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向应传--第二章走上革命道路（三）

发布日期：2016-07-15 22:27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穆欣

作者穆欣

在山东的斗争

1925年7月，关向应被以共青团特派员的身份派往山东，担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当时在军阀混战中抢到督办职位统治山东的，是被人们称为“混世魔王”的奉系军阀张宗昌。从1925年5月上台至1928年9月落荒逃走，张宗昌前后盘踞山东三年，把整个山东糟践得不成样子。他自称“绿林大学毕业”，公开贪赃枉法，戕害人民。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主权，换取日本主子的庇护；对人民实行残酷统治，在经济上肆意搜刮，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不下五六十种，到任不久就闹得民怨沸腾，恶名四溢。他豢养一支白俄军队，高唱反对“赤化”，残酷地镇压无辜人民，共产党人时遭杀害。当时济南和青岛等大城市，经常遍布军警，如临大敌，全省一片白色恐怖，形势严峻。关向应到山东后，在党组织领导下，不畏艰险，深入全省各地，建立党的基层支部、组织共青团、恢复工人组织。在济南，他穿上学生装，到各学校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很快结交了许多青年朋友。学校放了寒假，学生大都回乡过春节。原中共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共青团济南地委委员庄龙甲①，这时从省立一师毕业，根据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决定回到潍县，以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农民特派员身份在家乡发展共产党组织，还兼任潍县共青团支部书记。

山东潍县乐道院旧址，关向应在这里多次召开党团员骨干会议。

1926年1月，关向应前往潍县指导工作，曾在乐道院电机房召开部分党、团员参加的会议，向到会同志讲述了国内革命形势、阶级斗争原理和党的纪律等问题。会后，关向应由庄龙陪同巡视了潍县城附近农村支部，具体研究了潍县党、团组织的建设工作。其后不久，关向应被调往青岛任共青团青岛地委书记。青岛原是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青岛以及德国在全中国侵占的一切权益，理所当然地应由中国全部收回。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列强的纵容支持下，乘机抢夺了德国在青岛的权益，进而将其魔爪伸向山东各地。山东人民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都被日本侵略者勾结军阀势力残酷地镇压下去。1925年兴起的革命风暴，再一次遭到中日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工会和许多群众团体被破坏，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工会领袖遭到捕杀。关向应依靠党、团组织，经过半年深入细致的工作，把被敌人压制摧毁的许多革命组织重建起来：将沧口日本纱厂的工人组织恢复起来，在电气工人、自来水工人中发动群众，建立了革命的群众组织，还在胶济铁路一些单位的工人中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经过艰苦的工作，全市团支部由1个很快增加到9个，团员由21人增加到83人，7家纱厂就有6家恢复了青年团的组织。

1926年2月，因遭张宗昌通缉，关向应被迫离开山东，回到上海。这年夏天，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从广东、湖南地区北进，势如破竹，席卷江南，迅速攻占长江流域。10月间，北伐军占领长江中枢武汉，革命声威，震撼全国。被北伐军打得一败涂地的北方军阀，难以招架，东逃西窜，惶惶不可终日。

1926年10月，关向应奉调回上海，任共青团曹家渡部委员会书记。积极参与发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1927年2月19日，参加上海工人武装第二次起义。图为工人武装起义指挥部在开会。

1927年3月21日，关向应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图为工人纠察队在行进中。

久居军阀高压下的山东人民，对革命的要求十分迫切，这时受到北伐胜利的鼓舞，革命的意识迅速觉醒，群众革命运动日益高涨起来。胶济铁路沿线的昌潍、淄博、青岛等地，共产党的组织都有很大发展秋天，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山东党的工作，派关向应再次到山东，负责党和青年团的领导工作。这时他已是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之一，经常化装到工人中间去。已经建立共产党组织、工会活动也比较活跃的铁路六厂、鲁丰纱厂等处，都是他常去的地方。他的工作异常紧张，生活也十分艰苦。人们看到，每天夜晚，他“屋里的灯光常常彻夜不熄。他的行装单薄，不讲究穿着，吃饭往往简单到烧饼咸菜加开水，但他从不以此为苦。”

关向应到山东后，广泛团结给各阶层人士，国民党左派鲁佛民先生与关向应结为至交。鲁先生的的住所和其创办的育英小学、阎家山工人子弟小学成了关向应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的基地。图为阎家山鲁佛民旧居。

关向应善于接近群众，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1926 年初在青岛工作时，那里有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国民党左派人土鲁佛民，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同情并支持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他的大儿子鲁伯峻是共产党员（次子余修以后为关向应介绍加入共青团）。当时他是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委员，利用合在市内创办育英小学，还在工人区办了三义小学，在校内安置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成为共产党活动的秘密据点。关向应通过鲁伯峻认识了他的父亲，并常去他家促膝长谈，有时一谈就是一天。这位进步人士同别人谈起刚满24岁的关向应时，总是称赞他“机智、坚定、沉着、冷静，为人正派”。而他在关向应的印象里，则“是一位热爱真理忠诚于党的长者”。1926 年秋天关向应再次来到山东时，鲁佛民已从青岛迁居济南，在西关制锦市绵缠街备祥里租了一所独门独户的四合院，以此掩护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成为山东省委高层领导的秘密联络点。他在门口挂出了多年不用的大律师事务所的木牌子，同时蓄起了八字胡，出门时完全是一派绅士装扮。这所住宅周围环境十分恶劣，四邻多为军政公务人员，后邻为军阀褚玉璞的官邸，对门是军署谍报科科长住宅。这个律师事务所杂混其间，却经常有共产党的负责人在这所庭园里出入。关向应也常住宿在这所律师事务所内，常对鲁佛民讲述政治形势和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以后，鲁佛民也参加了共产党，长子则在1927年5月被张宗昌杀害。抗日战争爆发后，鲁佛民于1937年8月初奔赴陕北，到达延安，曾经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后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他和关向应在延安重逢，异常激动，回忆起在青岛、济南的那段岁月，对关向应更加钦佩② 。

1925年6月20日，关向应以仲冰的笔名在《中国青年》124期上发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山东》一文，介绍山东的社会状况和山东人民的革命斗争情况。

关向应在山东工作时，随时注意进行调查研究，深刻地了解青岛和整个山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作为制定工作方针政策的依据。他还善于总结经验，勤于写作，经常撰写文章在党刊党报上发表。1926年6月20日，他在《中国青年》第一二四期发表文章，揭露日本侵略者对山东无孔不入的渗透，以便引起全国人民的注意，启发人民群众的反帝激情。

这篇题为《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的山东》的文章，开门见山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对山东的全面掠夺：“山东在日本帝国主义心目中早视为第二满蒙，青岛在形式上虽经中国收回，事实上山东政治经济势力，无不直接间接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下，尤其是日本经济势力竟完全支配了山东。7家纱厂的棉产，南达兖州，北出天津，整个的山东，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商场，山东的农村经济在这种状况之下已完全破坏。其余2家厂：济南鲁丰纱厂、青岛华新纱厂，因资本薄弱，机器不良，竞争条件既完全落后，自然要归于颓败，现在虽仍拼命的挣扎，只不过苟延残喘而已。山东土产品的输出，亦完全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独占。企业如鲁大公司，虽云中日合办，事实上权力已为日本操纵。胶济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眼中看来，不啻为第二南满路，事实上亦与吸食东三省人民膏血的南满路无什么差别，输送商品，采运原料，早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御用品。在政治上日本帝国主义者可以指使其工具---奉系军阀---镇压民众，摧残工人，中国人凡有危害日本所谓‘特殊利益’的行动，请求中国官厅取缔，无不唯命是听。......”

文章进而揭露说：“当河南国民二军进兵山东，国民一军攻陷天津时，日本帝国主义者简直恐慌到万分了，公然乘汽车在青岛街上散布传单，造谣国民军为赤化，公然由日本人出头召集青岛商人开会反对国民军入山东；夜间由海道运来军火不经过大巷，由小船秘密输送上岸，供给李景林、张宗昌攻打国民军，维持反动的奉系军阀。同时山东在战争中，胶济路忙于运兵及军需品等，货车停止，因此，棉纱停滞不能畅销，原料不能源源接济，影响到日本商业。而山东日本居留民团便乘机召集全山东大会，阴谋将胶济路收归鲁大公司管理（若鲁大公司管理，事实即是日人管理），通电、派代表回国向外务省请愿，要求政府向中国政府交涉。这种阴谋是何等的狡猾阴险！勾结奉军集团压制工人，供给大批军火与李景林、张宗昌，使其攻打国民军。一手造成的中国内乱，又利用内乱阴谋更进一步的侵略，我们看看日本帝国主义者这种阴谋应作何感想！”

1926年9月，关向应被团中央再次派往济南，任共青团山东地委书记。图为关向应在济南工作和生活旧址。

他在文章中深刻地剖析了日本帝国主义“维持其特殊利益”，在青岛进行的侵略罪行以及青岛工人阶级和各界人土所进行的反抗斗争。他说：“青岛是山东工业的中心，尤其是日本在在山东势力的大本营，在去年‘五卅’运动中青岛两次大罢工，根本动摇了日本在山东优越势力，日本帝国主义者当时是何等的惊慌，虽经利用其工具---张宗昌---镇压下去，但这次运动却实际大大促进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工人阶级经过这次的运动，更认清了他的敌人，更增加了革命的决心。况且这次运动的结果，资产阶级方面并未丝毫让步，工人生活仍是未得到改善，痛苦还是有加无减，在客观上工人仍是革命的。因此，工人阶级为争自己的利益反抗帝国主义与资本家等奋斗，在任何时期内一触即能爆发，全国革命潮流又形高涨，日本帝国主义者恐影响到工人运动之爆发，便勾结青岛当局，在工业区域内添派便衣侦探，雇用大批走狗流氓，于夜间暗地里巡视工人住址，监视工人行动，严防所谓‘赤化党’、‘过激派’的煽动。因此，青岛竟形成一极反动的局面。自‘五卅’后一直到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勾结奉系军阀张宗昌在山东咄咄向民众进攻，禁止一切集三出版之自由，如封闭鲁丰纱厂工会，逮捕工人领袖，济南之大兴党狱，青岛四方小学之封闭（四方小学设立在四方工业区域内，完全是工人子弟在里面书，故受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嫉；当封闭时，警察言，这不关我们的事，是日本领事不愿意）。胶济路总工会办事处被搜，于2月2日在四方逮捕工人，封闭育英小学，捕获育英小学校长，直到现在，还仍是严格检查信件，便衣侦探，梭巡街市，所谓形迹可疑之人，即遭盘问与监视，这种反动情形到最近仍是继续着未尝稍懈。日本帝国主义者这样恐慌与防范，可谓费煞苦心矣。”

这篇文章发表时用的笔名是“仲冰”。关向应在秘密工作期间用过不少笔名和化名，这个笔名是1925 年在上海取的。当时他同袁玉冰、吴振鹏一起在上海做共青团工作，三人相处融洽，来往密切，便以年龄为序取名：袁年长取孟冰；关次之，取仲冰；吴最小，取季冰。袁玉冰(1899--1927)是关向应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学，也是早期共青团领导人之一。他是江西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和组织者，是江西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和赵醒依、方志敏并称为“江西三杰”。1925 年从莫斯科回国后任上海市共青团书记、以后又曾任共青团江浙区委书记、江西区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及中共兴国县委书记等职。1926年 10月，他曾参加党领导的上海工人阶级第一次武装起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1927 年 12月13日化装进南昌联系工作，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袁玉冰坚贞不屈，正告敌人：“你们有能力停止我心脏跳动，有办法割断我的咽喉，但是你们丝毫不能改变我的主张，动摇我的信仰。杀吧！你们杀了1个袁玉冰，等于散发10万张革命传单。我袁某不是贪生怕死的人！”12月27日在南昌壮烈牺牲。吴振鹏也是早期共青团领导人，团的四大、五大都曾当选共青团中央委员，曾任共青团中央青工部部长、江苏省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等职。

参加共青团四大

1927年2月，关向应再次遭受张宗昌通缉，离开山东到上海。4月，前往武汉，在那里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5月10日-16日，关向应在汉口参加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当选团中央执行委员。图为共青团四大会议旧址。

共青团四大于1927年5月10日至16日在武汉举行。这次大会开幕时，正当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脱离民族革命联合战线，屠杀工农领袖和共产主义者，帝国主义积极准备武装干涉、经济封锁武汉，到处充满了反动的空气，白色恐怖开始在全国许多地区张开吃人的大网。在中国革命历史转变关头举行的这次大会，在共青团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次大会第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表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这最严重的时期，聚集自己的力量，来估计过去革命的经验，按照现在革命的要求，规定今后斗争方针，为的是要继续完成已死同志未竟的事业，以答复新旧军阀的白色恐怖和帝国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武装干涉！”其次，“这次大会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应争得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而达到社会主义的实现；指出团的任务是应领导工农青年群众，参加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反抗背叛民族利益的资产阶级，努力促成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亲密联合，实现其民主独裁的政权，发展农村土地革命，扩大无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影响，并建立工农自己的武装，领导工农青年在工会、农协之内去做改良生活与待遇和反抗压迫势力的经济与政治斗争。因此这次大会的第二个重要意义，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确定了国革命的远景和团的工作新方针。这必定更能提高劳动人民远大目标而积极奋斗的精神，促进国际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援助中国革命的努力。”它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指明中国青年运动趋势，并且更加确定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性质，应消除团内知识阶级的习性，而完全变成真正无产阶级青年的群众组织，努力在工农群众中去扩大自己的队伍与影响，由此而加重中国劳动青年和其先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革舞命中的责任与使命。”而“这次大会特别指出领导青年为其本利益而争斗的重要意义，反对任何阶级调和妥协的理论，尤其是要注意青年工人、学徒的经济斗争。这是这次大会的第四个重要意义和精神。”ƒ

关向应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以后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后，关向应留在武汉工作，参与领导当地的职工运动，参与领导青年工人、学徒的经济斗争。

关向应深入武昌武胜门外纱厂，组织领导纱厂工人罢工，争得童工八小时工作制。图为纱厂童工。

武汉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北伐胜利的鼓舞下，工人阶级和各革命阶层广泛而深入地发动起来了，对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展开如火如茶的斗争，取得了许多重大胜利。关向应在武汉积极组织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很快取得了武汉童工8小时工作制的斗争胜利。这个时候，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已经形成为危害革命运动的投降主义路线。国民党中蒋介石一派已经公开勾结帝国主义，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揭起了反革命的旗帜；在武汉政府中的汪精卫一派也已经准备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投降，常以“过火”为借口反对革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各地群众运动的兴起，不但遭到一切反动势力的仇恨和反对，也被陈独秀为代表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视为“过火”行动，说三道四，横加指责，往群众头上泼冷水。关向应对此感到愤慨，1927年6月20日，他又在《中国青年》第一六五期上发表一篇题为《武汉童工争得八小时工作以后应有的努力》的文章，一面欢呼武汉童工取（得的这次胜利，指出虽然不能对“这一个小小的胜利”感到满足，但也应当看到，“这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上总算是破天荒的创举”，“这一个小小的胜利是童工血汗的积累，是童工在革命过程中勇敢牺牲争得来的一点结果”；一面理直气壮地批评一些大的右倾观点，反驳各种指责工人正义斗争“过火”的论。他以群众运动发展的必然规律，说服那些横加指责的“革命者”：纵使在运动初期出现某些“幼稚的表现”，应当领导他们总结经验，纠正偏差，而“童工问题向来很少有人注意，不管他们怎样受欺凌虐待，终日过牛马式的奴隶的生活，因为人们站在封建式的主奴关系的立场看来，他们受这样残酷的待遇是应该的，算不了什么一回事！但是环境的变迁解放’的出路。他们有了机会，有了组织，得到了自由，便开始了他们的斗争，他们很勇猛的冲破了封建制度的压迫，打碎了束缚他们的锁链，并争到了现在的一点胜利！奇怪！在童工受极残酷压迫时，从没有人起来替童工叫屈，等到童工起来要求解放的时候，便有人起来说童工行动‘过主火’，这在反动派造谣离间是不足为奇的，而居然也在革命者口中说出，真是令人莫名其妙！”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关向应碑派往武汉，从事工运工作。图为武汉旧街景。

“我们应当认清：中国的厂主店东与童工学徒的劳动关系，完全是一种封建式的主奴关系。他们在初步的解放当中，必须要经过剧烈的斗争，才能打破这种旧式的关系。自然在斗争中有许多幼稚的表现，这不过是初期解放运动中必然有的现象，我们只有在行动中来纠正他们，不能说这是‘过火’！况且现在的童工尚未得到法律上的保障，要得到生活上一点的改善，必须取斗争的方式才能实现。否则，绝没那种‘仁爱性格’的厂主店东愿意自动的来改善工人的生活的。所以我们对于童工运动不应当抱丝毫抑制或摧残的态度，只应当在行动中来纠正他们的错误，领导他们走上秩序的轨道。”

他在文中最后指出，还要继续努力，把斗争引向深入：“武汉童工八小时工作是胜利了，但是还需要继续的努力斗争：要求国民政府急速颁布童工保护（法令），以保障既得的胜利并善以后的生活；过去的旧式劳动关系已经打破，新式的契约关系业已成立，今后应为履行契约而斗争，不仅要对方执行，而也要自己执行，更须顾及同盟者的利益，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要停止一切幼稚的行动；继续为教育娱乐的斗争，以扩大教育娱乐机关，达到真正实现每日八小时工作、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的目的，并为扩大八小时工作范围的斗争，这是武汉童工当前重大任务。”

①庄龙甲(1903-1928)，字鳞森，1903年6月出生于山东省潍县。1923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一届支部书记、共青团济南地委委员、中共潍县委第一任书记等职。1928年10月l0日在潍县被捕，第三天--10月l2日就被杀害。年仅25岁。凶残的敌人还将烈士的头颅悬挂在潍县南门城楼上示众3天。

② 余修：《对启蒙者的怀念--忆关向应同志片断》，《往事集》第29-3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余修：1911-1984，鲁佛民次子，曾用名鲁伯谦，1925年由关向应介绍加入共青团，新中国成立后任山东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ƒ任弼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义》。《任弼时选集》第25-28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

1、《关向应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年出版

2、照片为本站所加，均选自《纪念关向应》（大连史志办公室编大连出版社200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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