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向应传--第七章奔赴华北战场（四）

发布日期：2016-08-12 11:05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穆欣

作者穆欣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一二〇师进入晋西北初期，这里新旧势力并存，政治情况相当复杂。一方面，当地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力量，除了中国共产党、战动总会、牺盟会以及各地的群众救国组织，还有先后成立的山西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四纵队、工人武装自卫队和战动总会组织的各游击支队。另一方面、这里还有国民党军队傅作义、赵承绶、郭宗汾和任柱国四员大将，拥有相当数量的部队，地方政权还被阎锡山控制着，他以3个行政区的政治主任公署(以后改称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名义，管辖着晋西北各县。此外，还有阎锡山的反动组织公道团和暗藏的特务分子散处各地。新旧各派势力之间，基于不同的立场和利益，进行着极其复杂而尖锐的斗争。阎锡山虽与共产党合作抗战，骨子里依然对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人民充满怀疑和恐惧。随着山西政局的逆转，他们开始在某些问题上制造磨擦，极力限制抗日民主力量的发展。阎锡山利用各种名义，不断地派遣人员，打击牺盟会，撤换进步县长，取消群众救国团体，处处与共产党、八路军相抗衡。1938年12月召开的一二〇师团以上干部会上，关向应和贺龙曾对晋西北的统战形势作过这样的分析：“一、群众团体与社会团体力量方面，我们占优势;二、军事方面，我们骨干与模范;三、政权方面阎占优势，这是主要的;四、军属与政权结合上，阎占优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本着统一战线的原则开展工作，创建抗日根据地，面临着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关向应和贺龙认为，在这里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方针，放手发展进步力量，不让对方限制革命力量的发展。他们采取的方针是：一方面与阎锡山的军队、政权主动联合。在军事上经常和杨爱源、赵承绶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保持接触，争取互相协同;在政权问题上，尽量避免发生摩擦;另一方面，全力帮助牺盟会、战动总会及新军等进步力量，支持他们建立的新政权，支持他们与旧军、旧派作合理的斗争。一二〇师和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坚定的贯彻这一方针，团结了晋西北各阶层人民，争取了阎锡山的合作抗日，在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发动组织了群众，实行了合理负担，组建了地方武装，扩大了主力部队，大力发展了进步力量，打退了日军对晋西北的进攻，顺利地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正像贺龙所说的：“地方工作开展，群众都起来了，到处挂起了统一战线的旗帜。”

　　一般说来，抗战初期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势是比较好的。但是党的正确路线还曾受到过干扰。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王明，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他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的错误思想一度影响了一些同志。但因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未能形成会议决议。在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又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的主张，提出“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同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批评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错误，重申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口号的错误，反复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明确指出：“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为数显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在此期间，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思想，曾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党的工作中产生过一些坏影响。自然也难免会在一二〇师和晋西北地区党的工作中有所反映，使晋西北的抗战工作受到了某些损失。如在这政权问题上，曾将八路军从日寇手中收复的崞县、原平、平鲁、左云等地区恢复的地方政权交给了阎锡山;在扩兵问题上，把扩大的新兵过多地补充了阎锡山的军队。王明的错误思想也曾使个别领导同志受到影响。1937年11月初上海、太原失陷以后，国内外妥协空气恰恰抬头，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投降求和和分裂活动日渐增长。阎锡山也对抗战发生了严重动摇，加紧了对进步力量的排挤。针对当时形势，毛泽东于11月12日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11月15日，刘少奇为中共北方局起草题为《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决定中指出：“我党已是华北最大的政党，八路军具有游击战争的特长，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责任，就自然地落在我党身上。”决定还指出：“我党要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更加独立自主地发动民众运动”;“在游击战争中，我党应以华北最大党政的资格出来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的抗日政权与新的抗日武装部队。”11月16日，周恩来在临汾群众大会上作了题为《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演说，明确指出，必须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失败主义及特殊化的倾向。他号召八路军要留在华北坚持抗战，发挥自己的特长“来影响友军，来组织和领导广大民众齐来抗战。”而一二〇师政治部在这时发出的一份关于目前地方工作的指示，却认为“华北友军的抗日决心正在不断的增长”，提出在共产党内要“首先打击”‘左’倾关门主义，不要企图以八路军面目包办一切，唯我独尊”。其后在1938年9月有的同志发表谈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的文章，竟把一二〇师在晋西北一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以至整个“山西的抗战力量愈打愈坚强起来”，“已成为支持华北抗战的基本堡垒”的成就，统统归功于阎锡山和卫立煌的领导，避而不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文中只提实行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建国纲领》，而不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甚至把贺龙和关向应指挥的粉碎日军对晋西北的首次围攻、收复七城战役的胜利，说成是傅作义和赵承绶指挥的，避而不提贺龙、关向应的名字。它还影射按照独立自主原则、政权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同志是“有意无意破坏统一战线的人”。凡此种种，说明某些同志当时在统一战线中模糊了阶级界限，违背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幻想用向大资产阶级迁就让步的办法来维系统一战线。结果是事与愿违，阎锡山并没有被他们的好意所感动，反而变本加厉，到处制造磨擦，摧残抗日力量，反共投降的逆流愈演愈烈。部队里出现的这些右倾错误，由于一露头就受到贺龙、关向应等主要领导同志和广大干部的反对，未能占统治地位。但也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党的各项工作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其中特别影响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主力部队应有的扩大与补充，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教训。

　　贺龙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不能容忍，对于上述因为受其影响所造成的工作失误很不高兴。他曾对人说过：“这叫什么‘统一战线’?乱弹琴。这明明是困住自己的手脚，让人家把你搞掉嘛!”他和关向应一起，对阎锡山的反共投降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1938年初，在岚县阎方专员主持的一次各派人士参加的群众大会上，贺龙公开批评了阎方政权及其军队的不抗日行动，强烈批评了国民党在晋西北消极抗战。这位专员在会上讲话时，借口春耕忙、又缺粮，提出军队要吃粮就得拿钱买，根本不提抗日的大事。贺龙听了异常愤慨，等他话音一落，就站起来讲话驳他。贺龙说：春耕也要，抗日更要。抗日就得要吃饭，没钱也得吃饭，你政府要解决。吃了饭要去抗日，不抗日，没饭吃。……群众听了贺龙的讲话，不断热烈地鼓掌。但他这番尖锐的批评，使得对方十分难堪;也使在场的党内个别同志感到紧张，在贺龙讲得起劲时直拉他的衣服，并对贺龙义正词严的讲话产生了误解，认为贺龙“不理解统一战线”，说他这场讲话“把统一战线骂坏了”，甚至为此向中共中央作了反映。毛泽东知道这件事以后对关向应说：“贺老总有三条嘛：一、对敌斗争坚决;二、对党忠诚;三、联系群众。”这就澄清了一些同志的误解。

　　其后，在关向应主持下，贺龙、关向应、萧克、甘泗淇对晋西北的复杂局面进行了平心静气的讨论。1938年5月，他们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具体分析了晋西北的情况，提出了执行统一战线的具体办法。他们认为：“敌人在山西的军事进攻暂时失利，其分裂统一的政治阴谋更加积极地活动”，“阎(锡山)地主资产阶级体系里，最右翼的薄佑丞及亲日分子、汉奸趁机活动，在各方面制造磨擦”，“其军事政治攻势近来积极向晋西北扩张”。因此，贺龙、关向应提出了“扶植牺盟会等进步力量，争取动摇分子，孤立亲日派”坚持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这个报告里，他们还提出了一个缓和山西国共两党合作中出现矛盾的建议说：最后“我们能有代表岁阎周围，能有先进分子，可随时将妨碍我们的情况传达给阎”，以便为解决国共两党在山西的磨擦创造良好的条件。

　　1938年9月，贺龙、关向应、萧克同赴延安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责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批评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的错误，重申了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口号的错误，反复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明确指出：“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是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确定了在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批判了以王明为代笔的投降主义路线。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更进一步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贺龙、关向应主持下，第一二〇师军政委员会召开了晋西北地区党、政、军、民等县、团以上领导干部会，分别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并结合实际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加强了团结，为进一步加强对敌斗争、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建设，以及执行新的战略任务，奠定了坚固的思想基础。

　　对于政治情况特别复杂的绥远大青山地区统战工作，中央军委、毛泽东和贺、关都格外重视。关向应和贺龙、萧克前往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彭德怀听取了有关开辟大青山根据地的情况汇报，讨论了大青山游击根据地急需解决的若干问题。9月24日，中央军委即将这次讨论决定的问题，由毛泽东、王稼祥、杨尚昆、贺龙、关向应联名发出《关于建立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及党的政策的指示》，指出“大青山北靠外蒙，日寇也极重视。察热游击战争尚未发展，又形孤立，欲在那里建立冀察晋型式的根据地，在今天则不可能。但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完全可能，而且是中心任务”，因此，“那里一切政策应以长期游击战争性质为出发点。”

　　《指示》特别强调：“绥远问题须处处照顾到傅作义的统一战线，对绥远当地上层统一战线与对伪政权等策略，应不违背长期游击战争这一特点。”“另一基本任务是：团结蒙汉人民联合抗日，以我们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来改变中国过去传统的错误政策，我们做成模范来推动影响国民党，首先是傅作义的转变。”

　　大青山支队进入绥远，开辟了绥南、绥中、绥西三个游击区，在这里发展了党的组织，建立了动员委员会和抗日民主政权，创建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原来驻绥远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撤退到河套地区后，流散下来的残部，联合国民党官僚及其乡政权人员、地主武装土匪打起“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的旗号。这支部队号称“十路大军”，实际上只有几个团的实力，总兵力约五千人，分散在八路军的三个游击区活动。“自卫军”有相当一部分成员是土匪出身，许多官兵吸食鸦片，都是一支步枪、一支烟枪的“双枪兵”。他们佯称“抗日”，实则专干卖国反共、残害人民的勾当。国民党绥远当局见八路军打开了大青山局面，乘机陆续派回绥中专员张遐民、绥南专员赵励师等一批“游击专员”、“游击县长”来“收复失地”，实际是妄想以“政令”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他们鼓吹“绥人治绥”，排斥大青山支队和共产党组织领导群众团体，随着国内政局的逆转，绥远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也在逐步升级。“自卫军”不断地袭击八路军、残害蒙汉人民，到处制造磨擦。接到大青山支队的有关报告后，关向应曾起草指示，于1938年12月9日与贺龙联名致电支队：“解决你们那里的磨擦：甲、对自卫军、政权方面，应着重上层联络，推动与影响他们的进步。乙、自卫军与动委会的磨擦，我们应出面调解，成为各方面团结的模范。丙、对顽固分子应收集他们造谣破坏的证据，给以正当的公开揭发，才能巩固扩大统一战线。丁、并可依据确实证据，经过各种关系直接向傅(作义)告发。最后，估计那里是长期游击战争的特点，政权不在我手，我力量在今天不能都占绝对优势，对各党各派、各阶级各阶层合作，争取动摇分子，亦是适合这一特点。特备注意在政权中、群众中、武装方面加强党的力量。”

　　19939年1月9日，关向应又从岚县给大青山支队司令员李井泉写了一封四千多字的长信。他在这封信中，详细地分析了当时华北形势发展的特征，大青山根据地所处的环境、条件及其今后的任务与工作问题。信中特别强调指出：“在那里的统一战线工作极端重要，正确运用统一战线工作极端重要，正确运用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在那里支持长期战争，有觉得作用。”针对那里的复杂情况，他对如何统一战线中执行独立自主原则，与友方友军又有团结、又有斗争的进行合作，提出了详尽的具体意见：“一、对地方派傅作义派的磨擦，应采取调解方针;与坏分子、顽固分子作斗争，孤立他们。二、不要把落后分子与所有的顽固分子都认为不可争取，一律打击之。他们有可变性，有的可变好，有的可变成汉奸，在发展中分别看。三、自卫队与动委会有摩擦，我们应出面调解之。我们应成为团结各方面的基干与模范。四、逃跑的地主，争取其回家;不能回来，可用各种方法去影响他。五、争取伪政权中的动摇分子、落后分子与两面派的分子。六、对傅作义派去的专员、县长，尊重他们与之密切联络，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孤立最顽固的分子，争取各种可能改造之。七、宣传三民主义为国共合作抗战建国的基础，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以团结绥远地方上的国民党分子，但在那里我们不去帮助发展国民党。八、组织民众以巩固和加强统一战线，保持党的独立性与壮大自己。九、善于同顽固分子、动摇分子、妥协分子作斗争，避免不必要的磨擦，斗争方式采取民主的公开的方式，要站稳自己立场，大公无私，光明正大，争取与感动大部分可变分子，孤立不可救药的分子，要有软有硬，软到不丧失自己立场，硬到不破坏统一战线。”

　　大青山支队和中共特委贯彻执行贺、关的指示，尽力维护统一战线，多国民党军政人员及“自卫军”进行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对“自卫军”的磨擦作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让。大青山支队在自己装备给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曾给予他们种种帮助：当他们没有鞋穿的时候，支队指战员当面整连整营地脱下鞋来送给他们;他们缺粮时，支队宁可自己少吃，省下粮食送他们;甚至在他们武器不足时，还曾将支队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从敌人手中缴来的枪支弹药送给他们。……

　　大青山支队接连取得的战斗胜利，震动了整个塞北。他们坚决维护团结的态度，使得一切爱国人士深受感动。人民群众纷纷参加抗日斗争，不少开明地主、绅士主动与八路军建立联系。“自卫军”的有识之士也对八路军采取友好态度，其第八路副司令张国琳等，要求八路军派人到该部队做政治工作。支队曾答应他们的要求，派人前去宣传抗日，教唱抗日歌曲，启发他们官兵的爱国热情，还办了两期“戒大烟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为了团结抗日，大青山支队对国民党党政人员和“自卫军”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是，他们的反共本性难改，还是经常挑衅，制造事端。支队总以大局为重，对他们再三提出忠告，并曾多次派负责同志与“自卫军”谈判，劝其停止磨擦，一致抗日。对支队的克制忍让，他们却视为软弱可欺，反共磨擦活动愈演愈烈。每当事情发展到不能容忍时，支队就根据自卫原则坚持反击，给予教训。“自卫军”的反共活动，是他们实行对日投降的准备步骤。他们同日本侵略军早已密使往来，有些公开背叛祖国，投降敌人。1939年秋冬，支队多次截获“自卫军”第三路副指挥王有功给归绥日本特务机关、驻归绥的宫崎顾问、大园顾问、林顾问和金田队长的信件。1940年初，王又派人潜入归绥城内，与敌密谋决定，王有功子在绥西的驻地万家湾与日寇里应外合，妄图消灭支队司令部。贺龙、关向应接到支队的报告，即与1940年2月10日命令支队：“为巩固我们在大青山的据点，真正组织群众抗日政权，应不顾傅作义的关系，将大青山自卫军全部解决。”同时指出：“应集中力量首先解决自卫军高级机关及部队，收缴电台，断绝自卫军之联络，然后继续分头解决次要部队。三个地区(指绥西、绥南、绥中)如力量充足则一齐解决，否则解决西、南两面，在解决东面(指绥中)。”

　　这是情况又有新的发展：“自卫军”头目鄂友三、王有功等人奉国民党命令，已与日本特务机关长片含蜜月媾和，定于春节后夹击大青山根据地。“自卫军”调集全部兵力，与日军里应外合，妄图消灭大青山支队，将八路军全部赶出大青山地区。大青山坚决执行贺、关命令，决定采取断然行动，赶在敌人的罪恶阴谋发动之前解决“自卫军”，首先集中力量歼灭在绥西的“自卫军”总部及其实力最强的第三路军，同时打击绥南、绥中的“自卫军”顽固派。农历正月初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行动，一举将“自卫军”的主力全部打垮，彻底粉碎了他们与日寇勾结夹击支队的阴谋，结束了顽固派在大青山根据地内进行破坏的局面。这次反顽斗争的巨大胜利，除掉了危害人民的一大祸害，极大地振奋了大青山地区蒙汉各族人民。青壮年纷纷报名参加八路军，骑兵支队很快由一千余人发展到三千余人。

　　关向应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对晋绥地区额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同在晋西北作战的一二〇师副师长萧克说：“向应善于做统战工作，一二〇师到晋西北后，他看清了友党友军的情况，以为要把晋西北建立为抗日根据地，除加强本身工作外，首先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他以一二〇师师政委和党员身份，除指导晋西北区党委加强党的组织和充分发动群众外，积极帮助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的开展。他通过国民党左派续范亭(后成为共产党员)及秘密工作党员南汉宸两位社会名流，团结这些军队，推动他们进步。但对他们又有区别，对阎部主要是团结联合，对傅部还帮助其扩大，对以统一战线名义出现而由我党领导的决死纵队、工卫旅及新编第一师(续范亭任师长)，则促其发展。这样，只半年多根据地就建立和巩固起来了。”

本文来源于：穆欣著《关向应传》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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