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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红军刘守仁拿军装当命看待

发布日期：2016-11-30 14:01    来源：辽宁日报    作者：记者/王敏娜
    核心提示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今年已经66岁的沈阳军区后勤史馆馆长徐文涛仍坚守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义务为参观者讲解红色历史文化。
    徐文涛每次讲起长征时，总会提到一位叫刘守仁的老红军,从参加革命那天开始，他就一直梦想着能有一套红军军装。在长征途中，他背着一块布料辗转上万里路，历时一年多，三次做军装，却都因部队的紧急行动而落空。当他终于看到了希望，第二天就可以穿上这件军装时，却再一次失去它，那件半成品的军装最终落在了做衣服的老乡家里……
    肩头补丁摞补丁，连长看不
    过去，送给他一块蓝布料
    11月1日，当记者来到沈阳军区后勤史馆，请馆长徐文涛讲述老红军刘守仁的长征经历时，他把记者带到二楼的军服馆参观。
    军服馆里陈列的主要是我军各个时期的军装，靠近门口的展柜里展示的第一套服装就是红军服。相较于现在质地精良的军装，这套由灰蓝色的家织布做成的红军服显得有些粗劣。
    “在已经故去的老红军刘守仁心中，红军服神圣到可以拿命去换。”徐文涛告诉记者，上个世纪80年代，沈阳军区后勤部党史征集办公室邀请红军老干部回顾我党长征时期的历史时，在沈阳军区的刘守仁对长征最为深刻的记忆就是红军服。
    红军服是我军第一套军装。在革命时期，因为条件艰苦，红军并非人人都能穿上红军服，很多人都是穿着老百姓的衣服踏上长征路的，刘守仁就是其中的一位。
    刘守仁的女儿刘燕燕告诉记者，父亲的老家在江西省兴国县的一个村子（后划归赣县），非常偏远，而且还特别小，不过20户人家。因为父亲和村里的一些人参加红军，引起白匪军和还乡团的大肆报复，致使他们的家人大多被杀害。父亲本来兄弟好几个，但是革命胜利后，他回去寻亲时只见到几个侄子。
    反动势力的大肆屠杀让刘守仁认识到唯有彻底革命，才能翻身得解放。他参加革命不久，被派遣到兴国县工作，这期间，他不仅积极组织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还鼓励农民参加红军，翻身求解放，保卫胜利果实。刘守仁对农民讲道：“以前，好田好山都是地主的，我们穷人要么租地主田种，要么去地主家当长工，整日辛辛苦苦劳作，结果仍没衣穿、没饭吃，如今成立了红色政权，带大家打倒土豪劣绅，家里可以分好田好山，我们穷人就不再受地主的气了。”
    那段时间，27岁的刘守仁在兴国县扩充了一个连队的新兵，并将他们带到井冈山，正式编入中国工农红军。
    不久之后，刘守仁所在的红军队伍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他就穿着那套老百姓的衣裳踏上了长征路。
    “我父亲是个大个子，身高一米八，被分到了机枪连。”刘燕燕说，长征时，父亲每天除了背着自己的背包，还要扛着好几十斤重的机枪，一天下来，衣服干了湿，湿了干，经常结着一层白霜。而且上衣的两肩经常被磨出洞，他就找块破布胡乱地补上。就这样补了又破，破了又补，两个肩头补丁摞补丁，像是两个大肩章。
    到了宿营地，刘守仁看到自己这一身散发着酸臭味的湿衣裳，也顾不上休息了，赶紧找小河沟或者到井沿弄些水，把衣服上积攒起来的“白霜”洗掉。有时候紧急集合，他只好穿着湿衣服去站队。还有的时候宿营赶上派勤务或站岗放哨，他也没空洗衣服，只好在第二天穿着像浆过一样硬邦邦的衣服继续上路。每当这个时候，他最希望的就是有一套换洗的军装。
    1934年12月，刘守仁的连长注意到他一直穿着长征出发时的衣裳，已经破烂到让人没法看下去的地步了。在部队过了乌江进入贵州时，连长将他叫去，交给他一块蓝布，让他自己想办法找人做一套军装。
    他背着布料长征，三次做军装，最终做成半成品，却因紧急情况落在了老乡家
    “长征时，很多时候连吃饭都成问题，有件换洗的军装很难。父亲对军装的情结可能就是那时候种下的吧！”刘燕燕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父亲给她们讲长征经历时，流露出对军装的渴望。尤其是背着一块蓝布行走万里，却没能做上一套军装的遗憾。
    当刘守仁接过这块布时，别提有多高兴了。“心里那个美啊，恨不得立马做成新军装穿上，那个渴盼劲可想而知了。”刘燕燕解释说。可是长征时期，部队不是在急行军，就是在打仗，根本没有时间去做衣服，刘守仁也只能一直穿着那身破衣裳。
    虽然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可每想到背包里那块蓝布衣料，刘守仁走起路来分外有劲。就这样，他背着那块蓝布，跟着队伍在贵州、云南、四川三个省转了两个多月，因为行军紧张，宿营晚，起得又早，勤务也多，衣服一直没有做成。
    1935年3月，部队来到一个小镇宿营，打算住上几天休整一下。刘守仁赶忙请假，带上那块蓝布去找裁缝。镇子不大，他很顺利地打听到了一个做手工的老乡。
    老乡听刘守仁讲明来意后，立刻放下手中的活给他量尺码，接着就动手剪裁。因为当时天已经黑了，没有灯，裁缝师傅说要做只好等明天了。见人家肯帮忙，他讲了一些感谢的话之后，小跑回到驻地。
    回到驻地后，刘守仁想着很快就能穿上崭新的军服了，高兴得半宿没睡着觉。到了后半夜，驻地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号声，原来大部队决定继续行军。
    “马上吃饭，4点钟出发!”排长大声地喊。可刘守仁哪顾得上吃饭，起身就往裁缝店跑，敲开门后说：“衣服不能做了，我们要马上出发。”裁缝师傅急忙找出昨晚裁好的衣料，连同剩下的一些边边角角碎布头，一并包好交给他。
    离开小镇后，部队每天都在紧张地行军。白天钻山沟、走小路跟敌人兜圈子，晚上住在人烟稀少的村镇，有时候还在野外露宿，自然没有工夫做军服。
终于，在第三次渡过赤水之后，上级命令，要在一个村里休整几天。刘守仁又赶忙找到会做手工的人家，主人也答应一定尽快做好。可第二天快到中午的时候，又传来通知：马上打背包，午饭后出发。
    刘守仁快步跑到老乡家一看，衣服已经快做成了，只差衣袖、衣领、裤腰没有上，扣眼没有锁。时间不等人，他只好拿着这套半成品离开。
    此后，刘守仁背着这套半成品，随着部队出贵州，入云南，又辗转到了四川。
    一次，在四川会理附近一个村镇宿营时，因为到达宿营地的时间比往常早些，再加上身上的衣服已经破烂得太不成样子，刘守仁就拿起那套半成品出去找人帮忙加工。
    村里的一位老大娘听刘守仁讲完这套衣服不寻常的经历后，当即表示愿意连夜帮他把衣服做完，保证让他第二天穿上新军装。可没想到的是，当天夜里敌人来袭，部队紧急出发，他连那套半成品也没来得及取。
    自那以后，刘守仁算是彻底断了念头，再也不想做新军装了。
    在后来的征途中，刘守仁的团长给过他一条灰色呢子裤，连长也请示上级将打土豪得来的一件黑色夹长袍分给他。爬雪山过草地时，他甚至还分到了两张生羊皮做成的坎肩。但让他耿耿于怀的是，一直到长征结束，他始终没能穿上红军的军装。
    1936年2月，刘守仁被派到陕西瓦窑堡附近的一个补充师当副排长，负责训练新兵，上级发给他一套崭新的蓝布棉军衣，他才第一次穿上了军装，喜欢得不得了，拿军装当命看待。
    见到士兵们疲惫不堪，毛泽东提议连点名不得超过半小时
    尽管长征时期缺衣少穿，但红军队伍始终保持铁的纪律。刘守仁的女婿陈友民告诉记者，岳父不止一次跟他讲过红军对纪律的重视。
    红军部队在进遵义之前，曾开展过一次打土豪行动。刘守仁和另外一位保卫干事发现土豪家的墙上挂着一双草鞋和一把雨伞，于是二人就将那双草鞋和雨伞拿下来了。二人出来时，恰好被上级首长看到了，当即受到了严厉的责罚。
    “当然，那时红军连队不仅有惩罚制度，也有奖励措施。对于表现好的战士，不仅给予口头表扬，还会有一些物质奖励，奖励的物品通常是“洋袜子”、补衣服的布头等。”陈友民说，“在翻越夹金山时，我岳父始终自己一人扛着原本由3个战士轮流扛的枪筒，部队因此奖给我岳父一双‘洋袜子’，起初他还舍不得穿，后来穿了没多久就坏了，但岳父也没有扔掉，而是缝缝补补又穿了很长时间。”
    “红军有很多纪律和制度都是在长征途中形成的，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数连点名制度，岳父更是亲历这一制度的形成过程。”陈友民说。
    在长征时期，红军连点名一般是在晚饭前后，有时也利用其他时间，比如连队出发前，战斗之后，或者行军途中休息时。
    连点名并非简单地清点人数，更重要的是讲评前一天的情况，明确下一步的工作任务，激发大家的战斗激情。同时，也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起初，连点名时连队几个干部都要讲话，如此一来连队的点名时间要长达两个小时，士兵们感觉有些厌倦。
    有一次，刘守仁所在的连队点名时，毛泽东恰好经过。他看到本已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在那里听一个又一个干部讲话，深感战士们的疲惫和厌倦，当即就说，每次点名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只由一名干部讲话。
    毛泽东对连点名的提议，得到了各连队的响应，并被作为规章制度确定下来。直至今天，部队中仍遵守连点名不超过半小时的规定。
    连点名的时间虽被缩短，但是长征时期红军对于基层的管理教育从未放松，部队在行军途中会针对存在的问题，随时进行教育。
    穿上军装意味着天大的责任
    从最初的红军服，到后来的多次改制，人民军队的军装款式、颜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老红军刘守仁生前对于军装的热爱始终如一。
    刘守仁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无论是在前线杀敌，还是在后方组织人员生产自救，他都全力以赴。特别是在辽沈战役期间，在东北民主联军后勤供给部军需粮秣处工作的刘守仁克服重重困难，筹集粮草被服，保证战役的顺利推进，为东北解放作出了贡献。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刘守仁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被装处处长，在出国作战物资运输的工作中，特别是在保障1951年志愿军冬装供应上，他都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上级的表扬。
    然而，刘守仁从未沾沾自喜，因为他身上穿着军装。军装是军人的仪表，军队的标志，穿上了军装，就意味着肩负使命。他愿意将自己全部身心献给党献给革命事业，也希望儿女继承他的志向。
    在刘守仁的影响下，他的一儿一女都穿上了军装，肩负起报效国家、报效人民的使命。
    “其实，我当初原本不用参军的，因为父亲只有两个子女，属于子女少的家庭，而且我哥哥比我大十多岁，早就参军，离家在外多年。我可以留在城里，留在父母身边工作。但是我知道父亲更愿意我去当兵，尽管他当时一直说我可以自愿选择去处。”刘燕燕说。
    最终，刘燕燕仅带着全国通用的20斤粮票和30元钱，离开家人，到当时条件艰苦的延边去当兵。
    无论多难、多苦，刘燕燕都不向父亲抱怨，只因为身穿军装。
    军装已经融入刘燕燕的生活，更是早已融入刘守仁的“血液”。
    刘燕燕告诉记者：“上个世纪80年代，军队实行改革，其中有一项是离休干部不允许再穿军装。得知这一消息后，父亲对着脱下来的军装坐了一整天，不吃、不喝、不言语。”
    刘守仁对于军装的珍惜和热爱不仅影响到子女，也影响了军区的指战员。
    沈阳军区后勤史馆馆长徐文涛就是其中之一，虽然已经退休，脱下了军装，但他依旧保持着军人的信念，秉承着艰苦朴素、勇于奉献的精神。
    临近古稀之年的徐文涛本可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但是他每天依旧来到沈阳军区后勤史馆，义务为参观者讲述革命史。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他围绕长征做出系列主题展，让参观者了解艰难的长征岁月，还到许多机关、学校宣讲黑土地上的红五星。
    “每位老红军都有传奇的经历、感人的故事，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本教科书。今天我们翻阅这些书，阅读这些人，对于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完成新的长征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徐文涛的话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人物档案
    刘守仁
    男，1907年，生于江西省赣县。1929年4月参加革命，193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兴国龙口乡苏维埃主席，区政府干事。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长征胜利后，担任延安军委警卫营副排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曾任延安后方留守处供给处粮秣科科长、东北民主联军后勤供给部军需粮秣处副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军区后勤部供给部被装处处长、沈阳军区军需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5年11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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