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向应传--第三章中共六大前后（三）

发布日期：2016-07-19 17:47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穆欣

作者穆欣

武汉的严酷斗争

关向应在1930年八月初调到武汉以后，化名西一，参加中共长江局和长江局军委工作，曾任长江局书记、长江局军委书记。武汉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他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中坚持工作。这时武汉党组织力量虽然有所恢复，还是很薄弱的：只百多人，赤色工会会员五十多人①。在这种形势下，李立三仍然坚持实行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计划，并于7月下旬调派政治局委员项英和中央军委常委关向应去武汉，成立长江局，加紧行动。中共中央指示长江局，加紧湘鄂赣皖各省中心城市的暴动准备工作，重点是举行武汉暴动。和其他大城市一样，长江局组织起义的结果也使党组织暴露，党员被捕牺牲很多。党在这年先后派到汉口工作的三十多个同志，绝大多数都被捕、被杀。据国民党《武汉警备专刊》所载《武汉警备司令部十九年度办理共案分类一览表》统计，从1930 年6月到 12月，他们共逮捕共产党员 60人，其中省级干部5人，特科人员 1人，农民运动干部13人，学运干部3人。被国民党杀害37人，判处徒刑12人，病死1人，自首8人，待判1人。损失是极其惨重的。另据国民党《武汉警备专刊》披露：本年四月至十二月逮捕“共犯”共三百三十七人，仅报端公布判处死刑者二百七十一人，占百分之八十。其中长沙事件后的八、九两月，逮捕一百五十一人，占百分之四十五，《铲共半月刊》叫嚣要实行“严厉的屠杀政策”；“以白色恐怖制止赤色恐怖确是铲共的急救法”，“应绝对无犹疑的严厉执行”。说明武汉形势的严峻。

这年8月6日，项英（江钧）、关向应到达武汉。他们到后第二天召开长江局会议，项英、关向应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武汉暴动的总策略和一切决定，并将湖北省委与长江局合并，成立总行动委员会，以项英、关向应、任弼时（诗圃）、顾作霖、华少丰、秦了君、李震瀛7人为委员，项、关、任、顾为主席团，项英为书记，关向应兼军委书记，任弼时兼宣传委员并主持长江局对内对外的接头工作。

关向应和项英到达武汉前后，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夏斗寅镇压革命的手段更加毒辣：从8月1日起，汉口宵禁，每夜九时至翌日拂晓，长江交通一律断绝；8月9日，颁布斩令十六条：‘图颠覆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而起暴动者，除当场格毙外，其余均处死刑’；‘造谣惑众扰乱公安者处死刑’；‘鼓动罢工罢课罢市者处死刑，；……8月7日至10日4天之内，在汉口六码头、和记蛋厂门口、民生路及武昌汉阳门等闹市区，用大刀砍杀革命者41人；整个8月，先后公开杀戮革命者67人。《铲共半月刊》杀气腾腾地写道：‘这种恐怖政策，是威慑共匪、建树声威的一个有效办法，应绝对无犹疑的严厉执行。’与此同时，调川军人武汉，驻扎武汉的敌军共七个团一个旅，武装保卫队十七队，合计一万多人。”①

尽管形势这样严峻，总行动委员会执行武汉暴动计划仍然是坚决的。8月8日，项英、关向应向中共中央报告说：长沙暴动后，武汉暴动条件“更加成熟”，一般工人都异常兴奋，异口同声说：“我们大干一下”；批评原湖北省委对形势估量不足，对武装暴动认识“确是非常机械的”，以总同盟罢工为中心。的布置是“机械原则”是“公式”。此时，武汉三镇党团组织“迭经破坏”，仅有党团员百人左右，赤色工会会员百余人，且“不能完全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但报告认为主观力量弱“并不是严重问题，严重的还是路线的转变”。8月9日，共产国际远东局来人向中共长江局负责人项英指出：总同盟罢工与组织暴动不可分离，目前应组织总同盟罢工来反对白色恐怖，“不应以组织武装暴动为中心”。项英认为这是严重错误的“阶段论”，十日报告中共中央，希望中央与之争论。8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长江局，红三军团“仍须积极反攻长沙，猛烈的扑灭何键”，“迅占岳州，向武汉进迫”；在红军采取集中进攻下，“武汉举行伟大暴动”。

面对异常严峻的形势，共产党在武汉的斗争异常艰险，李立三冒险主义处处碰壁。8月10日，原定举行拥护鄂豫皖三省苏维埃政府的示威，因“动员群众工作不充分，人数不到一百人，示威还未开始，就被捕二十余人，结果示威流产”；中央要求 8月15日举行的示威、长江局原定8月25日至9月1日举行的反白色恐怖运动周，一并推迟。在8月10日中共长江局给中央的报告中，项英不得不承认：“在目前武汉形势之下，完全脱离群众的，只有少数先锋队的示威行动，非常危险，而且易于遭受打击。”8月16日，“长江总行委”发出第三号通知，要求9月7日纪念国际青年日那天，在“武汉、长沙、南昌、九江、重庆、大冶、宜昌、沙市等”最中心城市，将群众从工厂、作坊、学校内调动出来，参加“壮烈”的示威，“坚决与帝国主义作最后决战”。因为没有广泛群众基础和组织保障，结果遭猫惨痛的牺牲。据敌人的档案记载：整个9月份，仅被公开杀害的革命者达82人，是一年中公开杀害数量最多的月份。其中包括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刘云、武汉市总兵委书记陈秉刚等。在武汉的四川、湖南、湖北、京汉特委的一批重要干部，均被捕杀，军委长江五省联络站遭破坏。9月23日，夏斗寅根据“国府第十一号密令”，将已判决的“共犯51人”，“更新判决，从重处办”，其中39人“一律判处死刑”。……党在武汉的工作受到极大打击，“武汉暴动”计划也成泡影。

1930年8月上旬，周恩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和瞿秋白先后从莫斯科动身回国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周恩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首先在实际工作中纠正立三路线，以减少损失。8月19日，周恩来回到上海，22日，向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7月23日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决议案强调：“此刻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现时中国革命“第一等的任务”是“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6月1 1日决议后的布置是错误的。经政治局讨论后，立即函示长江局，制止武汉暴动。8月26日至9月4日，中共中央接连给长江局发出四封信。9月1日，中共中央致长江局信指出：“今天在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周恩来为中央起草的9月4日致长江局指示信中指出：“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而忘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是要动员最广泛的群众，从斗争中锻炼自己，组织自己，认识党的领导与接受党的口号”，造成武装暴动的坚强的群众基础和领导力量。“斗争力量和组织基础必须从日常斗争、罢工与示威之不断开展中培植起来”①。周恩来代表中央派遣中央军委参谋长刘伯承去长江局任军委书记，贯彻共产国际指示，停止执行武汉暴动计划。

刘伯承9月2日到达武汉，长江局于当天夜里在中山公路一个药房的楼上召开主席团会议。会议由长江局书记项英主持，主席团成员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都参加了会议。刘伯承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中央对长江局指示的基本精神是：在湘鄂赣豫四省，敌人的武力还没有完全解体的时候，它还有力量可以暂时镇压某些城市尤其是武汉的革命力量，而我们主要部分的红军与赤卫队的力量还未完全集中指挥与行动一致，武汉的工人群众大多数还未发动与争取过来，工人组织的主力部分也还未曾建立起来，尤其是武汉党的领导还很散漫与隔膜（全武汉市只有党员150余人）。在这样的条件下，武汉还不能暴动，武汉还不是暴动的前夜。刘伯承还对于当前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说明中央指示精神的正确。与会同志进行了讨论，表示接受中央的指示，即按中央的指示改变和调整了各面的部署。

这时中央通知长江局，中央决定在湘鄂赣三省成立苏维埃区域中央局，指定关向应暂时负责苏区中央局的工作；取消湖北省委，成立武汉市委，“长江局缩小至三人”。项英续任长江局书记，任弼时负责宣传工作并兼任武汉市委书记，顾作霖主管外县工作及青年团工作。不久，关向应根据中央决定，去湖南指导工作。

这年10月初，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进行的中原大战基本结束后，蒋介石立即在汉口召开湘鄂赣三省“剿共会—议”。随即纠集十万兵力，向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10月2日，中共中央通知任弼时回长江局，武汉市委书记一职另行觅人代理。这时，“剿共”的敌军将领云集汉口，夏斗寅搜捕共产党的行动越来越紧，武汉形势更加严峻。中共武汉市、长江局相继遭到破坏，任弼时和地下党负责人的接头只能在大街上进行。12月7日，顾作霖动身去上海后，留守长江局的只有从湖南回武汉不久的关向应和任弼时两人。他们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白色恐怖在今天是不可免的，我们只有坚决的执行在组织上的适当转变来抵抗，绝不因此影响工作停顿。现在工作还是能在常态中进行，只是市委损失太大了，并且牺牲了我们极好的干部。”

12月10日，接到中共中央来信，决定调任弼时回中共中央工作。中央来信催任弼时动身。这天，关向应给中共中央信中说：弼时离开后，如把市委、海委、铁办以及各地来人之谈话统交长江局留在武汉的同志，“如何应付得了？”鉴于湘鄂赣苏区特委、红军有中央直接指导，长江局所属各省亦与中央直接联系，长江局只做“几乎等于交通站的工作”，因此关向中央建议：暂取消长江局。

中共中央鉴于武汉形势日益恶化，12月17日决定将长江局的工作人员全部撤回，通知关向应、任弼时“须尽可能于24日前到沪”。他们因为工作紧张，一时不能脱身。1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关向应、任弼时等正在开会，敌人在叛徒的指引下，直接向长江局住地突然袭击。关向应等闻讯急速从后门：撤走，不到 5分钟，前来搜捕的敌人就从前门闯入会场。情况如此险恶，关向应、任弼时等只好立即撤离武汉，于12月底回到上海。

当时曾在长江局军委工作的朱瑞回忆说：他“曾在地下时代工作先后两年。1930年3月接上关系后，先在中央军委做参谋工作。”这年5月，他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其“任务：一、传达（红军）代表会决定；二、整编统一红军；三、督促进攻与会师武汉。我一共滞留该区3个月，……进攻武汉终未实行（实际状况证明其不行）。”以后他和另外两人从鄂豫皖苏区出来，“一路顺利到武汉，另二人即去关系处。我本拟找到组织谈谈（时长江局及军委书记为关向应同志），但约定旅馆无保不能留住，迫不得已乃当日登轮回上海（1930年9月）。回上海后，仍作军委参谋科兼谍报科工作，……约1个月，适长江（局）军委秘书长（张金刃即慕陶）于被捕动摇中脱逃被侦缉队击伤，没人接替工作。关向应到上海要人，……正在无适当人选之际，我当即自动要求前去工作。在我未决定自荐之先，曾知道武汉敌情严重，但我已经过一年地下工作，自己革命信念大大提高并确切坚固。我觉得自己没有做什么工作，应乘此时下去做些工作，可对党多做贡献，并资锻炼。向应同志很满意的接受我的要求。我临行前曾周到想了，知道此去‘凶多吉少’，决心牺牲，并决心与家中诀别。乃写一信给长兄，说明我到远方，生死难卜，以后不再向家中通信了。到武汉后，即任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住法界一日人照相馆内）。工作3月，武汉形势更加严重，破坏屡屡，牺牲踵接，最后长江局被破坏，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差5分钟未陷网，乃先后避去上海。”①

其间，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前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主持下，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的指示，已经纠正了部分“左”倾错误。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批评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这样，就在中共中央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关向应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关向应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关向应回到上海后，仍在中央军委工作。各省派人到上海来汇报请示军事工作，多由周恩来与刘伯承一起接谈。当时党内把刘伯承看作是无产阶级的孙武。为培养干部，在周恩来的提议和支持下，还办过半个月至一个月不等的短期训练班，参加的多为中共省委、特委的负责人，由周恩来讲苏维埃运动、土地革命、兵运工作，刘伯承讲暴动方略、游击战、运动战。关向应和任弼时、贺昌等都参加过这样的训练班。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召开的。会议指出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而没有指出是路线错误。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来信，指出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并指责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1930年11月22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共产国际来信，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完全同意国际来信，并说：“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但“对于立三同志路线显然不充分的揭发，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这时，王明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等人支持下进行小组织活动，借口六届三中全会未提李立三是路线错误而大肆攻击，认为这是他们夺取中央领导权力的机会。1931年1月7日，在米夫操纵下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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