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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山西党组织（下）

发布日期：2016-06-13 14:07 来源：太原日报作者：晋绥基金会

中流砥柱，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向中国驻军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全国抗战从此开始。

全国抗战爆发后，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宣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红军改编后，于8月底、9月初相继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为打开山西抗战局面，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先后移驻山西,毛泽东对山西抗日前线的周恩来、

刘少奇、朱德等发出一系列指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3个师分别以五台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为依托，相继从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向晋察冀、晋察绥、晋冀豫边区和晋西南地区扩展，广泛发动群众，发展地方武装，组建抗日民主新政权。

1937年9月，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到山西与阎锡山会谈，并同刘少奇、朱德、彭德怀一起，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部署和推动以山西为中心的华北抗日战争。这是周恩来（右二）与邓小平（右一）、彭雪枫（左一）等在太原。

从1937年9月到11月太原失守前，八路军在日军的侧翼和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先后取得了平型关、雁门关、阳明堡、广阳等100余次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作战。八路军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的展开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为建立以山西为中心的华北游击战争战略支点和八路军实行更大规模的战略展开奠定了基础，不仅使山西成为共产党、八路军实行与坚持抗战的“立足点”，而且成为共产党、八路军扩大与发展华北抗战的“出发地”。此后，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由山地到平原，开辟出广大的华北敌后解放区战场。

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得到发展。1937年8月1日，成立了第一支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这支部队名义上是阎锡山的军队，并由阎锡山派军官担任军事指挥，但政治委员和各级政工干部都是由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因此，山西新军在配合八路军开辟抗日根据地、抗击日本侵略军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同年9月20日，成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战动总会成立后，在群众中开展了广泛的战争动员工作，为山西抗日高潮的掀起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41年1月15日，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3周年纪念大会时，边区领导人合影。前排左起：聂荣臻、宋劭文、程子华、彭真、聂鹤亭。

1937年11月8日，山西省会太原失守，山西抗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配合开赴山西的八路军创建根据地，中共中央北方局在以山西为中心的各地加强了建立和健全党的领导机构的工作。

在晋东北地区，1937年10月，中共晋察冀省委成立，由黄敬任书记。1938年下半年，晋察冀省委改称晋察冀区党委，由刘澜涛任书记。在晋西北地区，1937年11月底，晋西北工委改称晋西北临时省委，1938年1月改称晋西北省委，8月改称晋西北区党委，由赵林任书记。在晋东南地区，1937年10月，中共冀豫晋省委成立，先后由李菁玉、李雪峰担任书记，1938年8月，冀豫晋省委改称晋冀豫区委，1939年3月改称晋冀豫区党委。在晋西南地区，1937年10月，由中共山西工委改组成立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张友清。1938年2月，成立中共晋西省委，书记王达成。同年5月，撤销山西省委和晋西省委，成立中共晋西南省委，书记林枫。同年11月，晋西南省委改称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

八路军开赴山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发展、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建立，使山西掀起了全民抗战的高潮，抗战的烽火燃遍了三晋大地。各地纷纷建立游击队、自卫队，成成中学学生“脱下长衫，换上短布衣”，投笔从戎，组成师生抗日游击队，走上抗日战场。五台山寺庙的和尚也参加了抗日斗争，在“保卫家乡”“抗日救国”的口号下，纷纷拿出民间收藏的大刀长矛，踊跃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从1937年12月下旬到1938年4月下旬，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多次粉碎日军的“围攻”，歼灭了日军大批有生力量，不但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的作战，而且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1944年11月，晋察冀军区部队收复五台山，进驻龙泉寺。

1939年底，阎锡山在山西制造了“十二月事变”，在晋西、晋东南等地向新军、牺盟会、抗日民主政府发动进攻，山西新军对阎锡山发动的进攻进行了坚决反击，将决死队和牺盟会中的反共顽固分子予以彻底清除。随后，新军纳入八路军的战斗序列，从而使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得到了迅速壮大。

1940年，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和巩固发展的新阶段，统一了行政领导和财政经济政策，加强了对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根据地建设开始出现了新气象。各根据地召开临时参议会，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产生了抗日民主政府，使民主政治制度逐步得到完善。随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与完善，各根据地农业、手工业、副业、工业以及商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就在山西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全面建设的同时，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加紧推行“囚笼政策”。为打破日军的“囚笼”，八路军总部于1940年8月至12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有力地保卫了抗日根据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的信心。在百团大战中，山西各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战支前，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1941年开始，抗日战争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连续进行破坏性的“扫荡”。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连绵不断，使抗日根据地的军需民食面临极为严重的困难。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山西各解放区党组织和党员在1947年1月后陆续公开了组织身份。图为平定县各界群众举行集会，热烈庆祝党组织公开。

面对极端困难的局面，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作战。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形成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最为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人民战争的宏伟局面。无数三晋儿女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起了摧不垮、战必胜的铜墙铁壁，“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轻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民兵、自卫队广泛开展的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窑洞战、围困战等作战形式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各地反“扫荡”、反“蚕食”作战中，太行区军民取得了黄崖洞保卫战的胜利，晋绥区军民开展了“挤敌人”斗争，取得了田家会大捷和围困蒲阁寨斗争的胜利，太岳区军民取得了歼灭“日军战地观战团”的胜利和沁源围困战的胜利，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赞沁源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在1942年5月太行区的反“扫荡”斗争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壮烈牺牲。

为克服严重困难，从1942年开始，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开展“发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增强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使解放区能够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胜利地坚持敌后的抗战”。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不但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而且养殖业、运输业和手工纺织业、合作社事业也有了新的发展。1943年2月，平顺县西沟村党支部书记李顺达响应毛泽东“组织起来、生产自救”的号召，创办了太行区最早的劳动互助组，被誉为“边区农民的方向”。晋绥区民兵英雄张初元组织民兵“劳武结合”，战斗、生产两不误，延安《解放日报》称赞张初元是“劳力与武力结合的范例”。根据地的八路军官兵“又战斗来又生产”，利用战斗间歇开荒种地、纺纱织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减租减息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为根据地战胜严重困难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临汾战役时，解放军攻城突击队从缺口突入城内。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1942年春开始，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规模宏大的整风运动，使广大党员干部普遍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为克服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1945年春夏，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先后掀起了对日攻势作战，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8年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8年抗战期间，山西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以山西为中心，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三大抗日根据地，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山西建立华北战略支点的构想，支撑了华北乃至全国的持久抗战。山西作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之一，广大军民歼灭日军近7万人。山西人民踊跃参军参战，有60多万青年参军入伍，壮大了八路军的力量，山西党组织也得到了发展壮大，到抗战胜利时，全省已建立起20个地委、111个县委（含半边县），党员发展到15万人。与此同时，山西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大批抗日军民血洒疆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统计，山西抗日军民共伤亡276.4万余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新华日报》（华北版）总编辑何云、归国华侨女英雄李林、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政委陈光华以及坚持国共合作抗战的国民党将领郝梦龄、武士敏等一大批民族英雄，血洒黄土高原。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了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以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8年抗战中，山西各根据地军民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不怕牺牲、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艰苦奋斗，万众一心、敢于胜利，英勇斗争、无私奉献”的太行精神，它是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伟大象征，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决战决胜，解放山西全境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面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面积极准备内战。因此，抗战的硝烟还未散尽，内战的阴云又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各根据地军民“针锋相对，寸土必争”。1945年9月，晋冀鲁豫军区集中太行、太岳、冀南部队，发动上党战役，沉重地打击了阎锡山的军事实力，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中的斗争。

大同和平解放时，驻大同的国民党守军炮兵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

1946年6月，以国民党军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全面内战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反击。

从1946年6月至1947年1月，晋绥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等部先后发起晋北战役、大同集宁战役、闻（喜）夏（县）战役、同蒲铁路中段战役和临（汾）浮（山）战役、吕梁汾孝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向山西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4月至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等部发起晋南反攻战役，晋察冀野战军发起正太战役，解放了山西大片土地。与此同时，在暂时放弃区和边沿区的党组织领导地方武装和民兵进行了广泛的游击战，许多共产党员英勇牺牲。文水县云周西村年仅15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和寿阳县赵家垴村16岁的女共产党员尹灵芝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毛泽东在得悉刘胡兰的事迹后，为她亲笔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伴随着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山西各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村村燃起了焚烧地契的火光，户户响起了庆翻身的锣鼓，农民满含着欢喜的眼泪，领到了他们几辈子梦寐以求的土地证。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犹如暴风骤雨一般席卷了山西各解放区，广大农民获得土地之后，焕发出极大的生产、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情。毛泽东指出：“有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1948年三四月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从陕北赴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途经山西，沿途对山西的土改工作作了具体指示。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讲话中，第一次全面阐述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土地改革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结合土地改革运动，山西各解放区还开展了整党运动，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为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在思想上、组织上做了准备。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山西解放区的各项事业也得到了全面发展，人民民主政权进一步巩固，民主政治进一步完善，公安司法工作进一步加强，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新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初步形成。

解放军攻入太原绥靖公署。

1947年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从1947年10月至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在徐向前指挥下，“横扫千军如卷席”，先后取得运城、临汾、晋中、太原四大战役的胜利。1949年5月1日，大同宣告和平解放，至此，人民解放战争在山西取得了全面胜利。

山西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出色工作分不开的。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鼓舞下，人民群众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充分保证了前线的需要。广大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默默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有无数地下工作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可以说，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和地下工作者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人民解放战争在山西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同时，山西作为革命老区，承担着支援全国解放的任务，既是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重要战略基地，又是全国解放战争的前进阵地、重要兵源基地、后勤保障基地和干部输出基地。有30多万青年参军参战，数十万民兵、民工随军远征支援前线，两万多名干部北上西进南下，支援全国新解放区的开辟和建设。

从1924年山西党支部成立初期的不足10人到1949年9月全省党员发展到25万余人，山西党组织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幼稚到成熟，最终成为领导山西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坚强核心。在山西这块英雄的土地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任弼时、左权、邓小平、叶剑英、杨尚昆、彭真、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薄一波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党和人民军队的众多领导人在三晋大地上运筹帷幄，挥师决战，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或效命疆场、或尽瘁岗位、或就义刑场、或殉难囹圄，他们的革命精神彪炳千秋、永载史册！

（本站编辑：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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