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向应传--第四章在湘鄂西苏区（三）

发布日期：2016-07-21 16:39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穆欣

作者穆欣

肃反扩大化的恶果

1932年6月，正当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开展大规模“肃反”的时候，蒋介石在武汉组织了“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部署对苏维埃区域进行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他们纠集50万大军，其中进攻湘鄂西苏区的军队在10万人以上。来犯敌人在何成浚、徐源泉指挥下，7月初向襄北、襄南荆门、潜江一带发起进攻，准备先占襄北，把红三军压迫到荆江、襄河之间；再从左、右两翼攻进洪湖苏区中心地带。湘军列阵华容，在江南堵截。洪湖区的形势十分严峻，夏曦却还提出什么“寸土必争”、“夺取平汉线”等错误口号。他不顾形势险峻，还说什么“在军事上只准打仗，不准休整；只准打大仗，打硬仗，不要游击战争；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不准打小据点。”①红三军东奔西突，在辗转作战中伤亡很大。敌人步步进逼，8月中旬开始进攻苏区中心地带洪湖县瞿家湾。

关向应看到这种情况，心急如焚，他支持贺龙提出的集中兵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正确意见。但是，夏曦反对这个建议，在军事会议上主张分兵，坚持“两个拳头打人”，并用他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的最后决定权否定了贺龙转移出去开辟新区的意见。他把部队分成两半：一半由他带领第七师和警卫师1个团固守洪湖苏区，在东荆河南岸筑堡，以阵地战阻击敌人；另将第八、九两师和警卫师另1个团共 5个团，由贺龙、关向应带往外线，先打敌军右翼，再打敌军左翼。夏曦带领部队分兵堵口，在敌人重兵压迫下节节败退，连续丢失了周老嘴和瞿家湾，夏曦仍旧命令七师师长王一鸣、政委鲁易①“不能放弃苏区的每一寸土地”，在狭小的范围内作激烈抵抗，损失惨重。七师第十九团、第二十团伤亡过半，第二十一团大部战死；师政治委员鲁易被俘牺牲、3个团长和1个团政委先后阵亡，苏区中心地带全部陷落，各部队分头突围，又遭到严重挫折。至10月上旬，洪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三军全部退出洪湖苏区。而贺龙、关向应率领的五团部队，情况完全不同。他们跳出重围，转战潜江、荆门，猛攻么口川军的两个团，有力地钳制了敌军右翼，使敌不敢南下。当贺龙、关向应转到京山，准备打击敌军左翼时，瞿家湾等苏区中心地带已经陷落了。

红三军从洪湖苏区突围到襄北后，因夏曦对粉碎敌人“围剿”失掉信心，便在没有根据地依托的隋县大洪山一带往返游击。10月下旬在枣阳王店召开的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会议上，决定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三军绕道豫西南、陕西转往湘鄂边。部队且战且走，沿途克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疾病侵袭，以及错误“肃反”造成的严重困难。于12月底经野三关到达湘鄂边的鹤峰县境，完成7000里的远征。部队减员甚大，由突围时的15000多人，减到 9000人左右。

当红三军退出洪湖根据地、改向湘鄂边实行战略转移时，关向应及时召集部队各级干部进行动员。他说：“我们是工农的武装，在我们面前没有走不通的路，但我们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越往前走，困难会越多，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吃苦带头，要懂得干部能吃苦，就会使战士少吃苦，要多为部队服务，困难当头，干部要身先士卒，这是我们的光荣。”他经常教育干部、战土，要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不管到什么地方，都要依靠群众，关心群众。当时的襄北独立团团长贺炳炎回忆说：“我们牢牢记住关向应关于政府‘只要不脱离群众，就会有办法’的教导，想方设法带领队伍绕过城市、大镇，专拣山路小道走，避开敌人大部队，相机打击小股敌人，还要向敌人夺取粮食供给部队，养活灾民；夺取武器装备，武装自己。沿途遇到的游击队、干部和群众，都要求参加独立团、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因为关向应对部队思想教育工作做得深入细致和及时，得以保存红三军的实力，于12月转到湘鄂边地区。1933年2月恢复了湘鄂边根据地。长期处在反动统治下的湘鄂边地区各县人民，生活异常困苦，加以国民党军队的烧杀破坏，红三军的给养遇到很大困难。关向应和战士们一样，无论刮风下雨，宿营时铺上草秸，盖上使用了多年的一条破毯子便睡下。他心里时刻想着穷苦的人民。他说，我们困难，人民更困难。他教育部队不要去扰民，不要拿群众一针一线。当部队离开驻地时，他总要到部队驻地检查执行纪律情况。为了解决军民食粮题，关向应亲自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并号召部队利用战斗空隙和军事训练的余暇，为群众打草、背炭、挑粪，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同时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关向应在土地革命中很注意斗争策略，坚决打击农民最痛恨的大地主和恶霸。经过艰苦的工作，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恢复了湘鄂边苏维埃政权。

在此期间，夏曦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排挤贺龙、关向应，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在根据地、红军发展的方面，在作战原则上，特别是关于肃反方针上，都执行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

夏曦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在红军中搞肃反扩大化，对革命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当时肃反工作由夏曦操纵，领导机构叫肃反委员会，具体执行肃反工作的各级政治保卫局，有独立的工作系统，不受各级党委的监督，只要分局书记和个别负责人决定，就可以捕人杀人，甚至捕杀高级干部。他们践踏党的组织原则，把一切因为“左”倾冒险主义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满、批评、反抗的同志，不分情况，不问是非，一律戴上各种帽子，进行残酷斗争，甚至以对付罪犯和敌人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他们把内部是非之争，路线、策略之争，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他们大搞逼、供、信，不作任何调查甄别工作。这样搞出来的“反革命”数量之多，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而夏曦等“左”倾错误领导者却一意孤行，竞认为分局和省委以及各地党政军领导机关中，除了几个主要负责干部和少数工作人员外，都是“反革命”或“反革命嫌疑分子”。他们乱抓所谓“改组派”，杀死了许多优秀的党政工作者和红军干部。从1932 年开始的历时近3年的4次大肃反，据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 年3月17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件》），“前后逮捕 3000多人”（而据贺龙在《回忆红二方面军》一文说，洪湖苏区“肃反就杀1万多人”）。在连续四次大肃反中，红六军的创始人之一、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军长段德昌，从大革命时期就跟随贺龙闹革命的师长王炳南，红三军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克明，以及许多在革命斗争中立下功绩的干部，都被夏曦背着贺、关杀害。贺龙、关向应对此表示了极大愤慨，对夏曦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进行了坚决斗争。

夏曦操纵的肃反委员会，关向应是成员之一，却不吸收贺龙参加。抓什么人、杀什么人一般不征求贺龙的意见。因为在夏曦的眼里，贺龙是个“军阀”，属于被审查的范畴。由于夏曦的瞎指挥，1932年9月反“围剿”红三军遭到惨败，洪湖苏区也丢掉了。这本来是“左”倾冒险主义制造的恶果，夏曦却认为由于肃反运动搞得不彻底和所谓“改组派”捣乱。10月间，红三军一到大洪山，马上又开始第二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连续逮捕了湘鄂西军委分会的参谋长唐赤英和七师师长王一鸣以下营、团干部200多名。看到部队被整成这样还要肃反、贺龙心如刀绞。他对关向应说：“不能再肃，再肃部队就垮啦！”随后在隋县王店召开的中央分局会议上，夏曦仍然杀气腾腾地叫嚷肃反。贺龙拍案吼道：“你杀了这么多人，还要杀，你是什么党员？”夏曦盛气凌人地威胁说：“你在国民党里头做过大官，当过师长、镇守使，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你要给我写申明！”这话刚一落音，贺龙立即用同样的手段回敬说：““你也给我写申明！民国十三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名片，找我要10万块钱。我请你吃了饭，给你开了旅馆，还送给你5万块钱……你也给我写出来！”这番话，夏曦听了不禁胆颤心惊。因为当时党内唯成分论盛行，如果众人知道了夏曦当过国民党省党部委员，他不仅没资格继续当书记，更不能领导肃反。夏曦击贺龙未能得手，反被揭了短，恼羞成怒，竟喊出了内心深处隐藏的话：“你是军阀！”贺龙非常愤慨，毫不示弱地喊道：“我是军阀，你就是国民党！”关向应看见他们争吵，急得劝劝这个，说说那个，费了好大劲儿，最后勉强平息了这场轩然大波。可是夏曦岂肯罢休？及至部队走到商南竹林关，夏曦以为长途跋涉即将结束，就对贺龙再次下手，叫人突然下掉贺龙和关向应警卫员的枪，还逮捕了贺龙身边的另外两名警卫员。贺龙没等对方采取下一步动作，就把问题端到中央分局会议上：“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枪不下？”并把自己佩带多年的手枪，气愤地甩到桌上，问他：“我这里还有一支，你要不要？”这次较量，夏曦又输了。他知道贺龙在红三军中威望很高，红三军到了湘鄂边还少不了这样一个既熟悉情况又能指挥作战的军事领导人，不敢贸然行事。

红三军在1932年底到达湘鄂边后，贺龙眼看又有许多干部，继续惨死于肃反扩大化的情况，决心用更多的精力干预肃反，尽可能制止这场摧残革命力量的错误运动。他要关向应同他去看政治部还关押着什么人。在野三关的山坡上，他们第一个撞见的，是被反绑双手的第九师政治部警卫员谭友林。他是因为先后三位师政治部主任都被打成了“改组派”而受株连的。他被打得浑身是伤，差点没被打死。贺龙一听见押解人员说谭友林是“改组派”就发火了：“他算个什么改组派哟！他知道啥子叫个改组派嘛！他是洪湖边上谭家巷的人嘛！一个十几岁的娃儿，连父亲都没有的孤娃儿嘛！”站在贺龙身旁的关向应也说：“他当油印员的时候是模范团员，鲁易（七师政治委)要调他去当警卫员，人家九师还不愿放哩！”贺龙马上找到那个政务科长，说：“快把谭娃儿给我放了，我替他打保票！”绳子松开了，谭友林被寄放在老乡家里养伤，伤好了，又被接回到贺龙身边。贺龙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不顾个人安危，曾经营救了许许多多无辜的同志。以后部队转到鹤峰毛坝时，贺龙在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上提出“肃反应当停止”，关向应支持贺龙的意见，可是夏曦摇头，建议被否决了。不久，夏曦就又开始大批抓人。

当红三军到达湘鄂边时，湘鄂边苏区的斗争早已失败，苏区只保存零星的游击队和小块游击区。但这一带敌人兵力薄弱，防务比较空虚。1933年1月1日，红三军相机攻占了鹤峰县城，全歼了当地保安团。部队在这里稍作休息，又于1月13日攻取了桑植县城。桑植是贺龙的家乡，红军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这时湘西土著军阀陈渠珍慑于红军声威，一面加强戒备，一面给红军来信，表示愿意让出一部分地盘给红军，希望从此能同红军达成互不进攻的协议，企图在红军与蒋介石嫡系军队之间保存实力。贺龙、关向应和七、九两师的领导干部，都认为我军经过长期转移，极度疲劳，应当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获得一个的时机。但当贺龙把信拿给夏曦时，他却坚决反对，说这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强令红三军立刻向陈部进攻，不同敌人妥协。结果红七、九两师攻击永顺失利，又遭永顺敌守军周燮卿旅和朱际凯团反击，1月28日被迫从桑植撤退，回到鹤峰休整。

这个时候，夏曦觉得什么人都靠不住了，认为党、青年团和苏维埃组织都为“敌人”把持，又提出要解散党和团的组织。2月上旬，在鹤峰毛坝召开的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扩大会议上，夏曦提出“清党”和继续肃反问题，还提出解散党、团组织和“创造新红军”的主张。贺龙火了，说：“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后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党解散了怎么能行！解散党，我横直不能同意。”参加会议的干部和中央分局绝大多数成员都同意贺龙的意见，反对夏曦取消党、团组织。可是，夏曦独断专行，硬说什么“党、苏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

关向应也是反对取消党、团组织的。这次会场上争论激烈，后来被夏曦在肃反中处死的段德昌、宋盘铭等都对夏曦提出尖锐批评。段德昌对夏曦说：“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现在又要解散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J”宋盘铭说：“我从小被党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是十分错误的，我不能同意。……”关向应怕把事情闹僵，一个劲儿地插话，想叫他们不说。可是大家已经忍无可忍，不约而同地对夏曦抗争起来。在这次中央分局会议之前，贺龙认为撤换夏曦的分局书记职务势在必行，但他没有这种权力，曾动员关向应说：“小关！你当书记，你来搞吧。要么，我们开个会选一下，看选他还是选谁。”关向应严厉批评了贺龙。说：“你这是无组织无纪律！”贺龙表示收回自己的意见。

这年3月，在巴东金果坪召开的分局会议上，夏曦又提出解散党、团组织。他不顾其他成员的反对意见，一人拍板，悍然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的错误决定。其后夏曦把持的分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肃反中“感觉到党在没有清洗以前，党的活动供了改（组）派利用”，“感觉必须解散党及团的组织。”①分局于3月24日制定的《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中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清洗条例》中说：“反革命派别暗藏在党内活动，有几年的历史，并且在肃反的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干部加人了反革命派别，因此决定将地方上、红三军中、游击队中各级党的委员、支部干事会，一律解散，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

这样，硬是解散了红军中的党组织，军队中的政治机关也被夏曦强令取消。在解散党、团组织的同时，宣布取消各级苏维埃政府，连一些群众性的组织也被取消。结果湘鄂西苏区的党和红军，只剩下3个机构、4个党员。3个机构是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负责肃反工作的分局秘书处和红三军军部政务科；4个党员是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和夏曦。夏曦这时另外组织一个“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名义上由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等 7人组成，实际上大权操在担任主职务的夏曦手中，继续推行“左”倾的错误方针和政策。3月26日发出的《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竟然宣布：“因为过去省苏维埃政府及各县苏维埃政府为改组派包办，所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指出我们7人重新组织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来领导湘鄂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本委员会宣布过去省苏维埃政府和各县苏维埃及其发布的命令完全无效，重新来组织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真正苏维埃政权。”党、团组织和部队搞成这样，当然无法进行战斗；地方工作也陷于无政府状态，布满恐怖与混乱。

5月6日，在湘鄂边坚持斗争的贺龙的大姐贺英和二姐贺戊妹率领的游击队，在鹤峰县太平区洞拓湾遭到鹤峰县反动团防的突然袭击，贺英壮烈牺牲（余部在徐焕然、廖汉生等带领下坚持斗争，后编为红三军第七师的1个团）、贺戊妹同时牺牲。

5月7日，贺龙闻讯万分悲痛，派贺炳炎等到洞拓湾慰问，并把游击队长徐焕然和廖汉生接到麻水的红岩坪，询问大姐、二姐牺牲的具体情况，勉励他们继承烈士遗志，同敌人展开永不停息的战斗。——贺龙自幼丧母，生活全靠大姐贺英照料；长大后在外面拉队伍，又靠贺英替他在桑植经营后方。大革命失败后，贺龙赤手空拳回到桑植，族人说东道西，讽刺挖苦，而大姐坚决支持他走革命新路，马上把自己历经干辛万苦组建起来的队伍连同从汉口买来还没有开封的两皮箱新连枪全部支援了弟弟。1928年冬天，她听说贺龙在石门战败了，处境艰险，便女扮男装，带人翻山越岭送去棉、粮、银元接济。……贺英游击支队，是湘鄂边1932年敌人第四次围攻后仅存的唯一的一支革命武装。有了这支武装，红三军长途跋涉之后，才有了落脚地点。贺龙听了徐焕然、廖汉生的申诉，怒不可遏。他对徐焕然说：“你们听着！枪，我发你们，每条发三颗子弹，不够的，从敌人手里去夺。我委任你为湘鄂边第四游击大队大队长。”又对廖汉生说：“你，为副大队长。”“我命令你们打回太平镇！要记住，红军战士流血不流泪，血债要用血来还！……”贺龙就是这样一个刚强铁汉，面对任何打击和困难，从来不肯低头服软。关向应说过：“贺老总的特点，简单说，就是两个字——不怕。”不怕敌人，不怕挫折，不怕困难、失败。......

关向应和贺龙息息相通，同样为失去在创建湘鄂边根据地做出贡献的贺英这样一位出色的革命女将痛惜。他一面安慰贺龙，劝他节哀；还和贺龙一起，对贺英留下的这支革命部队热情扶持，对游击队的干部尽心培养。以后廖汉生在回忆关向应的文章里说：“记得1932年，我在湖北鹤峰县工作，游击战争的处境是万分恶劣的。这时，‘贺关’回来了，使万分危急的我们得到了救星，我也第一次见到了你。那时由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领导的结果，洪湖苏区失掉了，湘鄂边的内部和外部都处于非常危急中，党的组织被解散了，政治机关被取消了，敌人还在疯狂的‘围剿’。这时你和贺龙同志并没有被这种困难吓倒，坚决的领导着我们向敌人搏斗，毅然重整组织，培养干部，使当时险恶的局面转危为安。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幼稚的青年，你像先生一样的扶植我，除了在党的路线政策上谆谆诱导外，甚至连填写表册那样细小的工作，都亲自教给我。我能对党有点滴贡献，是你教养的结果。……”

文章又说：“记得1933年我们没有巩固的游击根据地，部队是日行夜宿，很少得到半月以上的休息。但在这种情况下，你并没有忘记群众利益，差不多每晚都要将没收的东西、粮食分给贫苦人民。有的群众恐惧敌人报复不敢公开接受时，你就亲自率领部队在深夜里背着粮，送到他们的家里。……”

本文来源于：穆欣著《关向应传》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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