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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长征中红军将士铁脚板上长上眼睛

发布日期：2017-05-25 14:30    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曹慧民
    上一回，我们以“马灯”为语，去遥远的年代，在万水千山间，与几个红军战士亲切接触。对于经典故事的阅读，好比精神的审美历程，会让灵魂获得释放和洗礼。
    是的，每一个长征故事背后，都隐隐约约闪烁着一盏马灯，那是我们民族精神永恒的火光。
    今日，马灯又摇曳，从远而近，让人惊奇，大地上的足音，听来如此清脆。作为中国当代军人，我们应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有足够的理由读懂伟大的长征。那么，以军人的方式，从微观战史进入如何？
    从长征地图的有关细节去了解长征，不啻于一个新奇之旅。从中，可见胆识谋略，可闻纸上风雷；可探战术机理，可感智勇搏杀。何况，这些故事的讲述者，均为我军测绘领域资深的军事学者，故事里自有几分精妙。
    又想起，西柏坡作战指挥所那一幕。那时只有地图，没有红铅笔，老乡听说后，找来了红线绳，就用缝衣针订在地图上，当成标绘我军态势的红箭头。
    纵横在地图上的红线绳，鲜红、坚韧，代表一种血肉联系，象征一个胜利方向。那是红飘带上抽出的血的丝缕啊！
两万五千里长征是用脚走出来的，让红军将士铁脚板上长上眼睛，是指挥员手中的军事地图。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史馆，藏着一部军事地图的秘史，那里蕴藏的长征故事，你也许闻所未闻……
    为长征探路的人
    凄风苦雨，8万余中央红军带着辎重踏上漫漫征程。
    这天是1934年10月10日，红军总部地图科科长赖光勋走在中央红军撤离瑞金的队伍中，他身后是一行挑夫。
    话说9月上旬，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一局局长彭雪枫先后做出指示，让他们把各省地图分类整理好，总部要去前方，把所带地图入箱。凭着职业的敏感，赖光勋意识到部队要有大的行动。
    紧急中，地图装满了23个用铁皮包裹的箱子，10余名挑夫挑起了红军最贵重的“家当”。
    湖南、广东、贵州、云南、四川、甘肃……红军足迹艰难地向前，脚下的路已经不是从瑞金抢运出的地图所能涵盖。前方路在哪里？这些牵系战略转移成败和几万红军性命的问号，缠绕在红军最高领导层焦虑的脑海。那些战斗在指挥中枢的红军测绘员，行装里背着探路先锋的简陋武器——指北针、铅笔、橡皮、纸张、米达尺、小测板。
    湘贵边界的越城岭，土名老山界，群峰林立，山势陡峭，上山30里，下山15里。12月，这里成了红军避开敌军围堵，向湖南通道前进的必经之路。
    这天，化装成老百姓的赖光勋和测绘员正在探查从千家寺到湖南通道县的行军路线。他们想在村庄寻找向导，可连个人影都看不到，赖光勋只好回来向首长报告。
    朱德总司令说：“先上高山，观看周围山沟、树林，哪里有炊烟，哪个地方就有隐藏的老百姓。你们一定会找到向导。”
    他们艰难地爬上山顶，放眼望去，果然看见一片山洼树林中有一缕炊烟。就这样，他们找到了躲避国民党军的5个老乡，恰巧有两人正好是挑担的商人。路线图很快绘制出来，送到了朱总司令手中。
    当夜，赖光勋与向导在前面趟路，红军举着火把，沿着陡峭的山路攀行，用两天多时间翻越了老山界。
    大渡河，穿越大雪山、大凉山等众多山脉，每年5、6月雪山消融，河水暴涨，水急浪高。
    1935年5月24日这天，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攻下安顺场，测绘员迅速对大渡河北岸的道路、山势和敌人的工事、碉堡等地形、地物进行观察，绘制了略图。晚上，赖光勋出现在安顺场的老街上。他从一个卖糖果的店主那里详细了解了通向泸定、天全的路线，连夜绘出从安顺场渡口至泸定桥160余公里的大渡河两岸地形略图。
    25日，17勇士从安顺场成功强渡大渡河。然而，河宽水深湍急，4只小船，要让全军几天内渡过河根本不可能。后有金沙江，前有大渡河，围追的十几万敌军迫近，中革军委决定，夺取大渡河上唯一的桥——泸定桥。
    渡过河的红一师和干部团依照赖光勋绘制的路线图，沿大渡河左岸向北急行军，牵制敌军；主力红军沿右岸北上，先锋红四团日夜兼程，22勇士飞夺泸定桥。
    同样的季节、同样的行军路线、同样的遭遇重围。在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地方，72年后，红军没有成为“石达开第二”，军事地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卓克基到阿坝，从毛尔盖到班佑，茫茫无边、荒无人烟的草地，散发着死亡的气息。
    赖光勋跟随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为右路军探路，凉风袭来，他腿部的伤隐隐作痛。
    那是6月，中央红军接近天全县时，赖光勋在敌机轰炸中腿部受伤。总政委周恩来执意要他骑上自己的骡子。后来，指导员康克清将朱总司令的马让给了赖光勋，不想，过河时，马被湍急的水流冲走。这时，又遇到了周总政委，他笑着对赖光勋说：“你呀，真没福气！来，还是骑我的骡子吧！”
    想到这些，赖光勋的眼睛湿润了，不觉加快了步子……
    红军北进要经过的草地为高原湿地，忽而浓雾弥漫，忽而风雨冰雹，草丛下河沟交错，泥泞不堪，人和骡马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沼泽泥潭。
    赖光勋和他的战友在这些人迹罕至、无路可走的地方踩出了一条路。
    “自该地走十里无树林，全是草地，行进队伍多带柴烧水。”“此地为沼泽地，多泥潭，路难走。”“此处为牛场，可宿营。”“此处是洼地，草高、水深，可向左绕行。” 在他们每天绘制下发的行军路线图上，都有这样用生命为代价做出的标注。
    巧获地图渡金沙
    1935年4月28日下午，云南曲靖西北的一条公路上，一辆国民党军的吉普车带着飞扬的尘土快速驶来。突然，一组排子枪响，子弹射向汽车轮胎，敌吉普车戛然停了下来。这时，公路左侧沟里跃出几个身影， “举起手来！缴枪不杀！我们是红军！”
    伏击敌人的正是中央红军总部队列科长刘金锭和作战参谋吕黎平率领的侦察通信分队。这天，中革军委首长和总部机关在曲靖东面的一个村庄隐蔽，侦察通信分队奉命向前探路，便出现了上面一幕。
    刘金锭对敌军官审问得知，此人是国民党第2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的副官。薛岳奉蒋介石之命，率两个纵队从贵州一路尾追红军到云南，遇到了与红军同样的难题——没有云南省详图，缺乏医治伤兵的药品。薛岳向第二路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龙云求援，得到了10份云南省1∶10万地形图和一批云南白药，便亲派副官押运，没想到半路上被红军截获。
    话说，红军前锋先后逼进贵阳和昆明，吓得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和蹲守昆明的龙云心惊肉跳，急令部队火速驰援，从而削弱了其在滇北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中了毛泽东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为红军北渡金沙江创造了有利条件。可是，红军仅有的一份云南省略图，对金沙江渡口和行进路线标注得不清楚，找向导也只能了解两三天的行程。此刻，能否迅速找到金沙江渡口,决定着中央红军的命运！
    吕黎平带着战士掀开车厢上的蒙布，发现两个大帆布包和一个木头箱子，打开一看，果真是云南省地图和云南白药，大家异常兴奋：“嘿，这下我们可以找到金沙江渡口了！”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毛泽东等中革军委首长来到宿营地。刘金锭、吕黎平汇报了缴获地图和审问俘虏的情况。毛泽东表扬他们：“机动行事，打得漂亮，从一定意义上讲，比在战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末了，还不忘打趣说：“我们应当感谢龙云，是他解了我们燃眉之急！”
    29日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中革军委首长依据龙云“拱手相送”的云南省地图，研究红军抢渡金沙江的行动方案。吕黎平把金沙江龙街、洪门、皎平渡3个渡口位置和中央纵队及各军团所在地到渡口的距离与行进路线一一标绘在地图上。当周恩来副主席签发《中革军委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这份十万火急的电报时，已是次日鸡鸣报晓。
    随后，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事后，几位参谋凑了一首打油诗：曲靖公路上，巧获两件宝，地图辨方向，白药治伤号，渡江走捷径，龙云有“功劳”。
    一张法文地图
    红六军团西征进入贵州后，对地形不熟悉，过去用的地图范围有限，搜集使用中学生课本上的地图又不准确，当地老百姓很少出门，即使找到一个向导，他们对离家三五十里的情况都不知晓，这样一来，部队行军作战极为困难。
    这天已是1934年10月1日，军团袭占了贵州黄平老城，在一座天主教堂里，红军发现了一张1平方米大的贵州省地图。惊喜之余，又犯起愁来：这张地图上的标注都是洋文，红军队伍里没有人懂。情急之下，军团长萧克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那是前一天，军团战士在行军中遇到了一男一女两个外国人，男的叫薄复礼，是一位瑞士籍传教士，受英国教会派遣来到中国，在贵州的遵义、镇远、黄平一带传教。当天，薄复礼和妻子参加完一个宗教仪式，从安顺返回镇远途中碰上了红军。
    一番了解后得知，薄复礼懂法语，能讲带有贵州口音的不太流利的中国话，还好，他认得好多汉字，红军要求薄复礼随部队行动。
    夜幕降临，两个人点了两支蜡烛，萧克问一个，薄复礼翻译一个，萧克在地图上用中文标注出来。就这样一直忙到半夜，终于把地图上部队前进方向上的所有道路、重要山脉、河流和村镇等中文名称全部搞清楚了。
    这张“特殊”的地图，为红六军团从贵州到云南的军事行动和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发挥了很大作用。薄复礼跟着红军走了18个月，一直走到云南富民。
    一位是崇尚共产主义的红军将领，一位是信奉上帝的外籍牧师，两个人一次偶然的合作，成为长征历史上一段佳话。
    叶剑英夜晚索图
    1935年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尔盖出发，向班佑、巴西前进。月黑风高，大雨下个不停，还刮起大风，一直到天亮，一些体弱的同志倒下就再没有起来。
    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率前卫团在前面开路，通过向导找到了过草地的捷径，右路军改向巴西、包座、俄界方向前进。31日，攻占包座，歼敌1个师5000余人。
    长征中，缴获敌人地图是弥补红军行军作战缺乏地形资料的一个最好手段。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迅速赶到红30军打扫战场，从敌人遗留下的地图中，找到了1份完整的甘肃省地图和其他省份不齐全的地图。
    9月9日晚，叶参谋长来到作战科，看到屋内没有别人，便悄声问吕黎平：“有甘肃和陕西两省地图吗？”吕黎平说：“只有在包座战斗中缴获的1份甘肃省地图。”叶剑英说：“把这份地图给我！”吕黎平立即从文件箱里取出。
    随后，叶剑英又找到地图股长赖光勋索取地图，赖光勋从零散地图中找出了四川北部、陕西南部1∶10万地图。当夜两点左右，赖光勋起身解手，看到叶参谋长的警卫员在备马、装行李，便问：“装行李干什么去？”警卫员说：“叶参谋长病了，到三军打针。”
    第二天，他们得知，叶剑英已随毛泽东、周恩来于凌晨率第一、第三军先行北上了。
    后来，吕黎平和赖光勋才知道：9月9日，张国焘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要右路军南下，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首长使用叶剑英当夜携带出的地图研究确定了北上路线，一举粉碎了张国焘危害党和分裂红军的阴谋，也正是这份地图为毛泽东指挥北上行动提供了重要帮助。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把提供地图的事都悄悄埋在心里。
    在敌眼皮底下绘图
    直罗镇，甘肃合水通向陕西鄜县（今陕西富县）大道上的一个较大的集镇。它位于葫芦河南岸，南北群山连绵，中间是一条狭长的谷地。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与陕北红军会师，11月初又同红十五军团会合。红军力量在陕甘苏区的聚集，带来了敌我双方最高指挥层的一场新的角力。
    蒋介石想趁红军立足未稳，调集5个师的兵力，企图将红军主力消灭于洛水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进而彻底摧毁陕甘苏区。
    毛泽东着眼打破国民党军“围剿”，利用直罗镇特殊的地理环境设伏，打一场红军三支队伍会师后的大胜仗，巩固陕甘苏区，提振红军士气。
    毛泽东太看重这场战役了。11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指令：红一军团绘制黑水寺、桃花砭一线及其以东、以南地区地图，红十五军团调查直罗镇以北、以南地区道路、地形。
    红一军团参谋李廷赞具体负责组织预设战场的测绘，因敌军已占领了黑水寺，在敌哨兵眼皮子底下绘图，有很大的困难和危险。李廷赞想了个办法，他组织从各团抽调的5名测绘参谋化装成老百姓，先爬到直罗镇附近山头察看地形，然后让大家化整为零，以直罗镇为中心，以河或大道、山峰为界，分头进行勘测和绘图。各自任务完成后，在规定的地点集合，由李廷赞将分片的图进行拼接，最后绘制成了略图。与此同时，红十五军团测绘人员也完成了地形勘察任务。
    11月19日，毛泽东亲自带领各军团干部前往直罗镇地区察看地形，部署部队埋伏在预设战场周围。
    一切尽在毛泽东的运筹帷幄之中。20日下午4时，敌师长牛元峰率国民党军第一九师钻进了红军在直罗镇设下的口袋。21日拂晓，红一军团由北向南、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对敌突然发起攻击。至24日上午，共歼敌1个师又1个团，毙敌师长牛元峰，俘敌5300余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
    战后，毛泽东在《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中指出：“没有团长以上的地形观察与地形测绘，便不能布置得这样适当，打得这样漂亮”。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本站编辑：杜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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