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向应传--第五章战斗在湘鄂川黔边（三）

发布日期：2016-07-27 17:50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穆欣

作者穆欣

开拓湘鄂川黔边

十万坪战斗后，红军留下一些部队做地方工作，开始建立级机构，展开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各方面的工作。红军主力则进攻大庸，歼敌朱华生旅一部，并占领了大庸县城。部队稍加休整，主力向南攻打沅陵，因敌凭坚固守，未能得手；红军转向东进，在桃源、浯溪河一带给罗启疆的独立第三十四旅一个歼灭性的打击，12月17日占领了桃源、陬市、河洑，18日兵围常德。常德是湘西政治、经济中心，靠近益阳、长沙等湖南腹地。湖南省主席何键异常惊慌，忙向蒋介石报告：“贺萧股‘匪’乘我正在追剿朱毛，大股窜扰湘西，既陷数县，……弟虽多方筹虑，而力不从心，适陷桃源，围常德，……情势紧张，全湘震撼。”又说罗启疆旅伤亡甚重，退守待援，望火速发兵；“如德山被占，则常城难保”等。蒋介石也怕贺龙向湘中伸展，除同意何键从追击红一方面军的部队中抽回李觉、陶广、章亮基等三个师外，命令参加过江西第五次“围剿”的川军师长郭汝栋率第二十六师从赣西驰援常德；并把身边的智囊、“围剿”江西红军的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陈诚调出来，担任“鄂湘川黔四省边区剿匪总司令”，统一指挥湖北军阀徐源泉、湖南军阀何键、四川军阀刘湘和黔东敌军，对付锐不可当的红二、六军团。

这个时候，10月开始长征的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已经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于12月11日攻占湖南通道。蒋介石非常担心他们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调集共约12个师部署在湘黔边境，卡住红一方面军北上和二、六军团南下的道各。在此紧急关头，中共中央领导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毛泽东提出放弃同二、六军团会合的预定计划，向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博古、李德等仍坚持原议。12月14日，中央军委仍电令贺龙等由湖南常德一带向湘西北发展，以接应中央红军。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进军贵州，准备在川黔边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19日，中央军委电令贺龙等：“二、六军团应在常德地区积极活动，以便调动湘敌。当湘敌调动部队北援时，二、六军团应重向永顺西进。以后则向黔境行动，以便钳制在铜仁之敌薛岳部及在印江、恩南之黔敌部队。”以协助红一方面军三创造新的根据地。贺龙等立即从桃、常地区移师西进，遂行新的钳制任务。从1934 年1 1月到1935 年1月，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指挥下攻势凌厉，把大批国民党军队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钳制了敌正规军十几个师，出色地完成了策应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突围远征的艰巨任务。

同时，红二、六军团收复和扩建了以永顺、桑植、大庸为中心的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发动群众约100万，在根据地建立了民主政权，实行了土地改革。11月底，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军区和革命委员会，开始了湘鄂川黔苏区发展的新阶段。1935年1月27日，省委在大庸县丁家溶的关庙召开第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系统地揭发和批判了夏曦在根据地建设、肃反、建军和建党等方面的严重错误，宣布了经中共中央同意撤销其领导职务的决定；规定两军团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发展党的组织，确立和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机关，加强连队支部工作等。这次会议在两军团发展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它对保证湘鄂川黔苏区及军队的团结与统一，对于胜利开展反“围剿”斗争都具有重要意义。

1935年2月，敌人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开始了对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敌人为了保障他们追击红一方面军的部队侧后安全，企图趁二、六军团在湘西立足未稳之际，迅速将其孤立、限制和消灭在湘鄂边一带。敌人的战略，基本上还是堡垒主义。他们集结了正规军11万人，以超过二、六军团大约l0倍的兵力，分成6个纵队（陈耀汉、郭汝栋、李觉、陶广、徐源泉、张振汉），采取分进合击手段向根据地进攻。贺龙、任弼时、关向应领导根据地广大军民，进行了积极地反“围剿”准备工作，制定了作战方案。

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的遵义会议，揭发和批判了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会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指挥小组。中共中央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得知湘西北的严重敌情，于2月1日给二、六军团发来电报，指出：“你们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卜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需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鉴于形势严重，军委在电报中说：“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带。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军委电报还指定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以贺龙为主席，其余同志为委员，在军事上实行集体领导。接着，中央又将遵义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摘录电告二、六军团。经过对遵义会议决议的传达与学习，使部队改变了“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为二、六军团争取反“围剿”的胜利制定了总方针。红军决定采取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利用湖南的何键和湖北的何成浚、徐源泉两个派系步调不统一、指挥不统一的矛盾，首先集中主力打击从湖南方向来的敌人。

2月上旬，二、六军团集结主力迎击敌人，先后曾在慈利溪口迎击郭汝栋纵队，在高梁坪迎击章亮基纵队，在大庸后坪东面的鸡公垭迎击李觉纵队，经过几次硬拼，21日在鸡公垭激战1天，毙伤敌军近千人，但自己伤亡也大。敌人凭恃人多，不断向根据地中心逼近，于3月22日侵占永顺县城，，眼看要攻到省委住地、二、六军团决定转到外线去寻找战机。红军从中心区向北走了几天，4月12日黄昏到达桑植县陈家河，发现15里外有敌第五十八师陈耀汉部前来堵截。红军主力在第二天早上向前占领了阵地，利用有利地形，打退了敌人前来进攻的第一线兵力。红军抓住时机攻人敌人阵地的纵深，两三小时就把敌军李延龄的一七二旅全部歼灭。陈家河战斗后，红军预料驻桑植的陈耀汉师1个旅和1个师部，可能会向桃子溪来，即又挥师南下，在永顺桃子溪截住了这股敌人。一个夜袭，消灭了敌第五十八师师部、一七四旅旅部和两个团，陈耀汉仅带身边的特务连逃走。红军俘获众多，还缴了两门日本造山炮。3天打了两个胜仗，敌第五十八师彻底完蛋。各路围攻的敌军纷纷后撤，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就被粉碎了。

5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胜利渡过了金沙江，进入川西，并与从川陕根据地退出的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二、六军团策应突围的任务告一段落。这时敌又增加兵力，集中80个团对湘鄂川黔边进行第二次“围剿”。湖北方面来的敌人有徐源泉的第四十一师、四十八师和谢彬的第八十五师；湖南方面有3个正规师（每个师6个团）加七八个保安团。二、六军团采取东守西攻的方针：东南对湖南取守势，西北对湖北、贵州取攻势。从5月起到 8月初，在3个月时间内，红军转到湖北靠贵州边界地区和敌人作战。6月，贺、任、关率两军团主力挺进鄂敌纵深，包围宣恩城，佯攻铜鼓堡和椒恩、切断了宣恩、恩施大道，旋即派部队包围宣恩，围城打援。敌鄂湘川黔“剿匪总司令徐源泉害怕宣恩被占，恩施难保，长江交通受到威胁，急命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从来凤、李家河前往解围。红军主力赶到敌人必经之地忠堡，出其不意，将敌人左支队压迫、包围在山凹里。经两昼夜激战，全歼敌第四十一师直属队和一二一旅，活捉了师长张振汉。8月初，敌第八十五师准备从小关开往李家河，红军主力不顾疲劳兼程行军100里，从山间小道赶到敌人必经的板栗园，将部队预伏在利福田谷地隘口两侧。待敌人于8月3日中午进入谷地时，一举全歼其师部和两个团、一个特务营，击毙敌师长谢彬，创造了在敌战役纵深内以伏击手段速战速决歼灭敌人的光辉战例。这样就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这个时候，在新建立的根据地和边缘地区，还有许多反动的游杂武装。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决定，领导机关分为前后两摊。前方一摊领导打仗，后面一摊领导地方工作。红军主力向东，转为战略进攻，打到石门、澧州、津市和临澧一带。后方抓紧建党、建军、建政、青年、妇女及农村各种群众工作。加强对干部的训练，加强根据地内部对敌斗争。这样，前方取得新的胜利，又得到大量的兵员、武器和物资的补充，后方也得到巩固和发展。二、六军团会师时共 8000人，刚过1 年，即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就发展了两倍半，有21000多人。

本文来源于：穆欣著《关向应传》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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