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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忆父亲刘少奇

发布日期：2017-07-20 11:07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刘源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

不忘初心卫中华了却军民天下事

——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上篇）

刘源

1、作为子女讲述父亲历史的怀念文章，称呼上实难把握，既应以尊称，又要沿用写史常规，故每自然段仅一处称父亲。对老一辈革命家叔伯，称呼更难周全，仅一二处用昵称，按常规不避名讳，或依文句需要以姓简代，请读者及尊者家人谅解。

2、为便于理解，史实外加了些背景介绍、意义概述和简单评价，少不了保留些子女的感情回顾及点评，尽量注意党史上掌握的分寸，也阐述些独见并非共识，或许可对史实提出个新视角？谨与读者学者共同思考。请慨允。

3、为再现老一辈的个性，表现故事的鲜活性，力图在叙述上轻松点、通俗点，以新针脚缝合旧貂裘、改旧诗词附会新文意，在文字上作点新试、破点规矩，或许可对史实激发些新感悟？谨与读者学者共同探讨。请海涵。

4、本应逐人、逐句加注解，但阅读起来过于烦琐，甚至超过正文篇幅。故仅注释史实出处、部分专用名词和个别人物简介，以便读者和研究者详尽掌握。

5、文章主角是我父亲，篇幅又已超长，故简化了许多人的作为与功绩。本人独家掌握的史料和补白新解，或许可为史实增添点新内容？讲述予众，共享与众，评判于众，我自负责。身为国之干城一将军，人民养育一小兵，军人的责任和儿子的义务，都决定我必须写这篇文章。只是竭尽全力精练浓缩地讲述，仍是既粗略又超长。敬请读者体谅。

编者的话

刘少奇，是公认的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人们熟知他对党的理论、组织和政权建设的巨大贡献，但他漫长的军事生涯，虽早有记载著述，却鲜为人知。在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中，在处于敌对势力包围的中国建设中，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并长期担任中共中央 “二把手”，刘少奇对国防、军事和军队建设的卓越贡献，正是他光辉一生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当代国人应知当知，后代军人不可不知。

卫黄保华武装工农

父亲刘少奇的一生，与国防、军事和军队有不解之缘，紧密相连。因为，在他成长生活的年代，这是无可回避、至关重要的；于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又是不可或缺、生命攸关的。

旧中国，积弱积贫、落后挨打，丧权辱国、受尽欺侮，列强分中国，混战遍南北，国人首先感觉到的，最痛心切身的，就是要保种、要救亡。父亲不满17周岁时，就领头参加“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毋忘国耻”“不当亡国奴”的抗议游行，并给自己改名“刘卫黄” （《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1页），意为保卫黄种人，保卫炎黄子孙。他给第一个儿子起名叫“保华”（卫黄意为“保卫黄种人”，保华意为“保中华”，是刘少奇自述原话），同样是保卫国家、保卫中华民族之意。卫黄保华，是他毕生的追求，也是对后辈的重托。

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家中，相当多人都进过早期军校，如讲武学堂、黄埔军校。刘少奇不满18周岁时（1916年秋），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时值军阀混战时期，湖南省督军谭延闿建此校，开学不满一年（1917年秋），谭督军下台，引来各派军阀抢夺，讲武堂变全武行，成为枪炮交火之地，师生们作鸟兽散跑光光，“刘九书柜”（乡亲们给少年刘少奇起的雅号）卷走不少兵书课本，回家研读。

1919年夏初，父亲到北京参加“五四运动”。他十分兴奋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上留俄预备班。1921年春夏，刘少奇与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一同前往莫斯科，航海登陆、跨西伯利亚冰原，跋涉三个月才抵达。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最重要的课程之一就是军事。中国学生最急切想要学的，正是苏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的理论和实践。入冬，刘少奇转入中国共产党（《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6、12、14、16、18、19页）。

1922年春，父亲回国，自称“从西天取经回来，经不多就是了 ”（刘少奇：《在湖南省直及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8月10日）。这本“经”，一言以蔽之：武装工农，夺取政权。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委派刘少奇回湖南，任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而毛泽东正是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也就是说，建党一年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就在一起共事了。按现在的话，在一个班子工作，毛是班长（28周岁），刘是成员（23周岁）。9月，党中央紧急来信、毛伯伯通知父亲到安源（《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37-39页）。

刘少奇在安源搞工运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在全国工运失败、处于低潮时，“如海中孤岛”、“巍然独存”的安源却“得到完全胜利，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工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可谓独树一帜，“硕果仅存”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11月版，第109页）。父亲在那里主事两年多（中共湘区执委兼中共安源党的领导、工人俱乐部总主任等，1924年9 月后兼汉冶萍总工会临时委员长主持工作），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聚集此地，最多时占全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杨尚昆回忆：1925年初全国900名党员，安源占300多名；罗章龙回忆占近三分之二），仅本地 15个支部300名党员，上缴的党费是党中央最大的经费来源。安源被称为“小莫斯科”！对共产党人来说，安源既是风云际会之地，又是培训创新之家，创造出十个“第一”，其中就有“第一支工人武装”。红色摇篮，名副其实，功莫大焉（《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39-53-59页）！

父亲非常注重武装工人。首先，是宣传教育：安源工人俱乐部（1923年父亲与1922年入党的何保贞妈妈结婚。何原名宝珍，自改名葆贞，父亲亦称保贞或保真，是杨开慧的闺蜜，经毛泽东派到安源，在工人俱乐部任教员。1925年我大哥出生，初名保华或葆华，“保（葆）”来自母名，满周岁送回宁乡老家抚养，按辈分排“允”字，后名刘允斌）设有保卫民族国家所必需的军事课程（萧劲光从苏联红军大学毕业归来，到安源讲军事课），教授工友和各地来的党员，讲述劳动阶级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实现自身解放，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在我党“第一所党校”（《刘少奇大辞典》，中央文献等四家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13页），刘少奇亲任校长讲授《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继而，就着手实践：组织起武装工人纠察团，1923年纠察员就达200人（1925年已800多人），并改造了矿警队，“以维护矿上工人的利益”。已被公认：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最早的实践，发轫于安源（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刘源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8-9页）。这为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极为可贵的、能生长接续的基础——混沌初始，开天辟地，鼎立中华！

1925年春，父亲离开安源，到广东、上海参加领导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 和“五卅运动”中规模空前的工人运动。他依安源经验再次亲手组织了工人纠察队。1926年2月下旬，刘少奇代理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明确指出：必须“组织人民的军队——武装工农”，又要求省港罢工“扩充武装纠察”。这为一年多以后的“广州起义”培养了骨干（《刘少奇军事画传》，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著，贵州出版集团2009年10月第1版，第12-14页）。

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颁令迁都武汉，中华全国总工会也随迁而至。那一时期，工人运动达到高潮。“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刘少奇顺应所需，依托他打下的汉冶萍（安源）总工会基础，亲手组织起工人纠察队，很快发展到5000多人，拥有3000枪支，在收回汉口英租界（中国首次收回列强的租界地）等标志性大事件中做出历史贡献；在“四·三惨案”后发起的抗日斗争中，在与军阀、国民党反动派以及黑恶势力的斗争中，维护了人民利益。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解散工人纠察队、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汪精卫还保持了三个月的“国共合作”，到“七·一五”武汉政府也同共产党翻了脸。

6月底，得知汪精卫要“宁汉合流”，进行所谓的“清党、分共”（国民党35军军长何健准备政变攻击），总书记陈独秀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把任务交给了父亲。一方面，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他在会议上坚决反对，但又必须执行中央的决定；另一方面，作为工人纠察队的组织领导者，刘少奇与29岁的同龄人周恩来等谋划，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表面上解散，缴出破枪、梭镖和棍棒，实则秘密转移这部分宝贵的武装力量，将3000名纠察队精锐连同较好的枪械装备，输送到叶挺与贺龙的部队里，正式加入中共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为20天后的南昌起义注入生力军（《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72-73页）。当今，所谓刘少奇的“卷旗不缴枪”，专指此时此事。这就使工农武装的雏形，变为“八一起义”之前我党所掌握的正式武装力量，成为人民军队的前身（也有相当部分人认定，工人纠察队和矿警队等工农武装，已经是人民军队）。

同时，共产党人也都快速疏散。父亲搭贺龙的官船到九江，上庐山养病。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当时，工人运动是我党最重要的工作，有工运才有党，“工会工作在先，党的工作在后（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在党的武装部队中地位当然也高。

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常委决定南昌起义，派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上庐山面见刘少奇，秘密通告起义计划。聂帅晚年时对母亲和我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党认为工人是最可靠的，武汉纠察队在军队中最受信赖，而这些工人最听少奇的。少奇了解他们，在他们中间有威信。”父亲表示一定参加，后因起义仓促提前，没能赶上。在革命战争中“那部分工人的确是最勇敢顽强的，”越是可靠、英勇、顽强，牺牲就越多，“最坚定的战士早早拼光了（《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刘源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12-14页）”。工农武装开古今，老帅情深念旧心。百战拼杀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接下来，是9月的秋收起义，在湘赣边区多地，工农揭竿而起。如果要确定标志性的地点，应该是在毛泽东开会发动起义的安源，起义组成的三个团中，有一个整团（二团和三团一部，《刘少奇大辞典》，中央文献等四家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11页）是安源工人（主要是工人纠察队和矿警队，持枪械）。南昌起义是以国民党名义，打的还是国民革命军青天白日旗号；秋收起义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红旗，“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那么，工农革命军（后称工农红军）的“工”，当时的体现者是谁？主力就是安源工人。显然，这同刘少奇多年的工作基础和教育成果，有重要而又直接的关联。

后来，井冈山时期也好，中央苏区也好，毛泽东和朱德，多次到安源扩红。一座煤矿，前后上万工人踊跃参军，尤显可贵。一家企业，提供如此大量的兵员反抗血腥恐怖的旧势力，力绝空前！当然，99%都打没了。新中国仍健在的，孔原（曾任中央调查部部长、中共中央委员）就来自安源（孔丹、孔栋讲述）；开国中将丁秋生、少将吴烈都曾在安源当童工多年，恰逢1930年9月毛泽东来扩红，加入队伍（海军原副司令丁一平中将讲述）。

有必要多强调一句：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李维汉、萧劲光等都是从安源走出来的。即使在“文革”中，《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也依然风靡。当初可是“红旗卷起”工农戟；如今已见“遍地英雄下夕烟”！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工农武装的历史贡献，我们的人民军队不可不知，决不能忘！

接着是“广州起义”，同样以工人纠察队为骨干，因失败没有接续，不赘述——谨向当年所有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烈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念发迹之源，“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看传承之世，国家前进民安定，常祭先烈花满径。

当年，最著名、最初的“三大起义”，都有工人阶级的重要成分。为什么重点介绍同为汉冶萍的武汉和安源工人纠察队呢？因为他们构成南昌起义（党员骨干）和秋收起义（工人主力）的重要力量，血脉延续至今，称其为人民军队最早的雏形前身，当之无愧！这跟刘少奇多年领导的工人运动密不可分，早已功载春秋。

我说的这些，均有确凿的史料，在诸多文章和文献里都有铭记。但是，很少有人将建立工农武装、人民军队与工人运动联系起来。聂荣臻的回忆，意味深长地道明了两者之间的因缘：为什么要将南昌起义提前通知少奇呢？就因为他做了大量的铺垫和发动工作。

之后几十年间，父亲与国防、军事、军队的关系日益密切、终其一生，他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奋斗不息、舍生忘死！刘少奇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壮大，为根据地的创立和扩大，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建设，做出极其突出的贡献，被誉为文韬武略，功勋卓著！

低潮撑持忍辱负重

1927年10月，刘少奇化装成水手从庐山潜回上海，找到中共中央（何保贞妈妈将不满周岁的我大姐刘爱琴寄养在武汉劳工家，与父亲秘密上庐山，同行）。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基本由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组成。局势异常混乱，内外极端复杂，身处残酷险境，我党非常幼稚。几十万革命者惨遭杀害，激发出巨大仇恨，上下同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集体趋同“左”倾冒险主义，到处发动起义暴动、“飞行集会”，更招来不必要的损失。而众叛亲离，敌我难辨，又导致关门主义，不联系广大群众，不联合中间势力，拒绝必要的妥协（右倾投降主义，主要指过于信赖国民党，放弃本党原则性等。“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如正文。这都是党史上公认定义，可详细查阅）。

父亲对国民党的背信弃义切齿憎恨、义愤填膺，但冷静分析形势，他认为革命处于“低潮”，“依城市看来是低落的趋势”，一些“乡村看来是高涨的……但还不是有意识的行动，只是波浪式的而非潮流的”。所以，应采取低潮时的保全防卫，反攻也是防御性的。他提出，中央对暴动要有适合工农群众的纲领，“对暴动的军事计划而以为是军事投机，这是中央的错误认识”。1928年2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特别会议认为，“刘少奇的……革命潮流低落的观点，如不改正是大成问题的（《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74-76页）”。

批评归批评，干事归干事。3月底，中央派父亲“作为中央委员指导顺直省委工作”。顺直省委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豫北、鲁西和陕北等广大地区党组织。

中国的北洋政府，是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长期被直系、皖系、奉系军阀窃取占据。当时，张作霖统治了黄河以北，对抗国民党北伐，自然更激烈地打压共产党。

置身北方的中共，没有“南方党”的“国共合作”大发展期，群众运动受限，党内清谈多、实干难。仅1928年前一年多里，就数次遭破坏，领袖李大钊的英勇就义，激励了革命精神，却留下党内领导空白。加之共产国际挑剔成分出身，各级组织大量换上工人当领导，“幼稚的党换上无知的头儿”，空谈主义更加盛行，形式主义大行其道，光喊口号，不做实事，无原则纠纷层出不穷，思想极度混乱，组织极端涣散。

父亲到顺直艰难地开展工作。他反对冒险又克服关门，提出要真正发动群众、吸引群众跟随党，必须打抗日的旗帜。

1928年5月3日，民众欢迎北伐军进济南，日本驻军公然屠杀几千中国军民，制造了著名的“五三惨案”，全国震怒。刘少奇顺势安排工作，宣传群众，做暴动准备（不是立即暴动），预置力量。他一贯反对仓促盲动，强调低潮防御必须要有“适合的纲领”和“军事计划”，被批在前。此时，却又怪异地被中央领导指责为“有盲动趋向（《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05页。——蔡和森批评刘少奇，估计与主持临时中央的瞿秋白检讨盲动主义有关）”。

6月，张作霖退出北京，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煽动闹经济纠纷的省委书记王藻文又提糙招儿，带头支持国民党北伐，导致多级组织争执骤起，“流氓无产阶级把党闹得一塌糊涂……凶横一时，大批流氓投降敌人（刘少奇：《怎样改造顺直的党》，1928年11月17日）”。刘少奇严厉批评，制止混乱，力主“快刀斩乱麻”。中央则更为火暴，决定改组省委，撤换书记和常委。

此时出了件事，颇具戏剧性：6～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形势时，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现在“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则辩解，还是高潮，还有工农斗争。斯大林反驳：“低潮时也有浪花（《回忆与研究》上卷，李维汉著，中央党史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第176页）”。斯大林这话几乎与父亲的说法一样。斯大林的话几乎像“圣旨”一样，会中批判瞿秋白的“左”倾错误。作为中央委员的刘少奇没能上会，正在顺直省委苦斗，“六大”将他的“低潮问题”一风吹。父亲被中央任命为“特派员，代行顺直省委职权”的同时，被“六大”（取消监察委员会、设立审查委员会）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委员3人候补2人），又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另记载为书记）（《刘少奇大辞典》，中央文献等四家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25页）。

然而，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斯大林否了“高潮”，中共中央就换成“两个高潮之间，促进新革命高潮”。被撤换的省委书记王藻文，却被选为中央委员，他在莫斯科操控，10月挑起京东党组织“请愿”抗议，闹得新省委工作停止。为制止清谈纠纷和派别乱闹（《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78～81页），刘少奇暂停京东组织活动，并针对“玉田起义”失败后的消沉，做工作以抗日凝聚，转向为起义暴动奠基。

须知，那是在七七事变前九年，比1931年九一八事变还早三年。父亲就提出：“在军队中做组织与宣传工作，在工农群众中做军事组织与训练工作，实在是本党最严重的任务……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参加革命是最主要的军事工作（《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87～88页）”。必须要让民众看到日军对满洲、山东以至华北的企图，特别是在京东地区（天津、塘沽、唐山一带），抗日的主张最能凝聚人心。多年后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多地起义和冀东（京东）大暴动中，在创建的根据地和解放区里，才验证出刘少奇的先见之明、先行之远。

白区工作，不似沙场，却是战场！外间，成排结队的烈士被砍头枪杀；内里，没完没了的上下争闹纠缠。可想父亲当年奋斗的凶险与艰难。

吾谋适不用，只缘知音稀。因换掉原省委书记引发的“京东问题”，中央政治局认为：中央的路线正确，方法不足，严厉批评父亲“在工作中有取消主义的观念，在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的错误（《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14页。——“取消主义”和“命令主义”指撤掉原省委书记后，京东党组织“请愿”，省委工作不成，刘停止京东组织活动，中共早期用词，都是学苏联发明的词汇）”，并接受“请愿团”的诉求，恢复京东组织活动，开会重选省委等。刘少奇立表“坚决不赞成”，在承认自己“缺乏说服精神”的错误后，认为实际状况已陷于“极端民主化”和“闹经济主义”，中央的指示“实在是暗示……更大更多的纠纷……爆发，客观上会使顺直党的纠纷更加发展”，外杀内斗，如临深渊！中央坚持开会改组省委常委，处分王藻文，父亲做检讨。

之后，“决定刘少奇调上海工作（《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86、90～91页）”。

对这一段混乱的情况、矛盾的决定、含糊的评价，我查了许多资料，一头雾水、整不明白。彭真（傅茂公，7月改组时任顺直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叔叔晚年时，我去拜望，向他诉苦。老人家说：“我们一直就没讲明白，你怎么能看明白？”他让我查阅周恩来1943年的多次讲话，说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和他本人等（可能还有李维汉、康生）都在场，应视为党中央的当事人都认可的结论，肯定是中央批评处理错了，刘少奇正确。我看到周恩来的讲话，概括大意是：向忠发为主席的中央政治局，以“立三派”的“调和主义”和“宗派主义”方式，错误处理了顺直问题（周恩来1943年11月15日讲话——李立三是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左右大事。“调和主义”指无原则和稀泥；“宗派主义”指党内拉帮结伙。1928年周恩来奉中央意见前往处理顺直问题）。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父亲走后不久，王藻文公开策动分裂，投敌叛变，从省委领导到大量党员被捕、多数组织活动暂停，顺直省委崩溃，几近瘫痪的实践的结果已证明刘少奇是正确的（在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1937年6月）时毛泽东讲话，对顺直、满洲省委和上海中央职工部时期的刘少奇“作出正确的结论”；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11月）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正式宣布“刘少奇历来是对的”）。

1929年2月，中央特派员谢觉哉巡视东北后向中央报告：“满洲的环境是很好的……我们党的影响非常小，可谓等于零……需要一个有本事的领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23页）”父亲回上海工作数月，6月又被派往满洲省委任书记。

按说，在革命顺利发展时，容易忘乎所以，而我党却反而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革命遭遇逆境，应该先保存自己的力量，再消灭敌人，而我党倒过来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错误。这在国际共运中，实属罕见。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东北（今东三省及内蒙东三盟等）九省广大地区的工作，本就基础薄弱，又多次遭到破坏，仅百余名党员。刘少奇指出：“自然，白色恐怖与叛徒破坏是重要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主观上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31页）”。

父亲刚到奉天（沈阳）不久出了意外。他与省委二号人物孟坚（孟用潜）到纱厂了解罢工准备情况，由于叛徒告密，在大门外被厂卫抓捕。关押十多天后法庭宣判“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他与死神擦身闪过。这既突显出白区工作事必躬亲的涉险实干，又反映出当时革命环境之恶劣凶险。

插句题外话：这次经历，与1925年（国共合作时）父亲在长沙被军阀扣押、1927年在武汉的“卷旗不缴枪”，本都是刘少奇出生入死闹革命的殊荣奇迹功勋。40年后，却被污蔑构陷为“最大冤案”的主要“罪行”，成为颠倒黑白之典型载入青史。

可是，抗议中国人没收中国境内的铁路,在群众中很难做工作。刘少奇就把拥护苏联和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发动工人为自身利益，反对失业、争得“花红”集体怠工抗议，取得成功并保全自身。当时，无论在满洲还是全国，这都是工运中少见的胜利。恰当是，“不以俗厚而易其真”。

同时，满洲省委“提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举起抗日救国旗帜来凝聚民心，感化张学良及其军队。父亲派杨一辰联系，1929年11月9日，我党领导在哈尔滨成功组织了以学生为先锋、各界参加的反日大示威，取得了成功，宣传了群众，得到广泛认可同情。更重要的是，保全了自己，发展了组织（《中共满洲省委史话》，刘秀华、张旭东，沈阳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81页）。这在 “白区”还是空前的。亦可谓，“不以道昏而昧其视”。

旗帜卷起、抓枪没变。刘少奇在满洲省委成立军委并亲自主持，开展兵运、秘密武装（《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101-103页）。为此，他向中央去要干部，赵尚志是他要来的，杨靖宇是他指派的，并送他们去学习，“效果作用比较大”。杨靖宇任抚顺区委书记，以前在河南搞兵运暴动，没在白区工作过，父亲交代，你的主要任务还是搞“兵运”，这你在行。同时还派遣多名中共党员进讲武堂、入东北军，从事秘密工作（《中共满洲省委史话》，刘秀华、张旭东，沈阳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81页）。

需要强调，以上的成绩是在父亲“光荣脱险”后，我党极其弱小、内外极端复杂、环境极度凶险时取得的。仅仅9个月里，在“影响非常小，可谓等于零”之地“垦荒”，已经收获颇丰了。

然而，正当需要乘势而上力争再展之时，中央接连催促父亲回上海。党中央主要领导一见就劈面斥责：“错得该死，该打五百板子……中东路争斗（指“拥护苏联”罢工）可耻的失败，是……指导机关拒绝中央的路线”，就撤了刘少奇在满洲的职务（《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41页）。“中东路争斗失败”另有原因（主要领导变节），但刘少奇确实是“拒绝中央的（冒险、关门）路线”，灵活变通利则行、“不合于利而止”：“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后看，他确实又对了。

父亲走后不久，满洲省委也遭到毁灭性破坏。成败判明是非。

令人庆幸的，刘少奇打下的基础没有白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联建立，正好杨靖宇、赵尚志都用上了，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正确，工作卓有成效，为我党领导的抗联在艰苦卓绝中坚持斗争、发展力量，作出可贵的人才储备和战略预置。“十四年抗日战争”，离不开我党早期在顺直与满洲的斗争。刘少奇的远见卓识，突显出难能可贵；他的领导实践，已成为历史贡献。

国破山河在、万里眼中明。父亲的所见所为，正契合时机、切合实际，不亦国防乎？不为军事乎？红区和白区的正确与错误，就是在这样的对比中体现出来，经实践检验出来的。

刘少奇被调回上海忙碌工作三个月后，又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赶赴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并被选为执行局委员留会工作。因父亲提出利用合法工会（当时贬称“黄色工会”）“来进行我们的工作，广交朋友，争取……下层工人群众”的正确主张，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政治帽子（《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106页。——“机会主义”是借列宁词汇，泛指错误的倾向）。

此时的国内，正值“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登峰造极，要“通过一省或几省暴动夺取全国政权”。三个多月后，李立三被批判，但“左”倾路线没有纠正。正是刘少奇坚持反对李立三的“高潮论”与“调和主义”（见上顺直省委段），被斥为“老右”。也恰恰因此，证明刘果然不谬，非“立三宗派”中人。

那时，党急需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曾称刘为“工作过多年”、“最老的一个同志”）工作，鉴于顺直、满洲两省委的兴衰成败，实际上证明了刘少奇的主张正确，中央又任命他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然而，还是赤色职工国际牌子大，不放人。父亲就戴着帽子，襟怀坦荡，努力工作，坚持抗争。

刘少奇与李立三在莫斯科再次相处共事。父亲刚到安源时，同为中共湘区执委，受立三叔叔领导半年左右。以后的革命运动中，李立三在中央领导，他们多有合作，常有争论，坚持己见，熟悉而又独立。此时，刘当“老右”屡屡挨批，李因“极左”撤职送学。不知道老伙伴能否吵个明白？我揣摩，或许都心知肚明，“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我只知道，老哥俩还挺融洽。新中国建立后，关于工会问题有场争论，刘、李两位最老的工人领袖观点一致，是后话了。总之，他们不徇私情、不计私怨，保持友好。“文革”无端、蒙难同归——“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胡乱批判、否定一切，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主持改组党中央。估计正因为在红区、白区的“右倾”与“反潮流（反对冒险主义主流）”，使没有参会的毛泽东（37岁）和刘少奇（32岁）同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之后的历史却搬演了更“左”的、更惨烈的大悲剧！否极泰来，血腥的炼狱反而造就出更雄壮、更辉煌的大事业！

挺身而出拼死抗争

九一八事变后，在苏联一年多的父亲回国。他后来叙述：因为“工会工作在先……很重要……工会工作只有我做，他们不会做（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新成立的职工部是中共中央的首席部门，刘少奇任部长。此时，国内绝大多数同志尊崇迷信共产国际，然而，刘见识过国际的脱离实际，更反感中共“国际派”的教条。他反复讲，既然是“低潮”就应当防卫，要提出普遍能够接受的口号和任务，合法吸收会员，现在我们赤色工会的人只占全国工人的千分之一，“拘束在极狭小的秘密范围”，应迅速扩大组织。

中共临时中央承认处于“低潮”，说正因此才应努力掀“高潮”，“要反攻，现在就进攻、再进攻”，“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比李立三的“高潮论”和职工国际的“反黄色工会”还要“左”！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要保护和发展工会，先得在党内斗争，过“中央”这个关口！回国任职仅一两个月，临时中央就多次约谈父亲，做“总的批评”（《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109-110页）。

几乎同时，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刘少奇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为政府和执委会主席。

这三年，父亲几乎一直挨批坚持抗争，一直检讨坚持主见，一直拼命坚持工作，戴着“老右”帽子，又屡任要职，与同期在红区的毛泽东，经历颇为相似。

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犯上海，国民党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临时中央坚信“九·一八”和“一·二八”是“日本侵略苏联的序幕”，要求上海发动“大规模的总同盟武装暴动”，学苏联搞“中国的二月革命”（苏俄十月革命前有个“二月革命”），高喊“武装保卫苏联”口号，并宣称十九路军军长蔡廷楷为反革命。刘少奇持异议：“把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口号放到第二位”，完全“脱离了广大群众（《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28页）”，而在抗日官兵背后拆台，无疑是帮了日军，并提出主要在日本企业抗议罢工，组织全面支持抗日。中央再次斥责刘是“取消派（投降派之意）”，严令总罢工、总暴动（参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喊口号下令之人，却不懂不会组织罢工，更不敢不会领导暴动。

长飙风中自往来，父亲领导发动工人上战场阵地，成为支持十九路军的主力，又组织起“上海义勇军（义勇军刚在满洲出现。正是此时，田汉参加上海义勇军，加入共产党；《义勇军进行曲》是他在1934年为电影《风云儿女》作的词，1935年聂耳谱曲）”、抵制日货、搞得有声有色，各方声援。为救济日本企业罢工的工人和家属，在街上搞募捐、搭粥棚，团结群众，扩大影响，宋庆龄首捐2000银圆带动各界支持。临时中央却“硬要在群众中宣布他们是企图收买工人（《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27页）”，严厉斥责“米袋子主义”、太没有工人阶级骨气，命令撤摊退款，决不能吃嗟来之食。刘少奇愤然顶住，坦荡处之。

显然，这本为“十四年抗战”早期国难当头时，我党对民族、对国家的重大贡献，更是“低潮”中，我党肩负起责任，发动起社会各界参与救亡，并发展了自己的空前大运动（以上多处可查：《刘少奇军事画传》，贵州出版集团2009年10月第1版，第24-27页）。马克思就曾高呼：“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然而，3月14日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康生、卢福坦、博古、张闻天却认为“中央职工部、全总（全国总工会）党团在领导职工运动中，不能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路线，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方式”，会议转达共产国际指示，“刘湘（刘少奇）不能担任领导职务”，就此撤了刘少奇的职工部长，并号召全党“坚决无情的打溃……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父亲被迫检讨，不停抗争。因无人会搞工运，中央也“不敢开除”刘（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7月28日，索性“取消中央职工部”，并入全国总工会（《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62-167页）。

从1928年初到此时，刘少奇几乎动辄得咎。他后来尖锐地激辩：“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是一定要把”我们党的组织“弄到塌台的”，不把“群众和其他派别的同盟者完全驱逐出去……是不止的”（《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24页）。

无独有偶，几乎同一时期，1932年10月8日，中央苏区召开宁都会议，“集中批评毛泽东主观武断，抗上压下，不尊重苏联顾问等错误”，也免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职务，回家“养病”（毛泽东语）。

情与貌、略相似，独自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可见，“白区”与“红区”的路线分歧，都直接与国防、军事和军队紧密相连。

由于顾顺章（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保卫和情报工作）、向忠发（中央政治局主席）、卢福坦（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工运的全总党团书记）相继被捕叛变，组织遭到巨损，血雨腥风扑面，临时中央在上海工作不成，陆续分散转移苏区，对“白区”的领导几乎全断了。连续五年的“左”倾路线，最终闹到全国白区党组织瘫痪殆尽。呜呼！“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932年底，父亲也进入中央苏区（在党内，被称为“小大姐”的何保贞妈妈带二哥刘允若留上海，后被捕入狱，与父亲生死两茫茫。1934年，何于南京雨花台就义，被赞为“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我二哥刘允若被寄养在上海一劳工家），到了被称为 “小上海”的长汀。苏区的瑞金好比首都，长汀是汀江上的城市，几省交汇之处，商业和工业都比较发达，相当繁荣，工人也多。

汀州无浪换人间，楚客常思绘新天。作为总工会委员长的刘少奇，展开全新的工作。陈云是临时中央常委，总工会书记，他们就在长汀和瑞金进行调查研究，保护工人利益、鼓励苏区工商业发展。例如，确定厂长负责制。苏维埃的厂长和工人是什么关系？劳资矛盾怎么解决？私企劳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并非在解放以后才提出，陈云、刘少奇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实验。当时，什么都学苏联,根据中华苏维埃法律，工人福利过高，没有企业能办得下去。刘少奇说完全照搬苏联的肯定不行，就报毛主席批准，改了法律。这一段，为多年后的根据地、解放区，为新中国的建设和经济恢复积累了最初的、可贵的经验。

孙子曰：兵“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当时，地方苏维埃和工会的工作，为红军的建设、发展、作战和勤务提供物质基础，直接关乎共产党和军队的存亡（《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71-178页）。

父亲提出“一切服从于战争，即是一切服从于工人阶级全体的长久的利益（《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19页）”。经各方卓有成效的工作，扩大红军运动形成热潮，仅一年左右，就动员了十万多人上前线。今日缅怀当年的老工农红军，绝不能忘掉这么多的工人是主体之首啊！

刘少奇在瑞金、长汀努力组建工农武装。2月17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店员手艺工人师（兼军械修造）；2月27日成立苦力运输工人师（兼军交水陆运输）。1933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正式成立，也叫中央警卫师，12800多人全是工人，这应是现在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警卫师的前身。刘少奇不仅是通过发动工运兵运，组织扩红，为人民武装输送力量，他还亲手组建军队——工人师（《刘少奇军事画传》，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著，贵州出版集团2009年10月第1版，第28-31页）。

1934年春夏（正史记载7月，长汀有记载是4月已到），第五次反“围剿”进入极端困境，危难之际父亲被任命为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刘少奇曾任职领导的地方很多：顺直、满洲、江苏省委书记，以至后来的北方局、中原局、华中局、华北局书记。1932年底，临时中央任命刘少奇为江西省委书记，由于交通通讯极其不便，他到了江西以后，苏区中央局未免原省委书记（李富春）。刘少奇一看这情况，遂主动放弃（此为父亲的含糊自述。但时任湘赣省委书记的王首道，晚年时也向我叙述过几乎相同的情况）。之后，他就留在长汀搞调查，与陈云一道在全国总工会工作。此前，刘在苏联被任命为白区江苏省委书记，没能到任；这次，又被任命为红区江西省委书记，到没能任——实为逆旅颠沛奇遇。进入中央核心集体前，很少人像刘少奇一样，在那么多地方打开局面，独当一面——传为建功立业佳话。

父亲在福建任省委书记仅数月（刘少奇自述中央派他先到福建省委主持工作，隐蔽联络在福建的十九陆军蒋光鼐、蔡廷揩），主要任务是扩红、筹粮、运输，给军队输送兵员、运送补给，组织群众的生产生活，怎么减租查田、分配土地，怎么解决劳资纠纷等一系列问题，还特别召集各方合力，派政治保卫大队长吴烈剿灭苦竹山顽劣团匪。

其间，做了件看似不起眼却意义不可小觑的事：划小区域党政组织机构，建立地方武装，普遍成立独立团、营，精兵简政，为适应游击战争、为接下来的敌后坚守，做出预置。

当时，最紧要的是支援前线，组织扩红（《刘少奇军事画传》，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著，贵州出版集团2009年10月第1版，第32-33页）。福建老百姓参加红军的人确实特别多，开始出征的时候，好几万闽西子弟啊，90%都牺牲了！离断肠、人未归，今我念英烈，隔世长相思——福建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之巨大，毫不逊色于江西人民。

中央红军长征前，具有标志性的一战叫松毛岭战役。

松毛岭在长汀附近，是中央苏区的东大门，也是最后一道山地屏障。8月31日～9月3日，在朱德总司令支持下，林彪、聂荣臻不顾“三人团”短促出击和堡垒战术，诱敌深入二十里，由红一军团的1师、2师和红九军团的24师在山前的温坊夜袭，第二天又伏击敌援兵，共歼敌4000余，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少见的大胜仗。之后，红一军团奉命转移瑞金。有不少专家将此战算作松毛岭战役前段。

二十天后，红九军团在山岭间又打阻击战，也多有专称此为松毛岭战役。无论分段还是专称，这是中央苏区的最后一场大战，战役目的就是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9月23日，松毛岭主战役开始，战况极为惨烈，死亡枕籍、尸遍山野，战地不愁吃的，老百姓送粮很充足，但所有的水都混着血、漂着尸、全打红了，没法儿喝。此役激战七天七夜，是红军出征前最壮烈的一仗，牺牲了近万人，“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最后，部队基本打没了才撤下来。9月30日，红九军团前往瑞金。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启程长征——泪如雨下！为掩护主力转移，福建省委组织的汀州保卫战（跨时松毛岭），仍坚守至11月。国民党军队蜂拥而入——血流成河！

无论在山前的温坊，还是在山间的松毛岭，刘少奇不仅是组织运粮、补给弹药，作为省委书记还亲自调遣组织了近万地方武装（赤卫队）配属红一、红九军团作战。临战时，父亲受命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直接领导、参与战役指挥（关于松毛岭战役和汀州保卫战，作者到实地考察，咨询当地同志和湖南刘少奇纪念馆馆长罗雄同志，与军事科学院军史专家核实部分记载，浓缩概括讲述。刘少奇任九军团中央代表确切时间记载稍有差异，见王双梅《刘少奇在长征中》，《党的文献》2017年第1期）。

现在，反映红军长征的文史资料和文艺作品海量！依我看，其艰险、其困苦、其英勇、其惨烈仍远远没有表现出来。幸得今年，《绝命后卫师》、《湘江战役》总算反映了片段，主要集中在截肠决战的英雄豪气，而其巨大损失和教训怎么尽现？特别是松毛岭战役、湘江战役、西路军浴血河西，这样的硬仗、恶战如何再现？确需思考创新，仅知古人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

全程长征绝地逢生

前面讲到的中央警卫师，又叫红军工人师。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当时普遍认为工人是劳动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纪律、最富牺牲精神的可靠力量，这个师的装备也好。因为大量的骨干纷纷被外调到作战部队、领导机关和负责干部身边，加之反“围剿”的战斗减员空前，中央警卫师成立也就半年，员额所剩已不足三成。1934年2月28日，军委将其改编为红23师。

长征前的9月21日，军委颁布命令成立红八军团，由红23师和红21师组成，共7000（也有说3000多人）余人。由于我父亲一手组建了原警卫（工人）师，中央匆忙调他火速回来组建红八军团。

松毛岭战役打到一半，中革军委（全称“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中央军委、军委等）急电刘少奇（福建省委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罗炳辉（红九军团长）、蔡树藩（红九军团政委）回瑞金。派刘赶到红八军团；告罗、蔡中央已定红军“战略转移”，命令死守松毛岭，“争取时间”，“掩护主力”。刘、罗、蔡即速返火线（也有说法，此时才任命刘少奇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与罗、蔡同回松毛岭。直至撤回瑞金后，才赶到红八军团）。松毛岭大战正酣，战阵指挥员集体回朝听令，而且是如此命令，令人匪夷所思！

刘少奇立即动员江西、福建几千子弟补入红八军团，有资料记载出征时该部共11000人（也有资料记载是7000多人），可只有3000支枪。长征开始后的10月22日，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央代表，领导红八军团（《刘少奇军事画传》，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著，贵州出版集团2009年10月第1版，第35-38页）。

这里稍加说明，现在没有中央代表这一职务。当时，中央代表代表中央，要比军团长和政委高一些，一般都是政治局成员（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只有十人，候补委员也有表决权）。

长征初期，红五、红八、红九三个军团殿后，负责阻击尾追的国民党军。这种仗最难打，无后援、多牺牲、难撤退。此时，更打得残酷而又混乱：前面军团顺利突破几道封锁线，中间人多路窄走不动，尤其是大量辎重拖累、举步维艰，阻击战打成大灾难！红八军团本就是新兵多、枪械少、战力弱，打阻击的牺牲难以计数，让谁去打，基本就是告别了，即使活着也很难追上队伍。回首征战地，不见有人还，就这样走了上千里啊！八军团折损惨重，加上掉队、跑散的，减员过半。

11月17日中革军委下令：红八、红九军团各合并成一个师，由刘少奇负责组织红八军团的改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37页）。那时候，晚上走路、白天打仗，收拢掉队的、追寻逃跑的、照看物资的、安置伤员的，成了一锅粥。期间，又蹦出个罕见荒诞命令：红八军团全部改为辎重部队（就是挑夫），必须追上前方部队。走走打打、突然敌人追上来、插进来，成连成排的士兵和民工挑夫或遁入山林、或就地被俘，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乱中无编可整。此时，接朱德总司令急电：丢掉辎重，轻装赶往湘江。部队边打边退、境况可想而知（《博古和毛泽东》，秦福铨著，大风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

渡江片段，陈云叔叔有生动的回忆。上面讲过，他和我父亲，在白区和红区共事，按现代词儿叫“搭过班子”老熟人。刘少奇赶到湘江渡口，巧遇时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陈云。见面互问，刘说：我们部队差不多打光了，就剩千把人。你这儿有吃的吗？我两天没吃饭了。陈马上把自己的口粮给了刘，叮嘱一边过江一边吃，眼看就顶不住，一旦炸桥沉船，就渡不过去了。此时，渡口两岸到处是死伤官兵，湘江上顺流漂着活人死尸，两位老战友，在连天炮火、厮杀呼喊中，心情会多么凝重悲愤！战罢，当地百姓“三月不饮湘江水，三年不食湘江鱼”。陈云叔叔晚年还多次感慨，对这一段记忆特别深刻，那是最危难、最凶险的时刻呀（陈元叙述）！——领袖常共英魂语，晚辈投书赠湘江。

过江后（12月1日），军团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点名，整个红八军团仅存600余人，加挑夫也不足1000。奇迹般的，居然还带过来百多担珍贵文件和银圆！

中央红军出发时8.6万（博古：内含民夫5000多人；另记载加民夫共10万）人，湘江一战后打掉了5万（当时清点仅余36919人）（《博古和毛泽东》，秦福铨著，大风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红八军团几近覆没，刘少奇幸亏接朱总司令命令赶到湘江边，幸亏碰上陈云给了口饭促他过江，不然命就没了。多少个幸亏，可谓九死一生啊！12月13日，中革军委决定，撤销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父亲接替陈云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84页）。

红八军团是长征中唯一几乎全部打光，不得不撤掉番号的军团，其经历人间炼狱般的战火、今人实难以想象，曾感受人性极端化的扭曲、前人已不可言喻，每想象人心再造式的升华、后人却无法妄度。我试着观察品味那些抢渡湘江、挺过长征的人，他们身上，眉宇之间，都有一种大从容气质、大无畏精神！

不久，召开遵义会议。父亲在军事路线上完全拥护毛泽东，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和王明（刘少奇从军事路线错误追究到王明的政治路线错误。王明没参加长征，此时在苏联），第一次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八七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因这显然会追究到共产国际，而当时最紧迫的是拨正军事路线、解决军事领导问题，会上无人呼应刘（《博古和毛泽东》，秦福铨著，大风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119～120页）。实践证明遵义会议的抉择非常明智。毛泽东后来讲到，刘少奇出的题正确，但“当时……领导军队的权拿过来了，便是解决政治路线”（《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二版，第295页）。此题留待以后一步步解决，并由此开辟出中国革命史上涣然一新的光辉篇章！

遵义会议之后，父亲先返回红五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又按要求到红三军团传达。2月，中央命令刘少奇就地任政治部主任。

这里有一段故事：红三军团的军团长是彭德怀，政委是杨尚昆，父亲任政治部主任，也没说是中央代表，应该是服从军团长和政委的。杨尚昆主席晚年时见我说：“我跟你父亲非常熟，在莫斯科，他留学比我们早好多届。1930年他在莫斯科开国际职工大会并留会工作，我跟随他，实际上相当于秘书翻译。我从苏联回来就在中央职工部，他是部长，我当职工部的宣传部长。以后我在许多地方就给他当副职或受他领导”。我说：“红三军团的时候您是政委，他是政治部主任，您也领导过他。”老人家说：“那时候我留在红军总政治部（任副主任），他到三军团后我就没去过。少奇是政治局成员，他实际上是彭总和我的领导。虽然没有明文通知是中央代表，但长征期间还有什么文件不文件的呀，就是一句话嘛。不久，中央成立筹粮委员会，他当主任，我是副主任。”近来，我看《杨尚昆回忆录》，其中确有些蹊跷，似是说与“会理会议事件”有关，此处有真意？耐人寻味（“会理会议（1935年5月）事件”，简要说是指会理会议前，林彪不满毛泽东军事指挥“不走弓弦走弓背”，要推举彭德怀替换毛泽东，通电话时彭当即拒绝。刘少奇因故没有参会。有兴趣者可查阅《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33-137页）。其实，革命战争年代，无论谁领导谁，都很正常。

1935年6月26日，在两河口会议上，刘少奇坚决支持周恩来提出的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川陕甘，并主张向部队说明南下之弊、北上之利。刘少奇出席8月4日的沙窝会议、9月2日的巴西会议和9月12日的俄界会议，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支持毛泽东整顿红一方面军的报告，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央反对张国焘分裂，主张红一、红四方面军加强团结等（《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40、141页）。

谁都知道，长征时除了跟围追堵截的敌军打仗，最要紧的是如何解决肚子问题，吃什么？父亲到红三军团几个月后要过草地，7月中旬成立了中央筹粮委员会。

自古兵法，专务于兵之首：“委积不多则士不行”（《尉缭子·战威》）。用兵制胜，以粮为先。草地在藏区，地广人稀，去哪儿找粮啊？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红军所过之处，留下最普遍的传颂口碑是买卖公平，秋毫无犯！从百姓鸡窝抓只鸡，放块银圆；背走粮，墙上大字写明借与还；开仓放粮，先给赤贫百姓；酒香巷子深的茅台镇，是留下过金砖的。蒋介石听此传报，都感慨系之，严饬各部效法。而这亘古未见的“败走奇兵”是怎么做到的？金条银圆是哪里来的？有多少人深思追问过？

简单两句话：来自苏区的地方党委和苏维埃；留自红军战士、特别是红八军团的战士挑夫。长征时多数官兵都领到几块银圆，有的战士直到陕北还揣着这留人体温的光亮救命钱。红军青史留名、有口皆碑的佳话背后，正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支撑。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没有后勤，何以得生？

兵不可一日无食，事关全军生死。中央任命刘少奇当了这么个筹粮官，再次受命于危难。多少年、多少事，什么最复杂、最凶险、最难办，刘少奇就出现在哪里，担当起重任。往日与今时不同，给你个官儿就好当了？那个年代任职担责任，要挨骂、要冲锋、要丢性命的，要恳求、要跪乞、要报终生的！歃血结拜者，远不止刘伯承伯伯一例；亲访喇嘛寺，现珍藏贺龙伯伯手书大字（香格里拉松赞林寺）。多少年后，毛伯伯和父亲，不知感慨过多少次：最困难时给予帮助，我们欠藏族人民的啊！

公道说，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刘少奇这样的人多了！挺身而出，大智大勇，舍生取义，敢于担当，历史造就出那一代人，艰难困苦全不论，危难险阻挡不住，出生入死浑不懔！他们是在实际斗争中成长、九死一生时打拼、大浪淘沙后仅存的一批精英。

过草地时，父亲前后招呼部队行进，即时果断下了道小命令：所有女兵分散至各男兵部队，由男兵照顾（《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41页）。直至长征结束，红一方面军的女兵一个也没死，全部活下来！筹粮委主任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措施，为我们老红军赢得人人称道、令人自豪的大荣光！

到陕北后，父亲没进延安就代表党中央奔赴北方局。在长征那种特殊的环境中，部队很分散、队伍拉得长，在一个军团，不在一个纵队，互相也不认识。谁走长征谁没走，彼此不太清楚。长征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难怪有的中央纵队的同志都不知道刘少奇参加过长征。

松岭枪炮声悲壮，草地星河影动摇。从长征开始前标志性（松毛岭）战役的红九军团，长征初期担任后卫和挑夫的红八军团，遵义会议和前后的红五军团、红三军团，中央筹粮委员会，一直到长征结束的瓦窑堡会议，父亲一步没落。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的七千余人里面，还有些是半路加入的（建国后，先后在刘少奇处的三位专车司机——严、曹、李叔叔，都是半路加入长征的老红军），像刘少奇这样全程参加的更要少。

本站编辑：杜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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