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向应传--第二章走上革命的道路（一）

发布日期：2016-07-14 15:40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穆欣

作者穆欣

大连的第一批共青团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变成了自为的阶级，成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伟政治力量和领导力量，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高潮的到来。党成立就积极地领导全国工人进行革命斗争，各地工人运动轰轰烈烈地迅速发展起来。从1922年到1923年，形成了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从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举行的“二七”大罢工，在东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各地接连发生了数次罢工。东北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为了贯彻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它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举行）的决议和路线，决定在东北地区开辟党的工作。李大钊委派李震瀛和陈为人前往东北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领导东北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李震瀛（1896 -1937），原名李宝森，又名李泊之、骆森。天津市人。1919 年参加天津觉悟社，并为天津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1 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在北方从事工人运动。1927 年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同年在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参加八七会议，会后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去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1928 年回国后，在上海、武汉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 年在上海被捕，1932 年获释后回到天津，1937 年病逝。

陈为人(1899-1937)，原名陈蔚英，曾用名陈洪涛、张明等。湖南省江华县人。1920 年在上海和罗亦农、张太雷等一起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偷越国境去苏俄寻找革命真理。中共“一大”后，被中央派往山东帮助建党。1923 年被派往东北工作，是东北地区党的创始人之一。1922 年及1927 年曾参加二大、五大。八七会议后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1932 年起负责管理党的“中央文库”工作，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坚守岗位，保全了“中央文库”全部机密文件。他在1928年和1931 年两度被捕入狱，遭受严重摧残致病，1937 年在上海病逝。

李震瀛、陈为人等于1923年3月抵哈尔滨后，看到当地出版的《晨光报》言论进步，先以向这家报纸投稿的机会，与报社的进步人士韩铁声等取得联系，后又参加该报工作，以该报记者身份开展工作。他们很快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并与哈滨市各学校、各文化团体和知识界人士广泛接触，积极开展工作，迅速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哈尔滨支部和中共哈尔滨独立小组。9月初，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哈尔滨反动势力的压力，李震瀛、陈为人和韩铁声被迫退出《晨光报》，另行成立哈尔滨通讯社，作为秘密开展工作的据点；继又成立东三省哈尔滨青年学院，为东北中共组织的发展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力量。他们还建立了党在东北地区的临时交通线，担负起护送中共党员赴苏俄的出境工作。

1923年底，由于当地形势恶化，李震瀛、陈为人转移到奉天（沈阳）、大连活动。这个时候，大连地区的工人运动比较活跃，在全国罢工高潮的推动下，大连的先进知识分子、青年工人组织了中华工学会，成为工人开展各项活动的组织核心。李震瀛、陈为人等来到大连，曾到大连中华工学会和大连中华青年会、大连增智学校、三一小学以及其他文化团体作讲演，在《泰东日报》上发表文章。他们通过讲演和文章，向工人和进步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救国救民的真理，启发工人的爱国意识和阶级觉悟。还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广泛接触，介绍革命书报给他们阅读。他们帮助中华工学会整顿组织，向其负责人详细介绍中国共产党和各地工人运动活动情况，并曾为它起草章程，帮助它同中华劳动组合书记部建立了联系；为在大连建立党的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

关向应随同李震瀛深入沙河口铁道工场华人工学会，宣传革命思想、整顿组织，使其发展成为全市性工会组织，后更名为大连中华工学会。图为中华工学会会旗。

中华工学会旧址

在大连，李震瀛、陈为人都是以新闻记者身分出现的。他们常到《泰东日报》社来，认识了正为寻找拯救中国出路而苦苦思索的关向应。李震瀛等人把关向应、赵悟尘和中华工学会会长傅景阳、青年会会长杨志云，以及栗丰等一批进步青年作为组织发展的对象，对他们进行个别联系和宣传教育，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路线，以及如何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方针政策等；并向他们透露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情况，讲述了国内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如“二七”大罢工等斗争事迹，介绍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人民生活各方面的情况，鼓励他们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进行革命斗争。

和李震瀛等人的来往，对关向应思想发展和生活道路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成为他毕生献身革命事业的良好开端。李震瀛带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向导》和理论性刊物《新青年》以及《苏维埃劳工政策》、《列宁论新经济政策》等革命书籍，使关向应认清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懂得了要救中国，就必须起来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要革命，就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此，他同大连的一些进步青年，团结在李震瀛、陈为人等的周围，开始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他和赵悟尘、傅景阳等人经常在老虎花园（今称劳动公园）、南山等地召开秘密会议，通过中华工学会展开革命工作。不久，李震瀛、陈为人等离开大连，前往上海。

李震瀛、陈为人为关向应带来了《苏维埃劳工政策》《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关向应如获至宝，彻夜阅读，进步很快，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

正当关向应开始把全副精力献给革命事业，全身心地投人争取民族解放的火热斗争中去的时候，家里准备给他娶亲。他的父亲感觉到关向应正在卷进充满危险的事业中去。就像当时社会上许多父母的做法那样，他想早一点给关向应成家，以为这样就可以拴住孩子的心。这时已被激起了高昂的革命热情的关向应，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父亲这个煞费苦心的安排。他又无法直截了当地如实说明自己的想法，自知这样做不但不能说服父亲，反而会越发增加父亲的疑惧，只好采取坚决不回家的办法，逼使家里辞掉这门婚事。父母异常不满意他的态度，也招来乡邻们说东道西，议论纷纷。关向应对于这些全不在意，执著地勇敢地沿着通向革命胜利的大道飞奔。

这个时候，关向应对所受日本人的侵略教育，日本侵略者到处横冲直闯，时刻感到难以抑制的愤懑，急欲摆脱思想上的压抑，便跑到外地谋生。他说：“我并不知道社会上的情形，糊里糊涂地跑往北京住了一个月，也没找着工作，遂又回到大连。不久，有朋友在奉天北铁岭办报，我就到那边学印刷，这是1923年的事。在铁岭作工一年，至1924年3月因李震瀛同志在大连活动，我同时亦被朋友叫回大连。”

1924年4月，经过李震瀛介绍，关向应和赵悟尘一起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是大连的第一批青年团员。

1924年2月，李震瀛再次前来大连进行革命活动。4月，经过李震瀛介绍，关向应和赵悟尘一起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是大连的第一批青年团员。接着，同他经常在一起进行革命活动的几个青年朋友傅景阳、董秀峰、孙云峰、梅向李，也都相继入团，并在6月间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连特别支部，直属团中央领导。

当时加入青年团的情形，关向应在《自传》中说：“我在大连时简直什么都不知道，即自身所受的压迫，亦未感觉到，及到铁岭作工后，才渐渐感觉到自身地位的痛苦与思想缺乏，因思想缺乏，才连（联）想到自己所受的侵略教育，并想到大连境内的人民所受的压迫与污辱，因之异常痛恨日本；同时因国内的军阀的摧残与外国人的横行，亦感不快。回大连后，就时时与李震瀛同志谈。李震瀛亦对我宣传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与军阀的摧残，同时又介绍我入青年团。此时我才知道，欲解决这里种种的痛苦，非革命不可，因此我才认清我的道路。入团后，我被举为小组组长，同时与同志等筹备印刷工会。”

关向应与赵悟尘、魏长魁按着李震灜的指示，深入大连《辽东新报》《满洲日日新闻》等70多家报馆、印刷厂，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工会。图为《辽东新报》旧址。

关向应入团以后，李震瀛动员他去上海参加革命工作。这是关向应向往已久的，他便毅然答应。这年5月，李震瀛离开大连的时候，关向应同他一起前往上海。临走前，关向应曾经回家辞行。他到家里见了父母，一面安慰父母别为他的远行担心，一面说明他这次是到上海去找共产党，去黄埔军校学习，以便能够帮助穷人摆脱穷困和压迫，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理想与抱负。对于养育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关向应临别依依。他牵着小妹妹的手，语重心长地对父亲说：“几个妹妹将来结婚不要找有钱人家。咱们家穷，闺女到了那种人家要受气的，要找个劳动人家。”父亲点头同意。关向应辞别家里的亲人和乡邻、朋友，从此踏上革命的征途，毕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上海的学习和工作

1924年5月，关向应到达上海。这时，中国革命的形势迅速发展。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后，就在共产党人帮助下积极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改组国民党成为民主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1924 年 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有一些同志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工作。这次大会宣言中接受了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这样，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结成，革命运动开始高涨。

在上海时期的关向应

关向应初到上海时，住在闸北国民党上海第一区党部（今宝山路24号）。他一面在闸北市民协会从事革命工作，一面在上海大学学习。上海大学位于上海公共租界的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是20年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创办的一所学校，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领导人、理论家、活动家和教育家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杨贤江、侯绍裘等都曾在这里任职任教，不仅培养了大批的共产主义优秀战士，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贡献，而且也创造性地对无产阶级教育制度进行了探索，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上海大学旧址

关向应随李震瀛来到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上海，从此走上了终生革命的道路。他在闸北市民协会协助陈为人开展革命工作。图为闸北旧街景。

上海大学1922年10月间创立时，公举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任校长。但他只是挂名，实际办事全靠共产党员。关向应来校之前，邓中夏于1923年4月任教务长，到校主持工作。为了迎接工人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他创办了社会学系，请瞿秋白任系主任，聘请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来校任教，培养了大批领导工人运动的骨干。学校政治空气浓厚，思想活跃，学生中共产党员、团员也多。有人说，“此时上海大学差不多是共产党的党校”。这所学校最大的特点是实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教学中特别着重于使同学“读活的书”，使读书与生活（尤其是社会的、民族的）打成一片。他们的信条是：“如果在第一分钟达到了清楚的结论，第二分钟便当开始实行这些结论。”“他们鄙弃那讲坛上高谈阔论的教授，和学而不行的大学生，认为那只是把学问储藏起来作为自己个人生活的资本的凉血行为。”因此，“上大的学生可以说没有一个只读书不做事的，他们知道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救国的工作是有时间性的--刻不容缓的，所以他们多数虽节衣缩食来使得自己能听课能研究，然而绝不苟安自足于教室与图书室中，他们都或因自知其长，或因大家讨论认为他应当作什么工作而一一有所分派。……”①由于这所学校具有革命精神，招致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嫉恨，成为他们的眼中钉，对于他们的教学活动和师生的言行，“常常地暗侦密探，而施以特别的压迫与留难”。关向应进校以后，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参加了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他在这里学习的时间虽不很长，却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提高了政治觉悟，思想上有了显著的进步。

①张士韵：《中国民族革命史的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史料》，第32-33页

1、《关向应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年出版

2、照片为本站所加，均选自《纪念关向应》大连史志办公室编大连出版社200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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