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向应传--第十章文艺工作者的良师（三）

发布日期：2016-08-18 12:03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穆欣

作者穆欣

“战争，是应该去看看呵!”

关向应对到部队工作的文艺工作者，热情帮助，非常关切。

　　1938年11月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有一些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工作与学习的文艺工作者，随关向应和贺龙到晋西北前方，以后又随一二〇师主力部队挺进冀中地区。关向应和贺龙鼓励他们深入前线，希望他们长期留在部队工作。有一次，贺龙同他们谈起正在冀中前线的白求恩大夫，说他的手术很好，经常很紧张地工作，有时一晚上要锯十几个伤兵的腿。贺龙又说，这些伤兵差不多都不愿牺牲他们的肢体，有的哭着叫着，宁愿死，不让他施行手术，然而没有办法，只有把腿锯掉，才能就活他们。谈到这些伤兵的惨状，贺龙说：“你们文学家应该去看看给这些伤兵锯腿的情形呵!”但是他们没有去，“不敢去正视那悲惨”。不久，关向应也关切地对他们说：“战争，你们是应该去看看呵。战争是什么?战士是明明知道那里是死，然而却要向那里冲去。”

　　这次一二〇师主力前来冀中路径晋察冀边区时，关向应因为参加中国北方局晋察冀分局会议滞留阜平，1939年2月24日才从路西赶回师司令部。正像作家沙汀在《记贺龙》一文中所描述的：“几乎常是这样，只要关政委一出现，司令部就立即活跃起来，经常召开着大小会议，军政干部不停地进进出出。”关向应虽然工作很忙，但和贺龙一样。非常关切这些随军来到冀中的文艺工作者，经常看望他们，常抽出时间来同他们促膝交谈。沙汀在3月3日的日记里记述：“夜里关来了很久，话题很多：街头诗、旧形式的利用，以及他对两三位负责同志的印象。对于萧(即萧克)，他说他不世故，好钻研，凡事都很认真。他还谈到萧借阅《浮士德》的经过。对彭总他很佩服，说外表看来严肃冷静，实则却很热情。在谈到朱总的时候，他的声调竟然那么亲切、柔和，充满对待年长亲属不同寻常的感情。他还讲了朱总的一些动人事迹，......关离开时夜已经很深了。”3月5日的日记又记述着：“晚间，关也来了。这其间，以关谈话最多，走的时候已经快9点钟。”

　　这批文艺工作者到冀中地区工作了一个来月，鲁艺文学系的同志提出回延安的要求，沙汀和何其芳也打算不久就回延安。有些同志认为：要求回延安就等于怕艰苦。虽然“实质上就是这样”，但是那些同志当时还不能够、或者还不愿意认识得这样尖锐。“却假艺术之名和他们抗争，说写作品要经过时间的沉淀，不能就在前方写。却说，作文艺工作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一直在前方，准备将来写长篇，一种是到前方来了又回到后方去写。”只是“忽略了另外一个更大的事实，在抗日战争的前方需要文化干部在那里作宣传工作。而且，既然承认有两种文艺工作方式，为什么却一定要坚持后一种呢?”这场争论的结果如何?当时在场的何其芳，于1945年12月间，在讲了前述争论过程以后，写道：“这个争论后来关向应同志给我们解决了。愿意留在前方工作的他们欢迎，实在不愿意留的就送回延安。现在想来，他这是一种正确的革命的等待。等待将来有更多的经历来教育我们认识自己的错误。果然，后来经过延安的整风运动，我们能够明确地客观地清算这段这个人的历史了。而且我痛切的感到，作为一个革命的军事家，革命的政治家，无不经过多次的残酷斗争、战场、监狱、负伤、毒刑、挫败了而又重来，出生入死，艰苦尝尽，然后他所从事的事业才可能显著地发展与成就。而作为一个革命家的创作家，加之又处在战争的年代，难道却可以没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经历多种的困难与危险，就能写出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作品吗?”

　　青年木刻家李少言在成长过程中，也曾得益于关向应的关怀与帮助。李少言是山东临沂人，从小就喜欢画画。他虽没有进过美术学校，但是有股“牛劲”，坚持刻苦学习，又不放松每一个向别人学习的机会，逐渐掌握了绘画的技艺。抗战初期，在陕北公学遇到中学时代的美术教师，经他介绍又认识一位老版画家，开始学习木刻。1939年7月，他随华北联合大学前往晋察冀边区，在联大文工团担任美术组的组长，有了更好的学习木刻的条件;年底调到一二〇师司令部，给贺龙和关向应当秘书。这年他才21岁。关向应和贺龙都爱好文艺，看到李少言喜欢木刻，就常鼓励他抽空创作。在他们的鼓励下，从1940年1月到1941年2月，大约一年额时间里，李少言刻了组画《一二〇师在华北》，共约一百幅。

　　在李少言创作这套组画时，关向应和贺龙对其中的每一幅作品都提过意见，而且提了一次又一次。关向应基于对美术的爱好和青年干部的关心，把李少言刻完的每一幅作品，都拿去贴在自己房子里，反复观看。除对这些作品分别提出意见，还曾同他谈到民族遗产的问题，强调指出，中国的新兴木刻应多接受一些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有一次，在行军作战的间隙，关向应还特别领他到一个庙里观看墙上的壁画，讲解民族绘画的特点。关向应说：中国画善于用简练的形式表现丰富的内容，很讲究意境。关向应比较喜欢组画中的一幅《露营》，描绘几位八路军战士几匹马，夜宿于月明星稀的原野。战士紧抱着枪坐着打盹，埋头吃草的马儿也未卸鞍，随时准备战斗。抒情安静的画面蕴藏着紧张。他认为这幅画较有意境。夜深人静，人马于行军与战斗之后在村头歇息的情景，能够使看画的人联想到的东西比较多一些。

　　贺龙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根据他对生活的了解，常对李少言的作品提出精到的意见。有一次，他看了李少言的一幅骑马的画稿说：“这个骑马的任，骑的不是地方;常言道：马骑前背牛骑腰，驴骑屁股左右摇。......作画应当仔细观察，不能只凭自己的想象。”还有一次，贺龙指着另一幅画面说：“你的马腿没有画对。马走起来，四条腿是交叉的。”他用四个手指比划着，给李少言留下深刻的印象。

　　关向应和贺龙的关心与指导，都对这位年轻的画家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每次所提出的意见，李少言都虚心的认真思考，并且把这些意见贯彻到自己的工作中，。李少言为了区分走的马和跑的马的特征，有时宁肯受累，跟着马走。仔细观察马的动态。他不怕困难，刻苦钻研，“有空就画就刻，画不准，就到群众中区画速写”，起了草稿又向贺龙、关请教。李少言的木刻创作进步很快，关向应和贺龙看了深感高兴。1941年春，关向应贺龙成全李少言的心愿，同意他到木刻厂和《抗战日报》美术科专门从事美术工作，发挥他的特长。李少言从一个普通的美术爱好者成为一个成绩优异的画家，是从关向应和贺龙的激励、扶植和支持得到了很大鼓舞的。李少言深有感触地说：“生活在哪里就把哪里当作我的学校，在长时间的边工作、边学习、便创作中，我逐渐懂得了一些艺术知识，走上了木刻工作者的道路。回顾这段经历，一开始走上美术工作的岗位就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是我最大幸福。在关政委和贺师身边工作的时候，他们所给予的亲切关怀和指点，铭心镂骨，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关向应同文艺工作者及其他战线上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接触时，经常注意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关向应病逝以后，在延安举行的追悼会上，朱德赞扬“向应同志是全党优秀的无产阶级战士，模范的布尔塞维克，他对于共产主义及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具有坚强的信心;胜不骄，败不馁;作风正派，从不计较个人利益。”讲到这里，朱德特别引述关向应在病中的一段遗言：“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往往为了个人利益，而使思想纠缠不清，若是为了革命着想，纷乱的思想即可澄清。”事实正是这样，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往往是“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而关向应始终奉行的原则是：“功则归人，严于律己。”他常对周围的同志说：“在不损害党的利益原则下，同志与同志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应该忍让，牺牲自己的个性，照顾别人。与爱人相处也是一样，应尊重互爱，只有本着团结的精神，才能感动和教育别人，才能加强党的战斗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好出风头，占上风，做上一件好事就沾沾自喜，事情做错了就怪张三怨李四，无原则的分歧多，而原则问题倒看不见。这是会影响团结和进步的。”

　　马丹回忆说：“一次，我听贺、关在评论一个同志的时候，关政委只说了两句话：‘为什么只看形式不看本质?党性到哪儿去了?’当时我莫名其妙，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讲得使我平时很尊敬的一个领导人，她是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入党，不但能说会写，而且长相很俊秀。张国焘由延安叛逃后，到武汉发表了一篇《告国人书》，内容是骂我们共产党的。这位青年大学生看完后，第一句话是‘张国焘的文章写的还不错哩!’贺、关知道她这种赞扬后，才下了这个评语。当时我还不懂什么叫党性，形式和本质应该是什么关系?后来贺、关常和我们谈看问题的立场、方法和观点等，实际是对我们进行最根本的党的基础知识教育，这对当时初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许多青年参加革命的动机，多出于爱国、救国和抽象地要求进步，很少是经过阶级斗争实际的考验、有了无产阶级觉悟才要求入党的。他们的立场、观点都很模糊，在政治上往往是非不清，形而上学地看问题更是常有的事，我自己就属于这一类青年。”马丹又说：“他善于冷静思考和深思熟虑，从不见他大声大气地、粗暴地发脾气或正面批评人，总是耐心地诱导别人，因此他很能团结各种各样的人。当他发现我存在小资产阶级清高自负的思想时，不是直接批评我，而是心平气和地说：你在马列学院学习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评上‘三八先进妇女’呢?我没有想到他会知道这件事，我没吭声。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一个革命者不能脱离党、脱离群众。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本事，只读了几年书，就跑出来做事，吃过不少苦，受过不少气。如果不是得到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及培养，我是什么事业也做不出来的，更活不到今天。’这番发人深省的话，实际上是在教育我。由于我当时年轻幼稚，并不十分理解。但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不能忘怀。”

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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