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中的会议

发布日期：2016-12-01 10:36 来源：人民政协报作者：人民政协报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在行军危急、戎马倥偬的红军长征途中，为制定重大战略决策、统一全党全军思想，党和红军多次召开中央负责人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以及方面军层次的会议。据统计，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留有记录的就有30多次，各路红军召开的重要会议也达数十次之多。通过这些会议，我们党彻底纠正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确立了落脚陕甘的重大决策，积极发挥了各路红军的战略配合作用，既显示了中共中央善于从实际出发的决断力，更展现了中共决策水平不断走向成熟的历史过程。

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实现重大转折的系列会议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然而，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指导下，战略转移基本沿着红六军团西征的路线，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这导致红军从长征出发开始到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兵力从8.6万锐减至3万余人。严重的挫折和险境使许多干部产生质疑和不满情绪，至湘江战役后达到顶点。

这时，不仅仅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同志意识到形势的危急，还有一些曾经在党内执行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的中央领导同志如张闻天、王稼祥也逐渐意识到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他们同博古、李德等人的分歧越来越大。从老山界到黎平，再到猴场，一路走来一路争论。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打破了博古、李德专断独行的局面，开始走向中央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在上述历次会议上，毛泽东力主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转到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创建新苏区的主张得到大部分中央同志赞同而获通过。形势表明，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彻底纠正党的领导上的错误，其组织、思想条件均已成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前，周恩来即提议将会议扩大到军团指挥员，让更多具有丰富指挥和作战经验的军事干部参会，以确保会议能够依据多数同志意见作出正确决议。因此，遵义会议共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等20人参加。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主张，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这些成果，是中共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2月3日至9日召开扎西系列会议，调整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完成了遵义会议未来得及进行的中央领导权交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并向全军进行传达，从而彻底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其后，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苟坝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后，通过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中央红军赢得了关键性的四渡赤水之战，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一举改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红军的被动局面，获得长征的主动权，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然而，战略转变非一日之功，因遵义会议后执行高度机动作战方针，部队比过去多走了不少路，一时引发质疑之声。会理会议批评了错误意见，统一了全党认识，维护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决定长征落脚

陕甘根据地的系列会议

能否开辟新的根据地找到战略转移的落脚点，是红军长征胜利与否的标志。踏上长征路的中央红军，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战略方向，根据敌情变化，先后选择湘西、川黔边、川西或川西北、川滇黔边、川陕甘等地作为战略转移落脚点。而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过程中，落脚点问题尤为突出。

懋功会师后，根据对当时形势和所处地理环境的分析，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放弃遵义会议制定的关于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集中力量向东、向北发展，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但张国焘却主张向西退却，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压力。两个战略方针存在重大分歧。为确定两军会合后的发展方向，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正确分析了两军会师后的形势，以及川陕甘、川康边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两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然而，对进军方向的争论并没有因两河口会议而停息，张国焘惧怕同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作战，不执行军委计划，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并提出“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故意延宕。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先后召开芦花会议和沙窝会议，批评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和分裂主义错误，重申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与张国焘的争论中，北上建立根据地的目标也越来越明晰。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再次论证北上方针的正确。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这就将川陕甘根据地进一步调整为陕甘根据地。

但是，张国焘对中央的决定无动于衷，顽固坚持其南下方针。甚而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在巴西召开会议紧急磋商，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批评张国焘的错误，并在北上兵力大为减少的现实条件下，改变在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决定经甘东北到靠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这次会议虽然改变了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但仍计划在靠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后再向陕甘发展，并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可见，仍然将陕甘地区视为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

俄界会议后，北上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于9月18日到达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陕甘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9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哈达铺召开会议，执行俄界会议决定，正式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的整编方案。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甘肃通渭榜罗镇召开，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会后，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胜利结束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

红军其他的重要会议

长征并不是一支队伍的长征，而是由四支红军部队共同配合完成的。在中央红军之外，还有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参加了长征。他们也各自召开了对长征产生重要影响的会议。

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有三次具有战略决定意义的重要会议。花山寨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实行战略转移。庾家河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根据地。沣峪口会议则是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的战略决策。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转战近万里，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成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

红四方面军1935年3月底强渡嘉陵江，实际开始了长征。懋功会师后，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集结北上。由于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方针，迫使红四方面军南下，转战川康地区。此时期召开的阿坝会议、卓木碉会议，严重威胁到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在会上，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在他们的影响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南下受挫的事实面前，越来越多的人提高了认识，逐渐形成一股反对分裂、主张北上的强大力量。最终张国焘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红二、红六军团由刘家坪会议制定了出发长征的战略。随后，南下湘中，进军黔西。1936年3月30日，在收到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的电报之后，中革军委湘鄂川黔分会召开盘县会议决定放弃在滇黔边创建根据地的方针，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一决定对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决定共同北上。但张国焘仍惧怕北上，发生动摇。岷县三十里铺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终决定拥护中央北上方针。但随后漳县盐井会议又否决了北上意见，决定西进。最终，经过中共中央的耐心说服和命令，以及朱德和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抵制和斗争，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不得不在洮州会议上放弃西渡计划。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将台堡会师，完成了红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

回顾、总结长征中的会议，可以看出，正是一个个会议形成的决策，最终引领长征获得了胜利；而从本质上说，这些会议之所以能起到作用，依靠的是党的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是实现党的集体领导的重要方式，是党最大的制度优势。由于贯彻了这样一个好的制度，长征中，党内作重大决策时汇聚了集体的智慧，有效保障了决策的正确性；党内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不断克服、纠正了党自身存在的错误；党内有了正常的组织生活，开始逐步形成了党的稳定的领导核心。

本站编辑：杜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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