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众多开国将军中，有十三位独臂、独腿、独脚将军。而在这13位残疾将军中，独脚将军只有一个。就是这位将军，不仅经历了战争的洗礼，九死一生，而且著作等身，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成为第一位闻名军内外的将军作家——他就是谢良。
1915年，谢良生于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塘石村，1930年，十五岁的谢良参加了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红三军八师迫击炮连政委，并参加了第一至五次反围剿战斗。1934年随红军长征，率领后卫团曾先后闯过湘江、乌江、赤水，抢渡金沙江，三爬雪山，三过草地，打了不少恶仗。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宁胜利会师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适时制定了以“向北发展，夺取宁夏”为主要战略目标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要求红四方面军集中主力夺取宁夏。10月24日至31日，红四方面军总部率三十军、五军、九军、骑兵师、妇女独立团、教导团等部共21800余人西渡黄河。由于形势变化，“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进发。西路军战士没有来得及抖落身上的征尘，就西渡黄河，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西征战役。
西路军在陈昌浩、徐向前率领下，与长期盘踞在甘青的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部展开激战，先后在景泰、古浪、武威、永昌等地历经大小战斗（役）百余次。
1936年11月21日，谢良所在的红五军和西路军的总医院、兵工厂、妇女团进驻山丹县。部队在山丹驻扎后，立即派人到地方，做群众工作，成立了山丹县苏维埃政府和抗日义勇军等组织。此间，红5军的第37团编为第13师，团长李连祥任师长，团政委谢良任师政委，下辖三个团。部队驻扎后，军部传令，由第13师打破敌军马禄的步、骑兵各一旅和两个民团的阻击。
位于山丹县西北的二十里铺，驻有敌骑兵团，人马满额，装备优良。李连祥、谢良选定的第一个攻击目标就是这个骑兵团。为加强火力，军部还给他们加配了一个迫击炮连参加战斗。
11月24日，训练有素的红13师，发挥夜战、近战的优势，各团趁着暗淡的月光，从三面包围了二十里铺。师长一声令下，迫击炮连瞄准预定目标，连续发射炮弹，炮弹在骑兵团院子里开花，敌军指挥官还不知道“祸”从哪来，村子里已是人喊马嘶，一片混乱了。为了趁势攻击敌人，红军战士的迫击炮、机枪、步枪又打了一阵子。在火光下看到敌营里人仰马翻，尸体横卧，敌军头目妄想乘骑逃跑，一时也不知该从哪个方向夺路。由于敌人摸不清红军的情况，不敢贸然向红军出击。其实，早在红13师接近敌军前沿时，从当地老乡那里得知，二十里铺驻的不是一个团，而是一个骑兵旅，师首长决定不再发动进攻，命令各团半小时后对敌巢人马猛烈射击5分钟，立即撤出战斗。黎明，旭日东升，第13师指战员迎着朝阳回到山丹县城。站在高土岗上的军长董振堂，不断向战士们招手致意。董振堂握着谢良的手说：“你们打了敌人一顿，教训一下也好！”
11月29日，第13师奉命在十里铺构筑工事，进入阵地，准备阻击敌人。13师根据十里铺的地形，选择了有土围子的地方，展开了阵势，师长带一个团据守左边的土围子，参谋长带一个团占领右边的土围子，政委带一个团扼守中间的土围子。全师上下一齐动手，赶修工事。
战斗打响了，敌人马禄的骑兵旅、韩德功的步兵旅向十里铺发起了集团冲锋。
谢良手持望远镜，不断观察敌军动态。敌人发动了4次冲锋，都被依托土围子工事的红军战士打了回去。阵地上留下了敌人的尸体和死马，有力地挫败了敌军的进攻。
下午3点多钟，就在敌人发起第4次冲锋时，谢良正紧张地指挥部队作战，突然人不自主的“唉哟”了一声，顿时感到左腿发凉。站在工事里的谢良，仍抓着电话机指挥部队坚守阵地，顶住敌人的攻击。这时，立在谢良后侧的警卫员，看到政委腿上有血，惊讶地说：“：政委，你负伤了！”谢良毫不在意地摇了摇头，两眼继续盯着炮火连天的阵地。因为伤口出血过多，他感到疼痛了，用手一摸，血迹斑斑，这才知道被敌人的子弹打伤了左腿，但他仍镇静地对警卫员说：“我知道了，你不要声张，帮我包扎一下伤口就行了。”
年轻的警卫员边包扎伤口，边说：“政委，你负伤了，你要撤下去呀！”
“不，战斗没有结束，我不能走！”
就是这样的硬汉子，钢筋铁骨般的谢良，咬牙坚持到部队回撤时，他才离开师指挥所。
当晚，部队回到山丹县，师长李连祥眼含热泪对谢良说：“我的老政委呀，你怎么不说一声呢？这样坚持下去对生命会有危险的呀！”在军首长关怀下，当即把谢良送到军卫生部治疗。
谢良在卫生部治伤的第二天，敌人又向13师驻地山丹县城发动猛烈进攻，妄想一举消灭红军。红13师利用城墙和西北边的万里长城作掩体进行顽强抵抗，战斗整整打了一天，敌人伤亡很大，红军的伤亡也不小。13师师长李连祥在此次战斗中牺牲。此后由饶子键同志担任13师师长。
身负重伤的谢良，眼看着自己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去了，心情十分难过，摸摸自己膝盖骨上的伤口，子弹头还没有取出来，发高烧体温达摄氏40度，头昏脑胀。当时西路军里没有消炎退烧药，地方上也买不到，医生只得用冰块敷在脚面上降温，烧虽然退了，但不幸的是谢良的腿却冻坏了。为防止得坏血病，在没有进行麻醉的情况下，医生用一把大剪刀将谢良的脚趾连同前脚掌剪掉，谢良痛得昏厥了过去。醒来时，他的左脚已大部分没了。
这对他的一生来讲都起了很大的变化。过了一段时间，谢良离开卫生部归队了。他要求边休养，边工作。
1937年1月1日拂晓，董军长率领5军攻克高台县城，守敌1400人全部投降。可是马家军不死心，恼羞成怒，他集中了6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再加宪兵队、手枪团、民团共两万余人，以超过红5军的优势兵力，猛攻高台县城。虽然红5军全体指战员英勇善战，奋力抵抗，与敌血战7天8夜，子弹打完了，用刺刀、用石头和敌人硬拚，但终因寡不敌众，高台城失陷了。
高台血战中，红5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及以下3000余红军指战员绝大部分壮烈牺牲。红5军所剩人员，后来和红30军合编了。部队开始向张掖、西洞堡、龙首堡一带继续前进。
西进的西路军，困于祁连山麓，四面受敌，处境十分危机，红军战士们，虽英勇拼杀，但疲兵屡战，有耗无补，几百人，乃至千人倒在了血泊里，西路军大伤元气，失去战斗力。这期间，身负重伤的谢良，心急如焚，坐卧不安，只是跟着部队拼命 的后撤、转移，眼看大批亡友，无不顿足捶胸。
1937年3月，红军西路军失败了。按照石窝会议决议：总政委陈昌浩、总指挥徐向前离队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将余部编为三个支队分散游击。并明确各支队领导人及游击活动的方向。很显然，重伤病员不能随队行动了。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含着眼泪塞给谢良三块银元：“老谢呀，你们伤病员不能随军行动啦……”谢良抹了一把眼泪，“行！我懂，我走，决不脱累大家！”卫生部医务室主任杨奋追上来哭泣着，“谢政委，分别了，请让我再为你换次药吧！”
换完药，谢良接过一包药品和几块纱布，带着警卫员，头也不回地走了。半路上，会合了同样因腿伤而离队的老战友、5军参谋长李屏仁，艰难地走了两天，来到了一片参差错落沟壑纵横的丛林。这里荒无人烟，无法补充食物，很快断粮了。搜山的四面的枪声传来了即将死亡的信息。
两位老战友各拖着一条伤腿，背靠着一块巨石和他们的警卫员、饲养员分吃了最后一碗炒面。两人各自抚摸着伤腿，小声地商量了一下，然后谢良大声说：“同志们围拢一下，我们开最后一个会。”战士们很快靠过来，望着两位首长严峻而惨淡的面容，似乎预感到了什么。谢良接着说：“同志们，我们俩伤腿发炎，实在无法走了，你们还年轻，不能脱累你们，逃命去吧，朝延安方向跑！”
战士们哭了，谁也不愿意把首长抛下。
“哭什么？死两个就行了，何必凑在一块死六个呢？你们必须走，这是命令！”
四名随从拾足了干柴，又将早已熏黑的小锅里捧满雪，烧好一锅水，挥泪而去。
第八天的黄昏，两位老战友挣扎着爬到向阳坡闭目养神。这时，枪声渐渐逼近，太阳落了山，山风特别冷，肚子很饿，伤口痛得宛如刀割，活着意味着遭罪，如此苦难地维持生命，死亡反而是一种享受。
久久沉默的李屏仁说话了：“老谢呀，我俩山穷水尽了啦，该革命到底了，省得被敌人抓去受活罪。”
“反正要死的人了，什么也不怕！你说怎么死法，只要痛快点儿！”谢良说。
“我身上有包烟土，发给我止痛的，吃了就可以……”
“那就分着吃吧！”
“不行，分着吃谁也死不了。我吃烟土，你上吊。”李屏仁视死如归地说：“不过，吃烟土死得慢，你得送我一程，等我咽了气再挂脖子，省得马匪抓去穷折腾。”
李屏仁像吃糖一样，一口接一口地将烟土吞下去，突然想起了什么，补充道：“你还记得我们过雪山时立的规矩吗？活着的不能让死去的暴尸于野！”
“记得，我会尽到自己的责任。”
李屏仁迷迷糊糊睡了一整夜。这一夜，也许是他戎马生涯以来睡得最安稳的一夜，不用再提着马灯看地图，不再担心敌人的偷袭和搔扰，也没有疲劳与疼痛……
第二天拂晓，烟毒发作了，李屏仁口吐白沫，舌头发硬，僵硬的嘴巴欲张又合，一会儿就断气了。
此时的谢良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他挪动残腿，拖着僵硬的身体，机械地在地上爬来爬去收取一把把的树枝和碎石、残雪掩埋了同伴的尸体。
现在该是自己上路的时候了，哪来的上吊绳子呢？他突然下意识地摸了摸伤腿上的纱布绷带，对，解下来，就近搭在一棵小树上，捋了捋头发，整整衣帽，从容地追赶先走一步的战友。他视死如归地把自己的脖子套上去，将自己全身的重量挂上去。也许那棵小树太柔弱了，经不起这生命的重压，软沓沓弯下去将谢良重重地摔在地上。他用俯卧撑坐起来，将上吊的绳子挂在一棵大树的枝叉上，又一次将脖子套上去，用惟一完整的右脚登去垫脚石，这下整个身子悬空了。此刻他不觉得饿，也不觉得疼痛，只觉得头胀、胸闷，眼睛冒起金花。他不断地给自己打气：再坚持一下就完事了。 就在阴阳之间的临界点上，只听咔嚓一声，上吊的绳子又断了。落地的谢良顺着斜坡一路滚下去。一排紧靠的树木又将他拦下来，上吊的绳子却缠在自己身上。他不想活，咬咬牙，拼尽自己最后一点力气，刚把绳子挂上去，再要上吊，丛林中忽然钻出两个红军散兵，也是江西人，劝解说：“既然上天砍断绳子，说明你不该死，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下山去吧，说不定能捡条活命。”此时生命的希望在心里一动。
下山，对于一个腿负重伤的饿汉难于上青天。怎么行动啊！谢良只好咬着牙，用上吊的绳子将伤腿吊在脖子上，顺着山坳往前艰难的爬行。饿了吃口野菜，渴了喝口山泉。当地有一句谚语：“祁连山一大怪，流水磨石比刀快”。是说别处的流水，将棱棱角角的石块冲涮成光滑的鹅卵石；这里的流水，却把沟里的石头冲成一把把锋利的尖刀。谢良俯在石刃上爬行就是上刀山，衣服被撕得凌乱不堪，身上被割得血肉模糊。他爬一段歇一会儿，一天只能爬两三里。
爬到第三天，忽然看见远处有一只羊。有羊就有人家，有人家就有希望。谢良看到了希望，努力朝前爬去，不久就看到了炊烟，而后看见一顶帐篷，爬到帐篷跟前时天已经黑了。谢良坐在帐篷外，向牧民要吃的。那牧民看着这个浑身上下的血人很害怕，由于马家军的反动宣传，女主人不敢收留他。谢良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这时他下意识地摸到三块硬硬的东西，对了，还有三块大洋。随手掏出来扔向了主人。女主人同意了，把谢良安排在离帐篷200米远的一条山沟里。不一会儿送来了一碗棒子面糊糊和一块黑面粑粑，谢良狼吞虎咽地吃个干净。第三天上午，谢良正躺在沟埂上晒太阳，忽然一伙马步芳的骑兵路过这里。马家兵连长骑在马上朝他吆喝：“你是什么人?”谢良回答：“我腿坏了，走不动。”马家军对红军伤兵兴趣不大，正要离去时，忽然马家兵当中有人冲谢良喊了一声：“谢政委！”谢良大吃一惊，抬头一看，认出是原西路军第五军的一个通信员，被俘后当了马匪的骑兵。马匪抓住红军的一个团政委，正是邀功的好机会，他们立即把谢良送到马匪军的旅部。由于谢良的那条流脓伤腿腐烂得臭气熏天，周围的人都受不了，被迫将谢良送进了马步青的凉州陆军医院。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向马家军指名要被俘的红军团以上干部，谢良被接到八路军办事处，送到兰州省立医院接受治疗。这时医生才发现，谢良的伤口已严重恶化，如不彻底治疗，就会影响生命安全，于是就把他那只早已冻坏了的左脚锯掉了。从此，谢良成了独脚将军。
1939年，毛泽东得知谢良失去左脚后，关切地说：“才20多岁嘛，很年轻，脚没了，怎么办？上苏联去治。”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批准他去前苏联治脚伤。可刚到迪化（今乌鲁木齐）的谢良，因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苏联宣布封锁边界，不得不留在新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后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坐了四年牢。
监狱阴暗潮湿，窗子极小，大白天外面即使有太阳也没有一线阳光照进来，遇到阴天就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八个残疾病号住在一个大炕上，臭虫又多，咬一口就一个肿包，谢良抓了成百个臭虫，在牢房墙上写了“吸血鬼”三个字。狱中每天三顿饭，每顿两片又硬又有沙子的高梁馒头，不少同志被病饿交加拖死了。看着一个个同志的尸体从监狱中拖出去，谢良心中感概万千。
当他凝视着墙上自己用臭虫血写的“吸血鬼”三个字，谢良心想干革命就是为了消灭“吸血鬼”。现在不能在战场上拼杀，但可以把战斗的经历写出来，鼓励人们为打倒“吸血鬼”、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战。于是他这样写起来了。
然而谢良在家乡时只读了两年书，在部队虽然又学了些文化，但真正执笔写作时还是有些吃力。不过他并没有放弃，而是在铁窗中抓紧时间自学起来。不懂就虚心地向同狱的杨奋和张子意学习，他一边学一边写，一直坚持着。
在狱中四年，他自学了《辩证唯物主义》、《联共党史》、《资本论》等著作，还利用《俄华字典》自学了俄文，写了三十万字学习笔记，为他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自学准备，谢良开始了创作。在狱中他完成了处女作《在新疆女监狱中的斗争片断》。开始他写了几万字，但被狱卒搜去烧掉，这样四易其稿，最后终于在解放区华北新华书店出版。
从此，谢良在紧张的军旅生活中坚持写作，先后出版了《边城女囚——抗日战争时期新疆迪化女牢中的斗争故事》、《铁流后卫》、《五颗红星》、《独脚将军传奇》等7部小说和回忆录，还翻译出版了多部俄文专著。《铁流后卫》一书曾一版再版，发行数十万册，先后被译成俄文、朝鲜文。
新中国成立后，谢良在军队院校领导岗位为培养我军人才出力，后任炮兵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0年，谢良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为名副其实的将军作家，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第一位将军作家。1988年，谢良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1年11月28日，独脚将军谢良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本站编辑：杜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