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向应---从满族底层走出来的革命家

发布日期：2016-07-06 16:09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晋绥基金会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中国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在延安病逝。噩耗传来，身在前线的贺龙放声大哭，并在《晋绥日报》上发表《哭向应》，表达了哀悼之情。
　　在追悼会上，中共中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关向应革命的一生，毛泽东题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中共中央在讣告中称其为“中国共产党最好的领导者之一”。
　　贺龙，人称“贺胡子”，为人坦诚，性格刚烈，爱憎分明，脾气有些大。能够与“贺胡子”处得来、处得好的人不一般，不是神人，也是能人。关向应生前是大连乃至东北籍中最高级别的中共干部，历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红二方面军政委、八路军一二○师政委，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六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虽然他从1924年离开大连，再也没有回去过一次，但生前死后，他与大连的情缘从未中断，向应街道、向应小学、向应广场、关向应纪念馆等星罗棋布，大连人都为家乡出了个关向应而自豪！
　　一
　　关向应的家在大连市金州区大关家屯（今金州新区向应街道），坐北向南，硬山式草房三间，碎石头垒就墙壁。西屋土坑上摆着一张小炕桌，桌上放着一盏油灯，是他少年生活、学习的地方。东屋是他的居室，室内狭小，光线黯淡，唯一的豪华用品，就是一座老式座钟。东窗前，老槐树下面，有一盘石磨，磨牙已磨得粗钝，看来是老祖先留下来的传家宝。
　　关向应是满族。而清朝时，满族拥有许多特权，其中，男孩一出生，政府每月就发给2两银子，一年24两，足可以养活一家老小。当时的人们把这一俸禄称为“铁杆庄稼”，意思就是旱涝保收，一辈子有吃有穿。关向应是1902年9月10日生，那个时候，清廷还在苟延残喘，因为政治腐败，官吏无能，军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割地赔款，已经无力按时发放津贴，再厚的家底也经受不住坐吃山空。满族也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底层家庭经济拮据，吃了上顿没下顿。据同村知情人介绍，关向应的故居是按照原先样式重建的，青少年时代，他的家比现在还要残破。可以说，他的家与周围的乡亲们相比，只算差不算好。
　　生儿为喜，所以，关向应学名关致祥，小名就叫喜麟子。
　　关向应上有慈祥的奶奶，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原来是一个织布匠，肩上承担着一家八口人的生活，劳累可想而知。忙时，他就扛着织布机外出，帮人家织布；闲时，他就在自家的几亩薄田里干活。由于日本人打赢了日俄战争，大连地区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商品倾销大连。日本布是机器制造，成本低、质量好、价格便宜，城乡热销，中国土布难以匹敌，大连地区农村的织布业很快就破产了。他的父亲因此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劳作难糊口。关向应10岁那年，父母送他上了私塾，本想让他认识几个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可是，他天资聪慧，成绩优异，读书之余，还不耽误帮助家里放猪赶羊。所以，父母忍饥挨饿，一路供养，上了私塾之后，又上了亮甲店第二蒙学堂、普兰店公学堂，成为全屯有名的读书人。
　　1922年3月，关向应从大连伏见台公学堂商业科毕业。不久，就进了泰东日报社印刷厂，在账房做事，认识的人渐渐增多，眼界渐渐打开。业余时间，他常去中华三一学校，请石三一老师补习文化。当时，共产党员李震瀛与陈为人一道来大连考察工人运动，认识了《泰东日报》记者刘躬，刘躬邀请他俩参观了妻子石三一创办的三一学校，进而认识了关向应。“他们给关向应的帮助和教育，也是先由生活环境、家庭景况、职业前途，渐进到社会现象而时事政局。关向应对当时的中国政治局面和社会现象是很有感慨的”。李震瀛曾对后来担任过中共大连党特支第一任书记的杨志云说：“是同志不是同志见面一谈话就能看出来，如关致祥一见面谈话就认为他可以成为我们的同志。”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1924年，关向应已经22周岁。那个时候，男的18岁成家是普遍现象，而满族男子成家会更早一些。因为，满族有个风俗，就是喜欢娶年龄大的女子做儿媳妇。道理也很简单，婆家娶进了大姑娘，既可以多一个劳动力，还可以早日生儿育女，早日享受清廷的“铁杆庄稼”。所以，父母开始四下托人，在同村给喜麟子找了个对象，多次催他回乡结婚。
　　而关向应胸怀鸿鹄之志，渴望纵横天下，岂愿意年纪轻轻就受家室拖累。1924年3月，李震瀛再次到大连活动，吸收关向应加入团组织。关向应成为大连历史上第一批共青团员。
　　不久，关向应就随李震瀛远走高飞，去了上海。在《忆兄长向应》中，妹妹关运兰说：“父亲在乡下给他找了媳妇，结果他逃婚了。父亲骂他，……向应离家那天，父亲生气没有送他，妈妈领着我哭着送到三幢碑。他对母亲说：‘我走后你别想我，就是想也不要乱想，我不会死的，也不会做什么丢人的事。父母把我养大，供我念书，我一定会叫你们过上好日子的。’他弯下身亲了亲我，又对妈妈说：‘妹妹长大了找婆家，可别找有钱人家，因为咱家穷，到了人家要受气的，要找一户劳动人家。’向应兄走的时候是4月。他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
　　二
　　在革命的大熔炉里，关向应就像一块上好生铁，百炼成钢。
　　1932年1月25日，关向应从上海中央特科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中心——湖北省监利县周老咀，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主席和红三军政委，开始与贺龙交往。
　　当时，湘鄂西根据地革命形势异常严峻。分局书记夏曦非法取消了红三军的军师两级指挥机关，将部队编为5个团，名义上是由军委分会直接领导，实际上是他一人说了算。红三军军长贺龙受到了排斥。夏曦还想以送他去苏联学习的名义，调虎离山，赶走贺龙。他领导的“肃反”运动持续屠杀几个月，洪湖县区干部几乎杀光，有的连队前后杀了10多个连长，被以“莫须有”罪名杀害者多达几千人。
　　到达湘鄂西之后，经过深入地调查研究，关向应公开表态：“贺龙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军事家，曾经参加领导过南昌起义，为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党是相信他的。”
　　1933年1月，中央分局在毛坝召开扩大会议，夏曦提出解散党、团组织“创造新红军”的主张，并坚持要继续“肃反”。与会者纷纷表示反对。贺龙说：“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后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要解散党我坚决反对。”但是夏曦不顾贺龙、关向应等人的反对，滥用自己手中的最后决定权，解散了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从此，红三军中仅有夏曦、贺龙、关向应3名党员。到了年底，红三军在南征北战、东拼西杀中损失惨重，仅存3000多人。

　　次年6月，红三军到达贵州省德江县的枫香溪，中央分局开会研究创建黔东根据地问题。贺龙在会上说：“我们再也不能这样走了。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没有根据地的苦头我们已经吃够了，不能再吃下去了！”他强烈要求结束无目标无前途不停顿的游荡，建立根据地，停止“肃反”，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关向应坚决支持贺龙的意见，夏曦失去了市场。
　　在长期的生死考验中，关向应与贺龙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1941年10月，关向应肺病复发，被组织上送到延安治病，医生确诊为空洞性肺结核。随后，只要到延安，贺龙总要抽出时间前去探望。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第二天，因前线战事紧急，贺龙仓促离开。临行时，他未能当面话别，特意给关向应留下了一封信。接到信后，关向应读了又读，流着泪说：“我们一起打了十多年仗，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一回他一个人走了！”
　　三
　　离开大连后，直到1946年7月21日逝世，关向应再也没有机会回故乡看一眼，但关向应与大连的故事，并未结束。
　　1946年3月8日，在大连市各界妇女建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上，马丹被推选为主任。巧合的是，马丹正是关向应的第二任妻子。
　　1928年5月，关向应前往苏联，代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出席党的“六大”，参加团的五大筹备工作。6月21日，他代表团中央向中共“六大”作青年工作报告。“六大”闭幕，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期间，他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秦缦云（1908－2001，山东济南人）结婚。随后，秦缦云一直陪同关向应进行革命工作。1930年8月，关向应从上海到武汉，秦缦云在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处工作。12月14日，秦缦云在汉口日租界同仁会医院生下一子，关向应为其取名叫“拯”，是希望他长大后，能够拯救人民出水火。因秦缦云患产后热，关向应整日忙碌无暇照料，关拯被寄养在教会办的育婴堂，化名“曹拯儿”。12月底，关向应与秦缦云等人撤回上海，其子被人抱走，不知所终。后来，关向应前往湘鄂西，与秦缦云中断联系，秦缦云又与盛忠亮结婚。盛忠亮曾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局书记，是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之一。1934年10月，被捕叛变。1949年以后，秦缦云又与盛忠亮去了台湾。直到1986年秋天，年迈的秦缦云回国探亲，曾专程到延安，瞻仰关向应的陵墓。
　　1937年冬天，在山西临县县城内，由山西第二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武装部部长程子华陪同，关向应到总会所属妇女团检查工作，认识了18岁的“川妹子”马丹（四川合江人，原名邓开慧）。
　　马丹回忆道：“1938年春天，我调到岚县动员委员会组织部任副部长。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工作，心里未免感到有些茫然、孤独。程部长特地嘱咐我说：‘今后工作上有困难，可以请示关政委。’”在《向应同志对我的教诲》中，马丹说：“我第一次到那里请示工作，贺师长和关政委很亲切地招呼我坐下，还叫警卫员（当时叫特务员）倒水给我喝。……临走时，关政委赠给我两本书，一本是《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一本是《静静的顿河》。这两本书都签有他的笔名‘始炎’。我十分喜爱这两本书，一直珍藏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随林枫同志率领的中央干部团奔赴东北革命根据地时，才将它留在晋西北。”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关向应在延安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0月10日，他与正在马列主义学院学习的马丹结婚。“仪式非常简单，只在城里一间小馆子里请了一桌客，客人都是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同志，首长和军队干部都没有参加。”1940年5月，马丹学业结束，返回晋西北，在山西兴县城外李家湾的一二○师部住了两个星期。不久，就被分配到兴县妇女救国会工作。离开前几天，关向应对她说：“贺师长和我是很亲密的战友，他一贯很关心我，听说你要回地方工作，怕你来回路远，想给你一匹马。如果他真要给你，你应坚决不要。我是最反对夫荣妻贵的封建思想的，你不要有这种特殊，要凭自己的能力取得应有的待遇。”从此，马丹都是用两条腿和一根打狼棍从县城走回师部，夫妻团聚。关向应也从来没有骑着高头大马去看过她。
　　遗憾的是，马丹的“辣子性格”难以改变。当丈夫生病去延安治疗，正需要她前去照料时，她却说：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照顾病人的。这个历史镜头，被老鬼写进了《母亲杨沫》一书，才为人们所知。
　　1945年11月，林枫担任了东北局组织部部长。他是关向应的老部下。1947年，林枫曾派马丹去大关家屯，看望关向应的亲属。林枫说：“马丹和关向应共同生活过，虽然因为关向应同志病重没有让马丹去延安，而共同生活过的人，怀念是深切的，别人比不了。派她去办这件事，很合适。”事后，马丹给他回信说，关向应的父亲还在世，生活很苦，兄弟四人，关向应是长子。不久，林枫报请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特批了一笔抚恤金，请马丹经手转交关向应的亲属。
　　1949年底，马丹随同第一批南下干部奔赴广州，曾任广东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省旅游局副局长。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她不无感慨地说：“我和关向应结婚8年，共同生活的日子还不到一年……”她在《悼念关向应同志九十冥寿》一诗中，深情地写道：“九十流年半在阴，分飞劳燕痛离林。一生奉献乐忘己，八载救亡报国忧。理想于今初实现，音容永在万民心。中华此日创新貌，欲慰英灵何处寻。”

　　作者单位：东北之窗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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