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向应传--第三章中共六大前后（二）

发布日期：2016-07-19 16:25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穆欣

作者穆欣

主持团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

1928年年底前后关向应离开莫斯科，回到国内外反动派血腥统治下的上海，在极端艰险困难的条件下主持共青团的工作，迅速组成团中央的各个工作部门：组织部部长李子芬、宣传部部长李求实、工人经济斗争部部长温裕成、青工部部长袁炳辉。关向应和共青团中央重视报刊工作。这年10月，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无产青年》改名为《列宁青年》正式出版（《无产青年》是1927年11月7日《中国青年》被迫停刊以后创刊的，共出5期），主编为华岗（以后为陆定一）。1929年1月，共青团中央又在上海创办了向青少年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刊物《少年先锋》。

1930年3月3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8月19日或20日回到上海。周恩来离国前夕，中共中央曾在1930年2月12日决定由向忠发、罗登贤、关向应、任弼时4人重组组织局，以向忠发为主任；军事部与军委合一，不归组织局领导，而归政治局，由周恩来、关向应、曾中生担任军委常委①。周恩来离沪后，关向应任军事委员会书记。3月20日至4月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全国特派员会议。关向应曾在会上作关于《武装工人问题》的报告。这次报告的主要内容，曾以《论武装工人的问题》为题，在3月19日出版的《红旗》报上发表。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各苏区来人参加。会议讨论军队内党的组织、政治委员制度、士兵委员会和政治工作等问题，并决定各地红军要相对集中，主要战略区域的红军要合编成军团。这次会议对红军的发展和建设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军事会议前后，关向应曾到设在天津的中共顺直省委巡视北方军事工作的开展情况，先后到过天津、唐山等地。

1929年春，关向应回国主持团中央工作。1930年3月初，周恩来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关向应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图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办公旧址。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当时实际上掌握中共中央领导实权的李立三，特别强调城市武装暴动的重要性，认为它是实现其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革命政权的主要手段。1930年6月11日，由李立三主持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于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的错误主张，标志着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李立三还错误地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随后，又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局停止工作，将共产党、青年团和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

关向应出席了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8月6日，他被派往武汉工作。8月19日，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决定将总行委的人由14人扩大到21人时，关向应也成为总行委委员。

当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形成的时候，关向应正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从1920年3月至7月，关向应在《红旗》报上发表过5篇文章：《论武装工人的问题》《红军问题》《从上海经验中论武装工人问题》《论兵士暴动》《同路人的叛变》。这些文章，有的是同他在中央军委工作时期在上海召开的红军代表会议和全国工会特派员会议有关的。其中一些精辟的论断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就其总的倾向来看，不免受到当时“左”倾思潮影响，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作了片面的观察和分析，许多观点明显地带有“左”倾冒险主义的色彩。

7月2日在《红旗》第一一五期发表的《同路人的叛变》，是同陈独秀取消派论战的文章。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历史的非常事变将要来临的时候，阶级战线也更加整齐了，革命与反革命的对抗比什么都显著与尖锐。这表现于党的组织方面的，在今天只是一个主要形式：党的分化。”“在历史上曾经造成一种形势，造成利于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党内活动的形势，这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不剧烈的时候，他们是我们的同路人；但在革命决斗的紧急关头，他们就叛变。”

取消派的《战斗报》说：“第二国际农民派用卢布为支柱统治中国无产阶级，使中国无产阶级在农民领导之下去为私有财产制度作最后的斗争。”关向应在文章中驳斥说：“我们看，党员数量在去年12月间的统计为7万人，产业工人占7.8%；产业支部比二中全会时增加1倍，产业工人同志比二中全会时增加1/3。……这不仅是说明党的现状之发展，不仅是说明党的阶级基础之日益巩固与加强起来，而且是说明了党的策略，党的政治行为之正确的阶级意义。”“至于说党员百分比农民占多数，这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尤其是土地革命的过程中，有什么稀奇呢？”

他在文章中指出：“这一些同路人滚出党去，党才能巩固。……在我们坚决地从政治上思想上与组织上肃清陈独秀等取消派的成分，使党更加巩固起来。”“是党领导工农夺取政权及保证革命的转变的先决条件。”

其他几篇文章，主要论述工人、红军和兵暴工作在新的革命高潮中所面临的任务，围绕着在大城市举行暴动和由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问题，大都附和李立三等人的论调。3月19日在《红旗》第58期上发表的《论武装工人的问题》中说：“政治罢工已形成目前工人斗争的主要形式，这一个斗争的形式，是由于统治阶级日趋崩溃，革命的尖锐化，以及黄色工会迅速地法西斯蒂化的过程中，客观上必然产生出来的工人斗争的形式。”---“工人武装斗争的方式，特别是这次‘三八’示威的战形式，已经是政治罢工中必然的斗争方式了！并且我们还一定要懂得的，从政治罢工发展到总同盟罢工，以至到更高的形式一武装暴动，中间并没有隔离着一座城墙，更不是一个遥远的将来。”谈到工人纠察队的任务，文章写道：“它是暴动时的暴动队”。---“工人纠察队是红军的前身，也可以说是红军的基础，所以它的任务是准备武装暴动，它在目前应该在一切斗争中领导工人学习巷战---武装暴动的演习。工人察队这一个任务是客观上群众斗争的形式所规定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在群众示威运动中、政治罢工与同盟罢工中，都必然地会表演着更剧烈的巷战形式，这就是明天的事情。如果在这个时候，党主观上不去组织群众这样的斗争，那便是最愚笨不过的机会主义者。”6月7日发表的《论兵士暴动》中，更加乐观地估计了当时的革命形势：“现在革命形势发展是异常的显著了！一切革命高潮的动力---工农兵红军都向着革命的更高的形式汇合，每天都有新的斗争方式产生。这一些，都是要党抓住来转变自己的策略。当这个风暴临近的时候，坐在亭子问里背诵旧公式，这都是取消派先生们的任务。”

发表于《红旗》第91期的《红军问题》一文，满怀热情地赞扬红军近几年的发展，并且极其：有力地驳斥了反动派和取消派的造谣污蔑；指出：“落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地理，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尖锐，给了中国革命以特殊朱的条件。在土地革命深入与发展的过程中，使中国革命获得了特殊的东西，这一特殊的东西就是红军。这一个革命的军事组织形式，在落后的政治经济地理的条件上，使它能以生长、发展、壮大起来。”文章说：“如果我们明白了1925年到1927年大革命给了群众的是什么东西，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的分崩离析、残酷的暴政与无情的屠杀，又给了群众一些什么东西，那末，我们就可以回答红军不是从天空掉下来的。”这些是完全正确的。但当讲到当前形势和红军的任务时，文章却说：“现在全国红军惊人的发展，已形成的将近10万左右，这一个奇特火花的暴烈，到处都使我们感觉到大风暴的到临。”---“在目前的形势之下，红军的战略与战术应当是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向着交通区域与中心城市推进，打击敌人的主力，歼灭敌人与瓦解敌人，红军在执行这一个战略与战术的时候，不应有一点的动摇。这一战略便是要与城市工人斗争的高潮、农民暴动、兵士哗变各种革命的力量汇合起来，向着一省或数省政权首先胜利的前途发展。”虽然这篇文章对于“是否可打下武汉的问题”，回答得比较注意分寸：“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夺取武汉政权的首先胜利，一定是在全国革命高潮的时候；（二）夺取武汉一定是工农兵群众力量，向总的汇合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才有可能；（三）如果没有武汉工人斗争的高涨，红军便不能夺取武汉，如果红军进到了武汉必然是有了工人斗争的高潮。因为红军的发展，是随着整个革命形势发展的，决不能与整个革命形式分离。”但是，在当时敌强我弱、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形势下，“向着交通区域与中心城市推进”、“夺取武汉”等口号就是错误的，这些分析也就不可取了。

5月7日在《红旗》发表的《从上海经验中论武装工人问题》中，李立三“左”倾观点的影响尤为明显。这篇文章所说的“上海经验”，指的就是当时上海发生的这样一些事件：“3月30日‘五一’筹备会时的武装斗争：工人纠察队缴警察的武装，软禁警察，保护五一筹备会开会；同样的4月8日北京路的事件：刘义情同志率领纠察队，在广大的群众前面，因为巡捕压迫群众大会，与巡捕搏斗，夺取巡捕的武装，而被射死。”

本来，上述列举的事件和当时所采取的其他一些公开发动群众的办法，经常地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过多的举行飞行集会，革命节日例行的游行示威，使得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公开暴露，引起敌人的严重注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都是“左”倾错误路线所采取的错误做法，只能证明是当时策略上的错误，是应当引为教训、完全否定的。因为在形势与条件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原应当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可是这篇文章在列举上述事件以后，却引出了错误的结论：“这个流血的斗争（是反抗敌人的压迫与其搏斗而流血），是发生在革命大风暴将要到来的时候。这不仅只是证明党的策正确，特别是武装工人的策略以及上海工人纠察队在路线上有了转变，---从一个学院式的组织，转变成为一个前线上的战斗组织，并且更进一步的说明了目前斗争的形式是如何的尖锐，直接的武装流血冲突与巷战的斗争方式，就是在一个极小的群众斗争上，都会不可避免的要产生出来的。所以武装工人问题，如果再不把它放在第一个议事日程之上，那就会是对无产阶级斗争的领导不忠实。”

关向应这年28岁。当时受到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影响，上述这些文章里表现出某些迷误，并没有什么奇怪。“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界上完全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关键是他善于总结经验，勇于实践，并没有停留在原地，而是坚持不懈地追求进步，探索真理，在革命战争的烈火中磨炼出他铮铮铁骨，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熔铸成对党的耿耿忠心，终于成为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①《周恩来传》第26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注：

1、《关向应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年出版）

2、照片为本站所加，均选自《纪念关向应》（大连史志办公室编大连出版社2002年出版）

本站编辑林子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