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向应传--第三章中共六大前后（四）

发布日期：2016-07-19 20:37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穆欣

作者穆欣

铁窗里的考验

关向应出席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对已经改正错误或放弃错误路线的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贺昌等进行了无情批判和组织处理，周恩来也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关向应不同意这样的做法。会下，他与贺昌、任弼时常到龚饮冰的家里，议论共产国际插手改组中共中央的不正常做法，尤其看不惯王明那种狐假虎威的作风。王明等人不满意关向应的这些表现，会后他被降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调到上海中央职工部去搞工人运动。

从1925年到1931年，前后6年多的时间中，关向应一直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里百折不挠、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得到了锻炼。这时的上海，仍然笼罩着白色恐怖：华界和租界的中外军警特务、巡捕包探勾结起来，共同缉捕党的负责人和党团员、工人领袖，马路上不时有尖叫的警车驰过，每星期都有革命者被捕被杀。关向应不畏艰险，昼夜工作，四处奔波，积极开展工人运动。

1931年4月，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持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供出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不少联络机关。由于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关向应没有及时得到通知，照常继续工作。有一天，他到一家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的酱油店联系工作，被埋伏在那里的巡捕房密探当场逮捕，被关押在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房。敌人对他审讯时，面对敌人的酷刑，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关向应看到敌人还不了解他的真实身份，便化名李世珍，说他刚从外地来沪谋生，有亲友住在酱油店附近，此来是向他们打听亲友住处的。敌人没有问出什名堂，暂时在巡捕房把他关起来。但是，敌人从他的住处抄去一大箱文件，非常重要；对党造成严重威胁，也对关向应的“官司”极端不利。

关向应被捕以后，主持中共中央特委的周恩来即责成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陈赓设法营救。中央特科是1927年秋经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成立的，专为保卫上海党的组织安全而创设政治保卫工作专门机构。它是中共中央的侦察兵，是保卫党的领导机关的安全、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突击队。中央特科一面收集情报，掌握敌情，对付敌人侦察机关，进行反问谍斗争；一面组织“红队”，打击特务，镇压叛徒，保卫中央领导机关，营救被捕的负责人员。

陈赓当时在中央特科负责情报工作，并协助周恩来主持特科日常工作。他和其他同志一起，通过杨登瀛和各种社会关系，掌握着上海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的某些探目、特务，能够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和他们的活动规律。

对关向应如何营救？陈赓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先叫杨登瀛去巡捕房打探情况。杨登瀛是蒋介石正式任命的国民党驻沪特派员、上海的重要案件都由他处理，他是中央特科在敌人专业反共机关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很快了解：经过初审，捕房并未弄清被捕者的身份；英国人对从关向应住处抄去的那一大箱文件很感兴趣。但是文件那么多，他们的华文水平又低，难以分辨哪些文件是重要的，天天围着这个箱子转，想不出个办法来。

陈赓将这些情况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说：营救就先从这批文件人手。抢在敌人弄清楚之前，先把被抄去的文件箱中的机密文件搞出来。一方面，亟须设法把其中的机密文件抢出来，才能避免泄露党的重要机密，使党少受损害；另一方面，只要能把其中的重要文件搞走，使敌人无法判断关向应的身份，就更容易把他营救出来。陈赓通过隐蔽在敌人内部的反问谍关系，知道英国巡捕房的确正在为如何才能迅速地处理这一批文件发愁，这就给党组织提供了实现抢救文件、进而营救关向应这个计划的有利条件。当时巡捕房的英国人看见那么多的文件和材料，自己挑不出来哪些是重要的，深感难办。而在我们这一方面，这个时候也正为这批文件被抄去感到紧张。陈赓找到杨登瀛，要他到英国巡捕房去想办法。杨登瀛就到英国巡捕房去。他从那里回来说，关向应被捕后，国民党一直想把这一批文件弄走，英国巡捕房不同意，正在据理争辩。英国人说，这个案子本是租界破的，不愿意把文件交给国民党。陈赓要杨登瀛去找英国巡捕房政治部的西探长兰普逊(Lanpson)，告诉他这一批文件很重要，同时表示愿意帮助巡捕房来鉴别这些文件。兰普逊正想从中挑出重要文件，据为己有，就对杨登瀛说：那就交给你来鉴别吧！杨登瀛推说自己事情忙，没有工夫，但又表示可以另想办法。陈赓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派了中央特科情报科副科长刘鼎前去“鉴别”。周恩来交代说，要把所有手抄的文件拿回来，其他的可以不管。陈赓还特别嘱咐刘鼎：不要将被捕者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告诉杨登瀛，怕他知道了胆怯，不好营救。于是，这天刘鼎西装革履，头戴礼帽，手提公文包，装扮成这位杨特派员为英巡捕房请来的“政治专家”，由杨登瀛亲自陪同，去见英国探长兰普逊。经过一番盘问，刘鼎应对得体，合乎装扮的身份，英国探长认同了杨登瀛的介绍。刘鼎进入存放文件的房间迅速地仔细检查了全部文件，把其中最机密的手抄文件抽出来藏在身上，临走的时候，手里拿了几张油印文件，对兰普逊说：“大部分是学术资料，这几份我带回去看看！”

后来，陈赓就叫杨登瀛告诉兰普逊：被捕者是一位学者，从他家里抄出来的这些文件，都是学术研究资料。结果，就把英国人敷衍过去。兰普逊见关向应既然不是重要“犯人”，就把他转交给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关押。

关向应被捕不久，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于6月22日在上海被捕。向忠发也是个软骨头，被捕后马上自首叛变，他向敌人供出许多党中央的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住址，还亲自领着特务抓人。万一向忠发和顾顺章得知关向应在狱中，就有生命危险。周恩来当即叫人用隐语写信将顾、向叛变的事告诉关向应，由李求实的夫人秦毅君以探监的的名义传送给他。关向应看过信后即有所防备。据杨尚昆说：向忠发带领敌人到各处抓人大都扑了空，又领着特务到各监狱去认人。“所幸的是，向（忠发）过去一直高高在上，他并不认识关在监狱里的同志，所以还是毫无结果。例如：向就没有认出关在狱中的关向应同志。”①

关向应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关押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这个看守所位于徐汇区龙华路。自从1927年3月，国民党在这里设立淞沪警备司令部，龙华就成为关押和屠杀革命者的地方，监狱前面的刑场上洒满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鲜血。1927 -1937 年间，这里被囚禁过的共产党人阳革命志士达九千余人，惨遭杀害者八百多人。

关向应虽然受尽敌人的酷刑拷打，残酷迫害，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没有泄露党的秘密。当他被送进这所监狱的时候，碰巧关向应在大连最早结识的两个共产党人李震瀛和陈为人也都拘押在这里。这个看守所共有三个弄堂，每弄有二十间囚室，经常囚禁着大约五六百名人犯，被称作“号子”的囚室朝开夕闭，白天只锁住弄堂门，在押者在里面可以自由活动。在押的人员中，大多是政治犯，盗犯、绑匪嫌疑等刑事犯只占少数，这种情况决定了牢房里特殊的风气，有利于狱中的共产党组织进行地下活动。关向应进来时，已有陈为人和同时在狱中的刘晓、谢宣渠三人组成的中共龙华狱中支部委员会，领导狱中的共产党员及其他政治犯进行抗争，并对新来的难友进行帮助教育；同时在军警中开展分化瓦解工作，争取一些警察主动帮助政治犯传递消息、转送物件。支部对未暴露身份的关向应特别加以保护，有意地不布置他做任何工作，以防敌人识破。关向应在牢房里装得平庸无为，不被敌人注意，而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书。革命书报在那里不容易得到，他读了不少的古书和旧诗词。

当时有一位在全国总工会机关工作，也在1931年春被捕的李沫英，和关向应一同关在龙华监狱。她曾回忆关向应在狱中的情况：“在龙华监狱里，我们也建立了党支部。男监的支部书记是谢宣渠，支委是陈为人和刘晓。我是女监的支部书记。我当时的一项艰巨任务是将被捕者的真实姓名、化名、口供、狱中表现等情况写在棉皮纸上，缝在棉衣里带出监外，向组织上作汇报。当时关向应也在狱中，他是支部的重点保护对象。我们不布置他做任何工作，让他装得庸庸碌碌，避免暴露。”①

英租界巡捕房将关向应作为普通“犯人”转押到龙华监狱，国民党因未捞到从他住处抄走的那箱文件，也以为关向应确非“要犯”。加以狱中党支部对他竭力保护，关向应的真实身份一直未被敌人识破。

根据这些情况，周恩来就让陈赓继续抓紧营救，以免“夜长梦多”，发生危险。陈赓就将此事交给共产党领导的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黄定慧去办。（在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中央特科在组织上作了调整：潘汉年接替陈赓任特科情报科长，陈赓被派往天津工作一段时间后调往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工作，黄定慧营救关向应的任务即归潘汉年领导。）

黄定慧确是办理此事的合适人选。——黄定慧又名黄慕兰，湖南浏阳人，出身名门。她的父亲黄颖初是老同盟会员，和谭嗣同、唐才常是旧民主主义时期著名的“浏阳三杰”。黄颖初在长沙任岳麓书院主任教习时，许多军政界的上层人士和新旧军阀的子女们，都曾是他的学生，例如谭嗣同、唐才常的遗孤和黄兴、蔡锷的儿子等，都有师生关系。（当年兼任岳麓书院院长的是湖南省督军兼省长谭延闿，在广东誓师北伐时他还曾任国民政府临时中央主席。）黄慕兰于1926 年春在武汉加人共青团，11月转为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左派），曾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大革命时期，“黄慕兰”是武汉妇女运动中的有名人物。她认识社会各界的许多上层人士，如妇女界著名人士宋庆龄、何香凝等都曾有过工作来往。“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转移到上海。1929 年夏天，她在上海纱厂工作时曾被捕，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龙华监狱里关了三个多月。出狱后曾去香港、天津等地工作，后又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任内部交通。1931年1月，经陈赓提名、周恩来批准她任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

黄慕兰接受了营救关向应的任务后，即由当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吴德峰、戚元德夫妇，将她安置在法租界霞飞路一个俄国人开的公寓楼里。黄慕兰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住的地方是地下党的一个单线联系点，必须十分小心隐蔽，不能住机关，不能过组织生活，怕带进‘尾巴’露出行藏真相。那里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中国来的白俄贵族、地主开设的一个白俄公寓，30块钱一个月的房租，连同伙食在内一个月要付八十多块钱，这在当时来讲是很贵的，一般人是住不起的，我是因为掩护工作的需要，全部费用都是由党组织支付的。公寓房间里有电话，联络方便，一旦有事，说走就可以走；室内成套的家具设备，很气派的，因为我要负责对外联络，不能不有一个合乎身份的、可以接待外人的地方，以免引起人们的怀疑。……我们选租的房间，窗户正对着弄堂口，外面路上进来什么人，我从窗口就能发现。为了把我打扮成一位上层妇女，让我烫了头发，穿了半高跟鞋，戚元德还给我做了一件乔其纱旗袍……”①

对营救关向应的工作，党组织已经选定一位名叫陈志皋的年轻进步律师作关向应的辩护律师。经过孙晓村（80 年代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介绍，黄慕兰和陈志皋见了面。

陈志皋，浙江海盐县人，是享有盛名的世家门第，即清朝康熙、雍正年间著名的陈阁老的后代。他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思想就比较进步，后来转到上海法学院求学，上海法学院的院长褚辅成、沈钧儒等，都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虽在上海挂牌开业不久，但他年轻精干，为人正直，已在律师界颇有名气。他曾为法电工会的工友义务出庭辩护打赢了官司，深受法电工会的工友们感谢和尊敬。陈志皋所以能在上海一举成名，也和他的家族背景大有关系。他的父亲陈其寿在法租界会审公堂当了18年刑庭庭长，是一位比较开明的法官，这时已经退休。当年他曾开释过坚持民主革命的老同盟会的会员。孙中山为此曾亲笔写信给他表示感谢。他与英、法驻上海领事馆关系颇深。早年在苏州做官时，他曾帮过大流氓黄金荣的忙，搭救过黄金荣的性命。不久后，黄金荣就到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做事，先是一般的探员，后来做到督察长，成为上海帮会里的“大亨”，蒋介石也曾拜他门下。也巧，陈其寿也调到上海法租界任刑庭庭长，事实上也管着巡捕房里的人，也算是黄金荣的上司，因为这样的双层关系，黄金荣都口口声声地称陈其寿为“恩公”，他和杜月笙每年都去陈家拜年；就连当律师的陈志皋到法租界巡捕房去办案时，黄见到他也是很客气地称他“二少爷”。再说，陈志皋的两个姑夫也都是法官，他的家庭在上海司法界拥有很大势力。当陈志皋开始挂牌当律师时，他父亲为了给他拉场面，又特意大开筵席。广请亲朋好友，许多政法界、金融界等社会名流都来捧场。他刚挂牌做律师，有些人就恭维他为“大律师”。

因此，陈志皋虽是一般律师，但在上海的活动能量很大。无论是上层洋人，或是下层三教九流，他都玩得转。他平时爱读进步书刊，结交不少进步朋友，思想比较进步。他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下的外围组织《世界与中国》杂志社的成员。这个杂志的审稿人是孙晓村，陈志皋负责经济事务，杂志编辑部就设在陈志皋家的3楼书房里。这里收藏有不少进步书籍。他在租界捕房里收买了一些关系，先后多次为被捕的我党同志出庭辩护，在营救工作中起过相当大的作用。

孙晓村带领黄慕兰第一次和陈志皋见面，是在麦琪路的一家咖啡馆。孙晓村向这位律师介绍了黄慕兰的身世后，她说：“我是个脱离了共产党组织的人，丈夫是已经牺牲了的著名共产党人宛希俨，并且留下了一个遗孤交由家人抚养，自己是到上海来找职业的。这样表明自己的身份，就是要让受委托的律师知道我是个革命妇女，对他没有什么隐瞒，以便互相间建立起必要的信任。”还对他说：“我的父亲黄颖初在湖南是位知名人士，当年曾经帮助谭嗣同整理编撰《仁学》，并支持变法维新，家里是个小地主（这是冒充的，其实不是），要营救的人是死去丈夫宛希俨的好朋友，又是我的姑表兄，他到上海来做小生意，不知为什么，不幸被当作共产党而被捕了，但他确实不是共产党人，所以两家的亲友们都要我想想办法，无论如何要搭救他。早就听说陈老太爷、陈大律师都是很开明进步，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请千万费心帮忙，开释这个被冤枉了的无辜之人。”

陈志皋在交谈中对黄慕兰深有好感，满口答应，愿意担任李世珍一案的辩护律师。并约定时间，请她到他家里去拜访他的父亲，争取获得他的同情和支持，以便运用其影响力迅速解决此案。

黄慕兰第一次去拜见陈其寿，也是由孙晓村陪同她去的。陈其寿已从陈志皋那里听到过位“黄小姐”的身世和她“姑表兄”李世珍的冤情。会面后见她书卷气很重，人又秀气，谈吐高雅，举止端庄大方，确实像书香门第出身的小姐。见面后也不说客套话，一开口就很认真仔细地问黄慕兰，为什么你是湖南人，而你表哥却是关外人呢？黄慕兰早有准备，当即从容答道：“我姑妈当年远嫁关外，所以表兄是关外人。他这次来上海经商，不知什么缘故，被戴上‘红帽子’，当作‘共产党嫌疑犯’给抓起来了，实在是冤枉呀！”初次拜见，把事说完后就告辞了。

这次见面，陈其寿对黄慕兰的印象很好，又见儿子非常喜欢这位“黄小姐”，也很乐于帮忙。当时审理关向应一案的法官叫赵韵逸，是曾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年轻人，后来转业到龙华当了法官。他家和陈家大约也有世交关系，见面时唯唯诺诺，“陈老伯”“陈老伯”的叫不离口。陈其寿打电话把他叫来，又约孙晓村、黄慕兰到陈家来一起吃午饭。席间，这位“老太爷”也不跟黄慕兰和陈志皋打什么招呼，“他自己就开门见山地对法官说：这位黄小姐是我的干女儿，她父亲黄颖初当年曾跟谭嗣同一起搞过变法维新；她的表兄是做生意的，不知为什么在上海被当做‘共产党嫌疑犯，给抓起来了？可能你们抓错人了吧？有什么证据吗？口供怎么样？那法官说：没什么证据，他自己也说是个经商的。老太爷就说：‘是啊！没有证据怎么就乱抓人呢？这个案子是志皋接办的，看在我的面子上，就放了他吧！’那法官忙说：陈老伯，我回去再看看案卷，您的吩咐，我一定尽力照办就是了。”

黄慕兰从陈家回去，就把这些情况向组织上汇报了，大家听了觉得大有希望，都很高兴。同时，她将陈其寿在席间自作主张地认她为干女儿的事，也向组织上作了报告。

组织上也认为认了这份干亲，有利于掩护她的工作；就为她备了一份厚礼，择定阴历七月二十八日陈其寿生日那天，到陈家正式行了拜见于爹、干妈的大礼。黄慕兰跟他们说，这是我父母的意见，说我一个人在上海谋生找职业不容易，如果得到这样有身份地位的老太爷、老太太的照顾，他们也放心了。陈其寿很欢喜，就叫家里人在鸿运大酒楼摆了三桌酒席，宴请陈家的各房亲戚们，介绍黄慕兰跟大家见面，正式宣布他是陈老太爷和老太太的干女儿。

可是，营救关向应出狱的事，又拖延了一段时间还没有解决。党组织和黄慕兰都很着急，她曾多次催问。陈其寿又向那个法官催询此案的审查结果。法官回答说，实际上他已经决定无罪释放了，但与李犯（关向应被捕时化名李世珍）同案的另一人的口供还有点出入，现在正在核对当中。陈其寿问明了办此案的书记官也姓李，有抽鸦片烟的嗜好（旧社会官场上的人都抽鸦片烟的），就叫陈志皋用他的名义，给那姓李的书记官送了四两最好的“云土”（产于云南的质量最好的鸦片烟土）去。于是书记官看在陈太爷的人情面子上，就把状子上原先不大一致的口供改为两人的口供完全一致了。

没多久，龙华监狱就通知陈志皋的律师事务所，说关向应可以保释出狱了。黄慕兰和陈志皋一起把关向应从监狱里接出来，送到早已订好房间的东方饭店。那里已有潘汉年为关向应买好的替换穿的里里外外的衣衫，潘汉年和黄慕兰对他详尽地讲述了中央部署营救他的全部情况，关向应听了至为感动，非常感谢组织上和同志们的关切。随后，关向应即由潘汉年接走，住到党的秘密招待所。这样，关向应结束了半年来的牢狱生活。

关向应在狱中时，1931 年11月7日至21日，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弃，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关向应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1月25日，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称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向随为委员。

关向应在1931年年底出狱后不久，即被中共中央作为中央代表派往湘鄂西苏区工作。

本文来源于：穆欣著《关向应传》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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