶快想办法给贺老总找酥油,他已经瘦得不行了,最近皮带又紧了两格。”贺龙对关向应很关心。他知道,他的两个政委--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和副政委关向应身体都不好,任弼时的健康状况尤其差。长征前夕调到贺龙身边当勤务员的陈文科说:“在行军途中,总指挥常常停下来问我们:‘看看,任政委到了吧?关副政委和甘主任怎么样?'总指挥还常常停下来,亲自去看。尤其是对待任弼时政委,常常问,反复看。总指挥对任弼时同志非常关心和尊重。当时,任弼时同志身患肺病,面黄肌瘦的……”因此,一路上贺龙格外关心任弼时的生活和身体。他对关向应副政委、政治部甘泗淇主任也同样热情照顾。他几次对陈文科说:“我是个大老粗,十几岁上了山,没学着文化。要不是周副主席和朱老总的帮助,我贺龙有什么用?关副政委、甘主任,都是知识分子嘛,我要好好向他们学着点呀!”他常常同关副政委一起行军。关向应同志身材不算高,一遇到上坡或者攀崖,贺总指挥总是大步上前,然后回过身来,伸手拉关副政委一把。有时,还笑着说:“伙计呀,上!加油哇!”
有几天,部队全部断粮,前面仍然是茫茫草地,到哪里去找粮?周围的野菜也被挖光了,关向应和战士一样,一天只能喝几口野菜汤。他看着战士的睑,一个个青里透黄,有的人脸上开始浮肿。他走到剧团训练班的驻地,这里大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们耐不住饥饿,有人饿得哭了起来,看到这种情景,关向应的心里像火烧一样。一定要想办法弄吃的来!他一面派人出去寻找羊只,一面安慰孩子们,抚摸着他们的头,温和地说:“哭是没有用的,要坚强些,饿肚子的同志多着哩,大家都哭怎么办呢?”他又说:“我们不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派出去寻找羊只的同志,明天一早就会回来的。给养不够,我们一定设法调剂、补充。”听了关向应这一番话,孩子们都破涕为笑了。以后,在行军中一遇到困难或者再听到有人哭泣,这些红小鬼就学着关向应的口气,慢条斯里地说:“哭有什么用呢!慢慢想办法,会有希望的。”从剧团回到驻地,他就把干部召集起来,进行政治动员。他大声说:“同志们,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无坚不摧的,是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的!蒋介石反动派的围追堵截被我们一次一次地粉碎了,眼前的这点困难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它!现在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到达陕北,我们也一定能够到达陕北,走到毛主席身边!”关向应消瘦的身影挺立在月光下,铿锵有力的声音在草地上空回荡,激励红军战士战胜困难。(原载深圳新闻网 2006年07月31日)
本文作者:穆欣(1920-2010),原名杜蓬莱,河南扶沟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创办了《战斗报》,1940年参与创办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后称《晋绥日报》),任通讯采访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教研室主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外文发行出版局副局长兼人民画报社社长、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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