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红军的“飞行梦”

发布日期:2016-12-05 16:00    来源:国防参考    作者: 杨晓玲
 杨晓玲
    “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居高临下,隔水为营”,中国的兵法文化自古就有不少“高”论,道理显而易见,居高则占优。因此,从神话传说中嫦娥奔月,到春秋战国时鲁班造鸢;从火箭武器运用于战争,到明朝万户舍命飞天……我们的祖先在人类逐梦“飞天”的路上,从不乏执着之人。飞向蓝天的梦想,在中华文化中是一个不变的传承。
    然而,当飞机正式出现在战争舞台上时,蓝天就和大地、海洋一样,成为交战双方拼杀的战场。
    1921年,意大利人朱里奥·杜黑发表了《制空权》,富有预见性地断言:未来战争将出现一个与陆上战场、海上战场并列的空中战场。空中战争的胜负将决定战争的结局,没有制空权,就注定要失败。
    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开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成立不到3年、党员总数不足千人的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意识到在未来战争中空军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将“飞行梦”根植于心,着手培养共产党人自己的航空人才。从1924至1937年间,中共先后4次选派了29名党员分别在广州、苏联学习航空技术。
    1927年,蒋介石公然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通令“清党”反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此时,对于尚处童年时代的共产党来说,生存问题迫在眉睫,“飞行梦”已如神话般遥不可及。
    历史无情地告诉人们,落后就要被人欺凌。
1落后要挨打,“飞行梦”刻骨铭心
    1930年末,蒋介石着手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发起“围剿”。连续四次“围剿”失败后,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于1933年9月下旬开始,调集100多万大军、200多架飞机和200多门大炮对中央苏区进行铁壁合围。由于党内“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屡屡失利。
    1934年9月23日,国民党东路军对中央苏区东线最后一道防线福建长汀松毛岭发起猛烈攻击。几个小时间数千枚炮弹、炸弹倾泻而至,一片火海中红军将士和地方武装与敌鏖战7天7夜,终因寡不敌众,于9月30日奉命撤出战斗。
“列宁”号:红军拥有的首架飞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在长征路上,国民党军队沿途对红军队伍围追堵截,所有战机倾巢而出,利用空中优势对地进行空中侦察,一旦发现前进中的红军队伍或驻地,就机枪扫射或狂轰滥炸。有时也利用飞机向红军驻地散发反动传单,造谣污蔑,企图扰乱军心民意。在战斗中,空军配合炮兵,首先对红军阵地猛烈轰炸炮击,形成立体作战优势,掩护步兵进攻。敌机肆虐之处,红军队伍往往伤亡惨重。
    仅湘江一役,8.6万中央红军就减员至3万余人。国民党调集大量飞机对渡江红军轮番扫射轰炸,碧绿的江水被染成一片血色。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红军将士与武器装备和参战人数都处于绝对优势的敌军殊死战斗五个昼夜。过江后红8军团番号撤销,从此不复存在。红5军团34师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战至弹尽援绝,腹部受重伤被俘,他趁敌不备用手扯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
    还有许多英勇善战的同志,没有倒在与敌人短兵相接的战场上,却惨死或重伤在敌机的轰炸扫射中,其中不乏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
    1931年7月,蒋介石调兵30万发动的第三次军事“围剿”,红3军军长黄公略在吉安东固六渡坳遭敌机扫射身亡。毛泽东惊闻噩耗,恸悼“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
    1933年4月,敌机偷袭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江西乐安县谷岗村,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腹部被弹片击中身负重伤,因为医疗条件所限,他的伤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治愈,留下了终身后遗症。此后,伤痛一直纠缠了他整整40年。而在王稼祥负伤的同时,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驻地也遭遇敌机空袭,一颗哑弹就落在毛泽东主席的办公地附近。
    1934年11月末,湘江血战,面对敌机的疯狂扫射,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用身躯保护伤员,自己身负重伤,伤口多达17处,有些弹片直到她去世时仍未取出。
    从国际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窥见,把持空中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是何等嚣张。1935年4月22日,美国《时代》杂志报导:“凶猛的委员长在苗寨继续对共产党穷追猛赶,让他们无处藏身,接着成百上千地进行屠杀——尽管他是位温和儒雅的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徒……委员长的美国轰炸机所过之处,片甲不留。”
    国民党的飞机令红军将士吃尽苦头,拥有自己的飞机,与敌人争夺制空权的“飞行梦”在战友们鲜血的映衬下愈加刻骨铭心。
    然而,在“红米饭,南瓜汤”的年代,红军的武器装备连“小米加步枪”都无法普及,更不要说拥有飞机等航空力量,实现“飞行梦”的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大家只能将更多的智慧与力量投入防空作战中。
2步枪打飞机,“飞行梦”触手可及
    在红军长征转移途中,敌机如影随形一路骚扰。客观上讲,当时国民党军队的空军力量也不强大,飞机数量不多,机型不够先进,技术条件也比较简陋。    但是,相对于一架飞机也没有,制空能力为零的红军队伍来说,国民党军队的空中优势对维持其地面部队作战士气的确起到了明显作用。国民党政府的官媒也大肆吹嘘其“空军大施威力!”
    当时,国民党的作战飞机都是单螺旋桨的,因此最高飞行高度只有3000米,通常飞得都很低,且飞行噪音非常大,容易被提早发现并预警。敌机的飞行速度也不快,红军队伍得到预警后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组织疏散和隐蔽。
    针对敌机的这些弱点,早在1933年10月3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广泛发布过《飞机毒瓦斯防御法》,提出了防御措施:我们知道飞机是有很大声音,所以我们第一就应该利用他这个弱点,经常放出飞机哨,这种哨除了红军与地方武装应有专门派遣外,其余的机关与革命团体,均应用站岗放哨的人兼任。
飞机哨一听到或看到飞机一到,马上即用飞机警号,如号音铃音等通知附近人员,采取防御办法……
    在这份公告中还处处留有红军在艰难环境下念念不忘“飞行梦”的痕迹:广大的工农群众们!我们怕什么飞机,飞机有什么可怕?飞机都是我们工人手里造出的,我们不但要学得防飞机打飞机,我们还要学得做飞机驾飞机啊!
    另外因技术条件简陋,敌机无法在雨天、雾天飞行,夜间也不能飞行。因此,长征一开始,红军队伍多数是夜行军。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描写了夜行军的艰难与危险:“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战士们有时在自己的背上拴上白布条子,好让后面的同志看清楚跟上来。
    有时在危险的小山路上夜行军,后面的同志要将双手搭在前面同志的肩上,以防偏离那条狭窄的小道。这些小道经常是很滑的,如果一个人摔倒了,后面跟着的一班人也会摔倒,搞不好,有时还会从二百英尺高的陡崖上摔下去。”
    红军队伍严重缺乏防空武器,国民党的飞机往往一通狂轰滥炸后便肆无忌惮地俯冲进红军队伍疯狂扫射,如入无人之境。中革军委总参谋部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要求各部队配备机枪,当敌机低空扫射或轰炸时,组织交叉火力对敌机开火。
    1934年9月,红1师政治部关于新田夜间战斗的政治工作报告,真实记载了国民党军队飞机在战场上的优势:“二十三号的那天,敌人集中炮火配合飞机的轰炸,夺取了34师的阵地,侵占了新田的村落,趾高气扬企图夺取高兴圩。”
    自此,红军凭借极其简陋的武器,在长征的艰难处境下屡屡击伤击落敌机,其中有史料可考的有5架:
    1934年9月7日,红6军团17师前卫部队在广西全县西延区大埠头,击落国民党桂系空军一架AVPO-637号轻型侦察机。
    1934年11月24日,红1军团2师在湖南道州,击毁国民党中央空军第3中队一架编号为“709”的意大利产CR型驱逐机。
    1935年3月18日,中央红军在攻占茅台镇时,用“汉阳造”重机枪改制的“土高射机枪”击落国民党空军一架美制“苍鹰Ⅱ”双翼轻型战斗轰炸机。
    1935年7月17日,红四方面军击落国民党中央空军第3中队一架编号为“303”的P-12E型驱逐机。
    1935年8月3日,红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部,击毁国民党中央空军第6中队一架编号为“601”的战机,机上驾驶员第6中队队长王伯岳和队员谢集泰当场毙命。
    一次次奇迹般的胜利,使将士们军心大振。飞机对于更多的红军战士来说,从陌生到熟悉,从恐惧到渴望,压抑心中已久的“飞行梦”似乎变得触手可及。
3红军开飞机,“飞行梦”照亮现实
    其实,长征中的广大普通红军战士或许并不知道,他们的队伍也曾拥有过飞机,他们的战友也曾驾驶飞机直上云霄,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1930年初春,红军戏剧性地邂逅了自己的第一架飞机。
    这一年的3月16日,国民党军政部航空署驻汉口航空第四队中校队长龙文光,奉命从湖北汉口飞往河南开封,执行紧急空投通信袋任务,返航途中因大雾迷失方向,飞至湖北大悟县上空时油料耗尽,迫降在陈家河的河滩上。
    陈家河地处鄂豫两省交界的大别山区,这一带也是“苏区”和“白区”的交界,河南罗山县赤卫队员率先发现了迫降的飞机和龙文光,并配合红军战士同闻讯而来企图炸毁飞机、抢夺飞行员的反动民团展开激战,粉碎了敌人的阴谋。龙文光早年曾接受五四运动的进步影响,也曾到苏联学习过,经过对共产党和红军队伍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后,他选择了投身革命,做一名红军战士。
    1931年2月,红军攻克新集,并将这里发展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红四军参谋长徐向前一直念念不忘那架深藏“闺中”的飞机,是时候让它发挥作用了!
    如何将这个庞然大物挪到一百多里外的新集呢?大家商量出一个办法,先画出飞机的草图,再把飞机上每个部件都编上号,然后将其拆解,化整为零,用马车拉,用骡马驮,用肩膀扛,用手拖。
    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在群众的帮助下翻山越岭,披星戴月,历尽千辛万苦,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终于把飞机送到了新集。大家都知道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家伙来之不易,在搬运过程中小心谨慎,不但没有丢失一个飞机零件,甚至没有造成一点磕碰损伤。龙文光和根据地几位懂机械的同志找来当地的铜匠、铁匠,敲敲打打又将飞机重新组装起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1933年10月3日发布的飞机毒瓦斯防御法。
    对国民党军队飞机的狂轰滥炸,根据地的军民早已深恶痛绝,如今红军也有了自己的飞机,人们欢欣鼓舞,亲切地将整修一新的飞机命名为“列宁”号。
    为了将“列宁”号送上蓝天,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几经周折搞来汽油,修建了新集、紫云和金家寨三处机场,还专门成立了航空局,任命龙文光为局长,从苏联航校回来的钱钧为政委。1931年7月,“列宁”号终于一飞冲天,开始执行侦察敌情和投放传单的任务。又过了半年时间,“列宁”号在黄安战役中大放异彩,首开红军空地配合作战之先河,为红军第一次空中军事打击行动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一个漂亮的惊叹号!
    一年后,敌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之势愈演愈烈。“列宁”号跟随红军队伍辗转转移,终因环境恶劣,只得被拆卸埋藏于大别山深处的一个偏僻山沟里。红军的第一位飞行员龙文光也在一次转移中与部队失散,后被国民党抓获处以死刑。龙文光慷慨赴死前,挥笔写下绝命诗:“千秋风雨世间飘,死生一事付鸿毛。吾为自由空中飞,不算英雄亦自豪。”
    红军拥有的第二架飞机同样被亲切地冠以革命导师的名字——“马克思”号。1932年4月20日,红1军团在漳州战役中缴获了一架国民党飞机,并执行了轰炸赣州敌人军事目标的任务。
    由于汽油供应不足、修理备件匮乏,“马克思”号没能执行几次任务,就不得不闲置下来。同“列宁”号的命运相仿,在红军队伍转移时,为避免其落入敌手,将士们忍痛将“马克思”号销毁。
    无论是“列宁”号,还是“马克思”号,都承载着红军将士渴求的“飞行梦”,从它们的名字就不难看出,红军对飞机的珍视,对飞行的渴望。
4穿越星星峡,“飞行梦”星火燎原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当大多数红军将士在热烈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摩拳擦掌准备投入抗日战争前线时,一支由红5军、红9军、红30军组成的21800人的队伍奉命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中央战略部署:接通苏联,取得国际援助,解决红军和友军的战略支撑问题,建立坚实巩固的抗日后方,挽救国家危亡。
    经过旷日持久的大漠血战,西路军的数万官兵只剩下不足500人最终抵达新疆。
    1937年4月,当这队衣衫褴褛、神色疲惫的红军战士走出终年积雪的祁连山,走过荒无人烟的青海草原,穿越甘新交界的星星峡来到迪化时,怎么也没想到,凤凰浴火,终将在此处涅槃。
    奉命到新疆接应西路军残部的陈云在给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中曾写道:“现在到了迪化的四百多人都是百战余生的人,每一个士兵训练一下就是我们将来的军事干部。”在他的极力促成下,西路军的这400多人留在迪化,改称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利用迪化特殊的统战环境,加入“新疆王”盛世才组建的一所专门训练汽车、坦克、装甲车、火炮、航空、无线电、军医、兽医等特种兵的军官学校进行学习。这些几乎大字不识的“老粗”在党中央“严守纪律,就地学习”的号召下,顽强刻苦、努力学习基础文化知识和机械化专业技术,“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那样向文化进军”。
    陈云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曾亲身经历过国民党空军的狂轰滥炸,也曾对苏联空军进行过细致的考察,他深深感到强大的空军力量对革命胜利、保家卫国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对航空人才的培养格外重视。在陈云的主持下,从西路军总支队中挑选出25人,又从延安抽调了19人(其中1人因病退出),加入盛世才的航空训练班,开始学习航空技术。
    经过三年多紧张艰苦的训练和学习,所有来自共产党的航空学员顺利完成了学业。机械班的学员,以全优的成绩如期毕业,熟练掌握了航空机务工作;飞行班的学员也从海拔2000米的天山山麓起飞,成为脱颖而出的雄鹰。自此,中国共产党从真正意义上拥有了第一支独立配套的、完全能够战斗的航空技术队伍。
    1932年漳州战役后,聂荣臻乘坐“马克思”号飞往瑞金,图为聂荣臻(右)在飞往瑞金前与“马克思”号的合影。
    这支队伍在迪化点燃了红军“飞行梦”的星星之火。周恩来曾欣慰地称他们是“建设我们自己空军的骨干和种子”。这些红军在长征后播撒的种子,不久后就在建设东北航校时发芽,在建立人民空军时绽放,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和保卫新中国领空的历次战斗中战果累累……
    在朝鲜战争期间,与中国空军对战的美国空军频频折戟,其参谋长范登堡曾发出惊呼:“几乎在一夜之间,中国便成了世界上空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殊不知,具有远见卓识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在20多年前就已深深埋下飞天的梦想,并在追逐“飞行梦”的路上砥砺前行。
    这是历史的巧合,或许也是历史的必然。红军的“飞行梦”与“长征”这场以挫折开场、以胜利结束的史诗之间千丝万缕,难解难分。红军在罗山县一带拥有了第一架飞机,勇敢迈出了追逐“飞行梦”的扎实一步,而红25军也恰恰是从这里开始了长征;西路军西征无疑是红军长征史诗的延续,这段超过二万五千里的苦难征程止于新疆,而西路军的幸存者也恰恰在新疆迪化播撒了“中国空军”的种子,正式放飞了红军孜孜以求的“飞行梦”。
    有朝阳东升,就一定会有夕阳西下,顺境与逆境总是交替出现。然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红军从未放弃对“飞行梦”的执着追求。
    一个伟大的党,一支了不起的军队,对梦想的追求永无止境。
    2014年4月14日,习主席首次指出,要“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在崭新的空天时代,“飞行梦”圆,“空天梦”却方兴未艾。大国强国之间围绕空天领域的争夺将愈演愈烈,国家安全来自空天,国家利益也来自空天。
    往事并不如烟,那些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流下的血、洒下的泪仍历历在目,我们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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