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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关向应政委逝世70周年专栏

关向应传--第三章中共六大前后（一）

发布日期：2016-07-19 14:40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穆欣

作者穆欣

在黑暗中拼搏

关向应从莫斯科回国后两年间，中国的政治形势变化很快。1926年6月初，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广州国民政府颁布出师北伐动员令，北伐军相继出动，北伐战争顺利发展，迅速占领长江流域。北伐军于10月攻占武汉，11月间攻占九江、南昌，1927年3月占领南京，而当3月初北伐军逼近上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取得辉煌的胜利，解放了上海。正当北伐军节节胜利，举国人民欢腾鼓舞的时刻，蒋介石于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进行反革命大屠杀；7月15日，汪精卫集团也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进行反革命屠杀。在“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这样，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终于失败，中国革命处于紧急关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批判并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在此之前，8月1日，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国民革命第二十军、第四军、第十一军各一部及南昌军教导团举行南昌起义。从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入了同国民党军阀进行武装斗争和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新的历史时期。

1927年7月下旬，关向应与贺昌等人奉调南昌，在九江参与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图为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旧址。

1927年六七月间，中共中央派关向应到中共河南省委工作。“八七”会议之后，中共河南省委为了明瞭中央的政治路线，要求给河南调派军事干部以及建立与中共湖北省委的关系，派关向应到武汉向中央汇报工作。中共中央在听取关向应的报告并讨论后，于8月14日发出了给河南省委信。关于党的组织工作，中央在信中指示：“党的组织应当根据紧急会议组织决议案改组各级党部，省委应提拔工农分子参加。”中央还要求将河南省的组织状况进行统计，并赶快作一报告寄给中央①。当时河南省的共产党员数量正在急剧减少，由1000人减少到600人。党的组织和共青团的组织合为一体，负责人往往只有一人，各级党组织均不健全。关向应在河南和当地党、团负责人一起，在异常艰险的条件下开辟工作，恢复党的层组织，发动领导河南南部地区的武装起义，对这个地区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八七”会议后，关向应被派往河南省委工作，负责恢复河南党的基层组织和组织武装起义。图为河南农民大会旧址。

1927年底，关向应从河南回到上海，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组织部部长，这时团中央书记局书记是任弼时，宣传部部长是李求实②。“八七”会议以后，共青团中央和中共中央一起，从武汉迁回上海。团中央机关初迁回时住在上海风阳路，此刻已搬到泰兴路寿椿路。

1927年11月上旬，关向应被调回上海团中央局，协助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主持召开团中央扩大会议，及时制止团内出现的取消主义、先锋注意的错误倾向。图为上海凤阳路团中央旧址。

这个时期，任弼时为书记的共青团中央，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早在汪精卫集团叛变的前夜，任弼时就在武汉领导共青团中央通过一个政治意见书，反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6月28日，陈独秀在武昌召集了一次党的紧急会议。在6月29日会上，陈独秀将青年团的意见书，当场撕毁，不肯提交会议讨论。当时所进行的这个斗争，虽然没有能挽救革命的失败，但对于革命失败后革命斗争的继续坚持，是有重大作用的。“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纠正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团员在思想上产生混乱，出现一些错误观念，团的工作遇到很大的困难。有些团员情绪低落，思想消极，看不清共青团的出路，认为团在中国没有特殊工作，借口“集中力量帮助党发展”，主张取消团的组织，将团组织归并到党组织里去，在团内形成一股取消主潮。在党的负责同志中也同样有这类的主张。“主取消团的人，仿佛取消团的组织便可以加强党的力量，其实取消的结果必定是消灭党在青年工农中的影响，完全是犯了取消主义的毛病。”另一种错误观念，“就是把团看成做文化运动的组织，以为一切工农政治斗争既有党来领导，团可以专心做文化工作和儿童运动。……这种观念同样是犯了取消主义的机会主义的毛病，充分表现没有明了团是青年工农无产阶级的群众的政治的组织的意义，是帮助党获得青年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组织。”同时，由于共青团在反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斗争中有了功绩，在当时共青团的一部分领导同志中产生了“先锋主义”的错误倾向。他们把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党混同一起看待，认为党的总书记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共产党也就必然成为机会主义的组织，它就妨碍共青团的发展，不能够再领导共青团，主张共青团单独领导革命。

关向应十分重视宣传工作，深入《中国青年》编辑部，充实整顿加强编辑力量。图为《中国青年》编辑部和出版的《中国青年》。

关向应调到共青团中央工作以后，协助任弼时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整顿共青团。经过他们的耐心工作，纠正了团内的上述错误思想，使得共青团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了坚强的战斗作用。

中共六大和共青团五大

在苏联时期的关向应

1928年四五月间，关向应离开上海前往苏联，代表共青团参加6月中旬至7月中旬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前夕，6月14日和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了一次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这实际上是六大的一次小范围的预备会议。关向应出席了这次谈话会。

中共六大于6月18日正式开始，7月11日结束。关向应参加了大会领导和组织工作，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分别担任大会的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和湖北问题委员会委员，还是青年委员会的召集人，并在会议上作了青年运动问题的报告。

7月10日，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选出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关向应当选为中央委员。7月19日，在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7人，候补委员 7人。他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六大闭幕后不久，7月15日至2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总结共青团自四大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根据党的六大所制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确定共青团的工作任务。关向应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会议选出关向应、李求实、华少峰（华岗）、李子芬、温裕成、顾作霖、吴振鹏、袁炳辉、李佩根、陆定一、刘明弗、冯广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关向应任共青团中央执行局书记。会后，他暂时留在莫斯科。

1928年7月15-2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图为五大通过的政治任务决议案。

五大通过的共青团章程。

关向应在莫斯科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 年7月28日，他化名“少先队员”在大会上发言，对于这次大会十分重视青年运动，在会上提出了关于青年共产国际活动的专门报告感到高兴；同时也对青年共产国际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了批评；他还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斗争经验，对大会上有些发言提出不同意见。他说：

瓦西利耶夫同志在讲话中谴责青年共产国际，说它搞政治太过头了，轻视组织工作的意义。我们不能完全同意这个观点。以中国共青团为例，事情不完全像瓦西利耶夫同志所想的那样。不错，中国共青团十分重视政治工作，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从来也没有忘记和轻视过组织任务以及在劳动青年群众中开展工作。此外，在中国革命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青团积极支持共产国际的路线，帮助中国共产党纠正其领导的机会主义错误，积极参预完成党的迫切的政治任务。必须承认，中国共青团是做得正确的。

许勒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并强调了中国共青团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错误的斗争中建立了了特殊的政治功绩。报告人丝毫没有夸大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参加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中有些同志对此却讳莫如深，说根据报告人对中国共青团的评价好像是降低了共产党的意义，而提高了共青团的身价。

且不说这个观点是怎么来的，可以肯定地说。这个观点不正确。党应该把共青团看作是自己全部工作的一部令。把共青团组织和党的组织对立起来的观点，不应该在我们队伍中存在。

当然，中国共青团有许多缺点。特别是它在政治上还不成熟。在同党的)机会主义错误作斗争的过程中，这个缺点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在共青团队伍中，还有“左”倾的毛病。加强对团员的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并且把这些任务和日常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这就是当前中国共青团的主要任务之一。

中国共青团应该把自己的全部活动用于实际执行争取广大工农青年群众的方针，吸引他们参加革命活动，并在斗争中把青年团变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青年的群众性组织，中国共青团的政治路线应当为广大工农青年所熟知。

发言最后还说：“布哈林同志在报告中仅仅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内有‘左’的危险。但是，事实表明，由于纠正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左’倾，又出现了右倾。当然，我们应该继续同‘左’倾危险作斗争，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右倾的危险。右倾比‘左’倾更危险，它可能要重蹈机会主义错误。”

关向应在莫斯科逗留的时候，有一些正在那里学习的中国青年前去看望他。其中就有曾在上海浦东区跟他一起工作的四川女共青团员李伯钊。李伯钊是1926年秋天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向，这时异国相逢，在莫斯科的一个旅馆里看到关向应的时候，只见“他的嘴上生了一丛又黑又浓的胡须，他精神焕发，有说有笑。许多青年同志围绕着他，把房间都塞得满满的，大家向他询问中国青年工作的情形，谁都舍不得离去。”

有一天，李伯钊单独去看望他。关向应向她问道：“学得怎样了？”“什么时候毕业呢？”“毕业后做什么工作呢？”

李伯钊一一回答了他所提出的问题，但对最后一个问题却回答说：“不知道！”当时她就意识到这个回答是不妥当的。她说：“对最后一个问题，我的话刚出口，马上自己觉得回答得幼稚可笑，考试显然是失败了，交了白卷。自己不好意思起来，窘的慌！巴不得马上走出屋子去！”

关向应听见她这样回答，静静地望着地板，考虑了很久，对她说：“学到多少做多少，回国去参加实际工作，可以第一批走。”

李伯钊当时没有慎重地考虑他的意见，而是接受了学校分配，留在莫斯科做翻译工作，直到1931年才回国。许多年后，提起这件事，李伯钊还说：“我至今后悔，没有慎重考虑他的意见，没有接受他要我到实践中去锻炼学习的指示，而听从了学校当局的分配，失掉了在中国革命低潮时期，在极端恶白色恐怖环境下面受秘密工作锻炼的机会。这对一个职业革命者来说，是一种难以补偿的遗憾！”ƒ

①赵朴：《五大至六大期间河南省党的组织状况（上）》。《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②李求实(1903-1931)，武汉江夏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夏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任共青团旅莫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国班党支部委员。1925年回国，历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主持《中国青年》编务，共青团江苏省委员会负责人、共青团中央南方军书记等职。1931年1月18日被叛徒出卖被捕，同年2月7日牺牲于上海华龙。

ƒ李伯钊：《回忆关向应同志》

注：

1、《关向应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

2、照片为本站所加，均选自《纪念关向应》(大连史志办公室编大连出版社200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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