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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向应传--第四章在湘鄂西苏区(二)
发布日期:2016-07-20 20:52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穆欣
作者 穆 欣
初到湘鄂西
关向应于1932年1月下旬来到湘鄂西苏区,就任中央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红三军政治委员,并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委员。湘鄂西已经打退过三次“围剿”,敌人还在不断地从四面八方向根据地扑来,红三军一直处在频繁的战斗中。1月21日至25日,红三军曾以围城打援的战术,在汉(川)宜(昌)公路上歼灭敌第四十八师特务团全部及第四师十二旅大部,歼敌4000多人,生俘敌旅长张联华。1月26日起,湖北、四川的敌军,分由潜江、沔阳府场等地向苏区进犯。2月初,红七师和红九师在黄陵矶、张截港先后共歼敌军三个营,红九师于2月4日连夜袭人潜江,残敌退守策口。敌急从岳口、沙洋出动援军来解策口之围。2月12日,红三军立即出动,在竹根滩击溃了从岳口来的敌援兵独立三十七旅两个营,策口之敌被迫投降;从沙洋出动的敌第四十八师三个多团,14日向张截港进攻时被红九师打退。敌人的进攻遭到惨败。红三军巩固了襄河北岸的苏区,恢复了潜江县城,缴枪3000多支,改善了自己的装备,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关向应从中共中央机关来到湘鄂西苏区,初期是支持夏曦的。—1932年1月22日,夏曦领导下的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在洪湖苏区监利县周家嘴召开湘鄂西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夏曦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贯彻执行1月9日王明“左”倾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所提出的新冒险主义主张: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号召白区开始总罢工和武装暴动,等等。当讨论夏曦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时,万涛、潘家辰等许多代表,对他到湘鄂西苏区半年多来的工作提出了严厉批评,并且得到了绝大多数代表的响应,先后有70多人对夏曦提出批评。但是,夏曦却从“左”倾错误和宗派主义的观点出发,极力否定万涛、潘家辰等人的意见。双方意见僵持不下,夏曦是少数,处境孤立。大家批评夏曦的内容,主要的还是1931年11月省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的红九师北上、江南失守及红三军襄北发展的责任问题。万涛、潘家辰代表地方干部说,中央分局制定政策要从湘鄂西的实际出发,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分清是非,作出恰当的结论。这些意见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前的中央分局和省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时,由于万涛、夏曦争论相持不下,曾派省苏维埃秘书长尉士筠到中共中央去请示。中央从“左”倾冒险主义出发,极力支持夏曦,而把万涛等干部对夏曦工作中一系列错误的批评,都说成是“反国际、反中央正确路线”,是“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活动”,是“反中央、反国际的小组织活动”。尉士筠本来是赞成万涛的意见的,在当时中央“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改变了自己原有观点,倒转来支持夏曦。中央决定派关向应作为中央代表前来湘鄂西苏区,担任红三军政治委员,参加湘鄂西分局的领导工作,并委托他向湘鄂西中央分局传达中央指示。关向应与尉士筠一起在会议进行期间到达洪湖,在大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支持夏曦的指示,对代表大会起了扭转方向的作用。在“左”倾中央所作的“结论”压力下,有些原省委负责人作了支持夏曦的发言,大多数代表慑于中央的意见,不再对夏曦进行批评。这样,大多数人的不同意见,被夏曦等少数人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和声势压下去了。这个传达帮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忙,打击了地方干部①。
关向应虽然在组织上按照“左”倾中央的指令传达了上述错误意见,但是他在很多重大斗争策略上,是从湘鄂西苏区实际出发的,并和贺龙领导红三军和苏区人民打退了敌人的“进剿”计划,使红军有了很大的发展,根据地也得到扩大。他面对现实,从湘鄂西的实际出发,组成了以关向应、贺龙、夏曦、段德昌、万涛5人为核心的军委主席团。本来中央指示湘鄂西军委主席团是由 关、夏、贺三人组成,从增加的两名军委主席团成员来看,关向应没有按照“左”倾中央意见,把万涛等干部一棍子打死,而是坚持了团结地方干部的原则②。
其后,关向应在实践中愈来愈明确 地感到王明“左”倾中央那一套误党误军,不能再继续下去。他在很多问题上与贺龙、卢冬生等的观点相同,并且在实际工作中一致行动。只是因为关向应在立三路线时期负责中央军委工作,曾经执行过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夏曦抓住这一点不放,使关向应开始时不能大胆地发表意见。但是,作为红三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关向应,由于切身感受到了错误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很快就坚决地转变到正确路线上来,并与贺龙等领导人一起领导红三军逐步摆脫了“左”倾路线的束缚。尤其难能可贵的,红三军领导路线上的转变是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长期偏处一隅的情况下实现的,这就更增加了实行转变的困难性。正是因为关向应这种在实践中认识错误和勇于改正错误的坦荡精神,到了红三军指战员的敬佩和景仰。“关向应在路线斗争问题上,能从实践中吸取教训,转变得很快,工作的积极性很高,他忠诚党的事业、勤勤恳恳、不畏艰苦的工作作风,为全军指战员所称道。”①
关向应对党忠诚,胸怀坦荡,从不讳言执行过“左”倾路线的错误,并且常以自己的切身体验教育干部。在湘鄂西苏区时代同关向应一起战斗过的杨秀山回忆:“关向应对于自己曾经执行过王明路线的事,一直很沉痛。1941年,贺龙告诉我,关向应在延安向毛主席坦率地谈了自己在王明‘左’倾路线中的错误,毛主席做了结论,并恳切地说关向应是个好同志。从此关向应精神愉快,加倍努力地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关向应曾多次同我们谈到,一个人往往是会犯错误的,问题是犯错误后,肯不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决改正。他说,作为共产党员,就是要从布尔什维克党性原则出发,以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能也不允许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关向应这种坦荡胸怀,教育和感动了许多同志。本来,有些在‘左’倾路线下吃过很大苦头的同志,对他是有些耿耿于怀的,但当看到关向应敢于面对事实的唯物主义态度和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品质时,都为之释然了。我想,这正是人们对关向应最敬佩的地方!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关向应从中央来到湘鄂西苏区,在那样严重复杂的对敌斗争和党内矛盾中,在前无古人的中国革命事业中,而且又是在单独对付一个局面中,要求当时只有28岁的关向应认清和抵制来自中央的‘左’倾路线,必然地不犯错误,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人们敬佩关向应在实践中认识错误和勇于改正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精神,敬佩关向应勇于捍卫真理,与王明错误路线和张国焘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原则性。正如任弼时在1944年延安整风中所谈的那样:当时根据地和红军执行的路线,是与当时整个党的路线分不开的。有一些人,‘当时执行那个路线,他是把那个路线当做正确路线来执行的’,‘这种人对党是忠诚的,只是思想方法错了’;在实践过程中,当他们对某种路线‘体验到做不通的时候,就有些转弯,有些纠正’。我想,对关向应在认识和把握党的路线方面的情况,也是可以这样看的,而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体验,关向应对党的正确路线的理解就更深刻厂。”①
关向应初到湘鄂西苏区时,根据地因为失掉红军主力支持,面积大大缩小,东西由 汉川到江陵长不过200余里,南北由潜江到监利宽不过百余里,各路“进剿”的国民党军还在继续向湘鄂西根据地中心地区进犯。武汉反动报纸早就叫嚣说,川军要进攻湘鄂西苏区中心监利周老嘴。敌情相当严重,形势匕较紧张。
湘鄂西军委主席团成立后,军委在周老嘴开会研究了敌人的进攻部署和红军的作战方针。二三月间,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和省委在军事问题、作战方针及对红三军的要求方面,进一步作出了“左”的指示。指责红三军进行灵活的游击战是“因循守旧”、“保守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要求红军不断进攻,要“转变到大规模平地战、城市战,为夺取中心城市而斗争”。从此,红三军就被迫不停顿地强攻硬打,表面像是主动,实际上却是步步被动。
关向应虽然在组织上按照“左”倾中央的指令传达了上述错误意见,但是他在很多重大斗争策略上,是从湘鄂西苏区实际出发的,并和贺龙领导红三军和苏区人民打退了敌人的“进剿”计划,使红军有了很大的发展,根据地也得到扩大。他面对现实,从湘鄂西的实际出发,组成了以关向应、贺龙、夏曦、段德昌、万涛5人为核心的军委主席团。本来中央指示湘鄂西军委主席团是由 关、夏、贺三人组成,从增加的两名军委主席团成员来看,关向应没有按照“左”倾中央意见,把万涛等干部一棍子打死,而是坚持了团结地方干部的原则②。
其后,关向应在实践中愈来愈明确 地感到王明“左”倾中央那一套误党误军,不能再继续下去。他在很多问题上与贺龙、卢冬生等的观点相同,并且在实际工作中一致行动。只是因为关向应在立三路线时期负责中央军委工作,曾经执行过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夏曦抓住这一点不放,使关向应开始时不能大胆地发表意见。但是,作为红三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关向应,由于切身感受到了错误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很快就坚决地转变到正确路线上来,并与贺龙等领导人一起领导红三军逐步摆脫了“左”倾路线的束缚。尤其难能可贵的,红三军领导路线上的转变是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长期偏处一隅的情况下实现的,这就更增加了实行转变的困难性。正是因为关向应这种在实践中认识错误和勇于改正错误的坦荡精神,到了红三军指战员的敬佩和景仰。“关向应在路线斗争问题上,能从实践中吸取教训,转变得很快,工作的积极性很高,他忠诚党的事业、勤勤恳恳、不畏艰苦的工作作风,为全军指战员所称道。”①
关向应对党忠诚,胸怀坦荡,从不讳言执行过“左”倾路线的错误,并且常以自己的切身体验教育干部。在湘鄂西苏区时代同关向应一起战斗过的杨秀山回忆:“关向应对于自己曾经执行过王明路线的事,一直很沉痛。1941年,贺龙告诉我,关向应在延安向毛主席坦率地谈了自己在王明‘左’倾路线中的错误,毛主席做了结论,并恳切地说关向应是个好同志。从此关向应精神愉快,加倍努力地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关向应曾多次同我们谈到,一个人往往是会犯错误的,问题是犯错误后,肯不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决改正。他说,作为共产党员,就是要从布尔什维克党性原则出发,以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能也不允许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关向应这种坦荡胸怀,教育和感动了许多同志。本来,有些在‘左’倾路线下吃过很大苦头的同志,对他是有些耿耿于怀的,但当看到关向应敢于面对事实的唯物主义态度和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品质时,都为之释然了。我想,这正是人们对关向应最敬佩的地方!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关向应从中央来到湘鄂西苏区,在那样严重复杂的对敌斗争和党内矛盾中,在前无古人的中国革命事业中,而且又是在单独对付一个局面中,要求当时只有28岁的关向应认清和抵制来自中央的‘左’倾路线,必然地不犯错误,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人们敬佩关向应在实践中认识错误和勇于改正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精神,敬佩关向应勇于捍卫真理,与王明错误路线和张国焘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原则性。正如任弼时在1944年延安整风中所谈的那样:当时根据地和红军执行的路线,是与当时整个党的路线分不开的。有一些人,‘当时执行那个路线,他是把那个路线当做正确路线来执行的’,‘这种人对党是忠诚的,只是思想方法错了’;在实践过程中,当他们对某种路线‘体验到做不通的时候,就有些转弯,有些纠正’。我想,对关向应在认识和把握党的路线方面的情况,也是可以这样看的,而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体验,关向应对党的正确路线的理解就更深刻厂。”①
关向应初到湘鄂西苏区时,根据地因为失掉红军主力支持,面积大大缩小,东西由 汉川到江陵长不过200余里,南北由潜江到监利宽不过百余里,各路“进剿”的国民党军还在继续向湘鄂西根据地中心地区进犯。武汉反动报纸早就叫嚣说,川军要进攻湘鄂西苏区中心监利周老嘴。敌情相当严重,形势匕较紧张。
湘鄂西军委主席团成立后,军委在周老嘴开会研究了敌人的进攻部署和红军的作战方针。二三月间,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和省委在军事问题、作战方针及对红三军的要求方面,进一步作出了“左”的指示。指责红三军进行灵活的游击战是“因循守旧”、“保守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要求红军不断进攻,要“转变到大规模平地战、城市战,为夺取中心城市而斗争”。从此,红三军就被迫不停顿地强攻硬打,表面像是主动,实际上却是步步被动。
3月,敌湖北省主席、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重新划分“清剿”区,调整襄北军事部署,集结了4个师3个旅的兵力,从东、西两线大举向湘鄂西苏区进攻。敌人吸取了过去失败的教训,改变长驱直入的战术,采取步步为营的打法。这时夏曦却错误地命令红三军“在苏区加紧修筑工事,加紧守备工作”,以达到“不使苏区一寸土地被敌人蹂躏”之目的。自3月5日起,关向应和贺龙指挥红三军在皂市以南地区,经两天激战,全歼敌第四十八师一四二旅,俘敌旅长韩昌峻以下2000多人。3月30日,关向应和贺龙率红三军被迫在汉宜公路瓦庙集一带摆开阵势,与敌 4个旅激战7昼夜。虽然红三军英勇奋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歼敌2000余人,还击落敌机1架。但红军付出了极大代价,仅伤员就达数千人。5月,红三军又在襄北与敌持续打了8昼夜的阵地战,歼敌800人,自己却伤亡1300多人。这是继瓦庙集之战后又一次激战,同样也是一次得不偿失的消耗战,根据地的被动局面未能得到根本扭转。
但是,从1932年1月关向应就任红三军政治委员起,到1932年夏,尽管有“左”倾领导的干扰,他和贺龙带领部队英勇作战,痛击敌人,使湘鄂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苏区包括20多个县,红军和地方武装有3万多人。
湘鄂西根据地经过敌人多次残酷的“围剿”,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关向应看到这些情况,曾对根据地的建设提出过许多重要意见。他认为,要想打破敌人不断的“围剿”,必须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巩固与扩大根据地。他提出扩大苏区,恢复生产,使根据地军民有足够的物质保证,以便改变根据地的局面。在执行土地革命政策中,他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土地政策,主张集中打击农民最痛恨的大地主和恶霸,加以正确地执行了对地主武装与土匪的政策,大大分化和削弱了敌人的阵营。他亲自领导农民进行打土豪、分粮食的斗争。看到贫苦农民成群结队、欢天喜地地从地主仓库里把粮食背回家中,他打心眼里高兴。有少部分农民怕变天,怕地主报复,对于分地主的粮食思想上有顾虑,不敢去领取粮食。关应很理解他们的心情,曾经在夜里亲自带领战士把粮食送到他们家门口,使他们悄悄地收下。关向应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倾注了心血。1932年8月,关向应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湘鄂西办事处主任。
本文来源于:穆欣著《关向应传》 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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