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向应传--第七章奔赴华北战场（一）

发布日期：2016-08-12 10:07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穆欣

作者穆欣

到达山西抗日前线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及其以后所提供的团结抗日的正确主张，和它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促成国内和平的实现，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进攻卢沟桥，中国守军奋起抵抗。8月13日，日本向上海进攻，上海守军进行抗击。从此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帷幕。

　　卢沟桥事变的当天，关向应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和总指挥贺龙赶往泾阳县云阳镇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会议讨论了卢沟桥事变后的形势，研究红军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及改编后的政治工作。7月22日，会议一结束，关向应和贺龙星夜赶回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地富平县庄里镇，召开会议传达红军高级干部会议精神。

　　8月20日，关向应和贺龙来到洛川县冯家村，出席8月22日至25日在这里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明确指出，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全国全民抗战的阶段。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日的胜利，同时完成争取民主的任务。毛泽东在会议上所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以免被蒋介石吃掉，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覆辙。关于抗日战争的指导方针，鉴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艰苦性，以及蒋介石企图驱使红军开赴前线充当炮灰的险恶用心，毛泽东主张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当时有一部分用着主张以运动战为主，红军全部出动，开上前线多打几个漂亮仗。毛泽东根据当时的敌情我力，主张只出动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下三分之一，保卫陕甘根据地，防止国民党搞名堂。出席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在敌后抗日战场上的作战方针，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力条件下的运动战(以后又提出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关向应在会上作出了简短的发言，明确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坚决拥护中央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指导方针，赞成红军迅速出师抗日，尤其拥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

　　洛川会议上成立了11人组成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贺龙被选为委员。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决定成立由9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关向应和贺龙均任军分会委员(1938年11月9日，中央政治局发表《关于北方局及分局委员的通知》，关向应为中央北方局委员及北方局晋察冀分局委员)。

　　8月2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发布命令，任命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由于国民党的干预，红军改编时取消了政治委员，将政治部改称政训处，关向应被任命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同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关向应改任一二〇师政治委员，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8月29日，中央书记处决定由贺龙、关向应、萧克、甘泗淇、王震组成一二〇师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书记。

　　洛川会议结束后，关向应和贺龙立即赶回驻地，向部队正式宣布中共中央军委的改编命令。当红军改编完毕、准备开赴前线的时候，日军已经侵占北平、天津，正沿平绥向西进攻，南口和张家口的国民党军队退到永定河、洋河南岸一线。中央军委据此情况，决定首先以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开赴晋东北，在恒山山脉地区待机行动。一二〇师奉令以一部分部队留守陕北，师的主力由贺龙、关向应率领，于9月3日从庄里镇地区出发，经韩城的芝川镇东渡黄河，到同蒲路的侯马车站，乘火车北上，9月17日到达榆次。

　　部队继续北进时，关向应曾在太原逗留。郭明秋曾回忆过她在设于成成中学校园的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看到关向应时的情景：“在这地方的一间屋里，我看见关向应同志和彭真同志臂膀挽着臂膀走了进来。……关向应同志中等身材，人瘦精神;上唇上边留着乌黑整齐的短胡须，灰色军帽下，双眉浓重，目光炯炯;身穿一身半旧的军帽颜色相同的军衣，腰扎皮带，脚登布鞋，腿上打着绑带;浑身上下，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走起路来迅速敏捷;和彭真同志开起玩笑来也幽默大方。这一切都显得他特别精神练达。”

　　关向应性格内向，平日态度严肃，话语不多，内心里却燃烧着火一样炽烈的革命热情。他的家乡久遭沙俄和日寇的践踏蹂躏，九一八事变以后整个东北三省都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外国侵略者的骄横残暴，家乡父老所经受的凌辱苦痛，自幼在他头脑里留下不能泯灭的烙印，萌发了推翻侵略压迫的思想，在心胸燃起反抗复仇的怒火。他从青年时代就信阳马克思主义，献身革命运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改变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把自己的革命思想同中华民族的危亡，尤其在“九一八”后的爱国之情溶合起来了。当时任一二〇师副师长的萧克谈到关向应时说：“他不仅有正确的人生观，而且有革命情感。抗战开始前后，我和他都会唱几个抗战歌曲……我觉得他有一片难以言传的悲壮感。他说：‘是啊!我离家后，很少思念家乡，但九一八后，情绪好像有点变化。有时不知怎样，灵机一闪，故乡的乡情便在眼前晃动。’后来我想，他的家乡——东北——是被日本占领了呵!他的亲属已经成了奴隶，生死未卜。后来又知道他的生辰恰恰在‘九一八’那天，这种背景，不能不反应在他的情感上。我也曾有这种情况，1926年我读胡适翻译英国拜伦的《哀希腊歌》，读后很感动，全文16段，几乎背下了。当时，是当作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读的，感而不深;‘九一八’后，背诵其中诗句就引起更大的同情心直至涌出悲伤之情了。他叫我背了几段，最后两句是‘奴隶之国非吾士兮，碎此杯以自矢!’我把这两句重复一次，他一生长叹，良久无语。”可见故土的沦隐，民族的忧患，一直使关向应内心里有种压抑的感觉。而今，卢沟桥的炮声唤醒了沉睡千年的祖国大地，终于爆发了全民奋起的抗日战争，当他和贺龙亲自率领大军奔赴山西战场打击日军侵略者的时候，他的心情自然是异常激动的。

本文来源于：穆欣著《关向应传》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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