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怀的教诲

发布日期：2016-12-21 00:13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穆欣

穆欣

很久以前，我就认识了林枫同志。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从晋西南到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我都在他领导的地区做新闻工作。那时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山西省委副书记、晋西南和晋西区党委书记、晋绥分局书记。解放战争期间，他从晋绥解放区率领一批干部到达东北沈阳，我从山西随军进抵西南的昆明，遥隔万里，难以相见。

本文作者，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兼人民画报社社长、总编辑穆欣（1920--2010）。照片来源：百度百科

建国以后我到了北京，1957年秋到光明日报社工作。这张报纸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以党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为宣传重点。当时，林枫正在北京，曾先后担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国务院业余教育委员会主任、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等职，从1958年6月起又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组成员。林枫长期主管教育工作。他一向重视舆论的作用，善于运用报纸指导工作，推动教育革命。我到《光明日报》工作的时候，正赶上“大跃进”和公社化高潮，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出现严重错误，许多事情大起大落，政策上也常朝令夕改，变幻莫测，使人感到迷惘。每逢在编辑工作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就去向他请教。尽管他的工作异常繁忙，对于每次提出约谈的要求，总是慨然应允，及时安排，亲切接谈，谆谆诱导，发表精辟见解。我所请教的难题，总能得到圆满的回答。有时看到我们报纸上某些报道或评论偏颇欠妥，他也主动地打招呼，提醒注意。

穆欣所著《林枫传略》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在进行教育改革。这个时候，许多人头脑发热，林枫却比较冷静稳重。他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缺点非常重视，从不讳言，总是认真对待并加以正确引导，及时解决。他对抑制某些错误倾向的发展，或为了纠正错误倾向而进行的调整工作都做出了贡献。

对于教育制度改革，当时有一种倾向，即学制尽量缩短，好像在时间上越短越好，而不考虑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林枫认为，教育是一个周期性较长的过程。“百年树人”，一切应从长远考虑。有许多人主张将小学到中学的12年学制缩短为9年，热衷于“中小学九年一贯制”的改革意见。有的负责同志一再表示支持。林枫则持保留态度，一直没有表态。1960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准备创办一所八年制医科大学，培养高级医学科研人员。有关同志就此设想向他请示，林枫表示坚决支持。他说：“现在我国教育制度改革主要是缩短学制。在办正规大学的同时，也要办些专科的半工半读学校，迅速培养一大批有文化的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但从长考虑，我们也要搞几所多学科的高级学府，学制可以长一些，学生人数可以少一些。精心教育，精心培养，造就一支有国际水平的医学科学队伍。医学科学院专家多，水平高，不少人有国际影响，你们办这样一个学校还是可行的，有条件的。”1962年，八年制的中国医科大学成立了。可是“文化大革命”中，它被当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遭到批判。

当时业余教育也出现了片面追求速度、追求数量和大哄大嗡的倾向，林枫及时提醒领导干部，应当保持冷静头脑。他曾当众表明，不赞成大哄大嗡、忽冷忽热和贪多求快的作法；主张业余教育要“细水长流，坚持经常”，要边发展边巩固；在时间安排上要采取“闲时多学，忙时少学”的灵活办法。关于正在兴起的职工业余教育，林枫曾向我们打招呼：“发动群众，‘一哄而起’比较容易，关键是要经常持久。”他说：“要强调业余教育经常化，大起大落、时断时续的现象要从根本上改变，要为生产服务，与生产结合。”当时农业中学的兴办与煞车、大起大落的现象尤为严重。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一阵风，农业中学大规模地发展；又是一阵风，全部下马。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引起林枫的注意，为此向教育部有关同志提出，农业中学不要都下马，即使有什么问题，也应当保留一些作为试点，以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同时建议教育部对这个问题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研究整个农村教育应当如何做才好。

有一次谈到高等教育的报道，他说：报纸对于新的东西、奇特做法、突出的东西，在宣传上要注意。抢先、耸人听闻，都不好；标题爱找文中最生动、最突出的东西，把消息本身都歪曲了。报纸标题要朴实，字号不要太大，“放卫星”的事情别干！记者不要去钻虚无飘渺的东西。实际工作、编辑工作的规律性要考虑，要注意报纸的教育作用和舆论的社会影响。学风、文风，报纸的影响很大。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对教育工作进行整顿的时候，林枫常就高等院校整顿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对我们指出宣传报道的方向。1961年初，我报根据在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会议上听到一些议论，对高等院校开学应注意的问题写了一篇社论，送请林枫审核。2月22日，他看过这篇社论稿样后对我说：这篇社论不能用，里面谈论的事情，都是内部开会提出的问题，有过议论，没有结论，公开发表不能解决问题，甚至还会造成混乱。你讲过去劳动多了，现在应该怎么办？他说：写社论，要找写得好的经验，结合消息写，一个个具体问题阐述，可以讲得透。一般讲，说不透。目前不能只是讲道理，而是从具体问题讲小道理。作文章，要摸几个问题，结合消息一个个地写。从调查典型出发，对实际工作有帮助。工作进行到今天的情况，要调查研究、钻研问题才能宣传得好。有些问题，做到了才说。比方中央要求所有课程都要有教材，下半年能够做到就不错了。目前在报纸上宣传，学生看到了，就伸出手来要教材，怎么拿得出？

“学校要相对地稳定一下，不断革命论要与革命阶段论结合起来。”他说：学校仍以教学为主，特别是全日制学校，要把这个分寸掌握住。科学研究不能过多，学校任务是培养有基础的科研人员，但要毕业出来能够动手。教学改革与学术讨论有区别。学术上的意见可以争鸣，今天可以否定昨天的论点。学校工作不能这样搞，不能今天这样搞，明天那样搞。

这次谈话结束时，林枫说：报纸上不要宣传尚未肯定的经验。如就总结几年经验发表言论，比较有把握，就是讲“八字方针”，巩固提高。对新奇的东西报道要慎重一些。当前要做的是，鼓足干劲，总结经验，提高质量。总结经验本身是发展的。能提高，有革命，不是保守的。宣传大的经验，要经过些批准手续。不要轻易宣传新的经验，成功的东西可以宣传。

另一次，1962年5月24日，林枫谈到总结教育改革工作经验问题，要求报道工作要细致、要具体。他说：高等学校教学的质量到底提高了，还是降低了？要做具体分析。政治思想提高了，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在课程上，“基础课削弱了”的看法比较普遍。目前强调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提高质量。教育工作不能乱吹风，特别在今天。目前有争论的，不是大方针的问题，而是具体方针、教育计划上的问题。我们在北京大学搞调查，很具体，非具体不能解决问题。各种课程，一直算到多少学时，非具体不行。就是具体解决怎么办？实际上，所有的学校都在解决，工作都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总趋势是发现问题了，想解决问题。要教育骨干，过去事情办坏了，除开少数坏分子，多数是好的，以为那么办是对的。纠正不对的东西，不能一棍子打下去，而是要他们提高。这个事相当艰难，几个月还是需要的，基本上把问题搞清楚。有些问题要把政策讲清楚，要耐心教育，少用棍子。领导上要担责任，不挫伤基层干部的积极性。最好的办法就是总结经验，训练干部。北京大学的骨干，大都是1956年毕业的学生，不能放松，要检查，使他们得到提高，不能一棍子打下去，不能太急。他还特别强调，经常要注意全面，避免片面。

教材改革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面。当时由于“左”的思潮影响，对于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教材，曾采取了不适当的“破字当头”和全盘否定的做法，一度出现了学生无课本、无讲义，教师无教学参考书，致使教学无所依据的不正常现象。1961年初统计，在北京的10所高等学校中，15%的课程什么教材都没有；85%的课程有教材（讲义或教科书），其中又只有52% 的学生能拿到教材。整个统计表明，这10所院校的50%以上的学生能拿到教材。其他地方的情况更为严重。各校急于解决这个问题，发动学生自己编写，情况较乱，不能保证教材质量。1961年2月，林枫在教育部召开的重点高校会议上，谈到教材问题的时候说：教科书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关系很大。办好一个学校，除了物质条件外，就是教科书和教员两个条件。最近二三年，大家积极性很高，有编了几十种教科书的。中央直接抓了两种高等学校的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有的学校，有的系，停课编书，自编自用，这个现象需要改变。不是每个学校每门课都要自己编教材，不要搞什么“献礼”。党的40周年也不要搞教科书献礼。没有新教材的，要赶快搞出来。

这次会后不久，中共中央书记处于2月中旬专门召开会议讨论编写教材问题。会后书记处即发出了专门指示，要求限期解决教材问题，并委托林枫负责筹划落实。他为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亲自做了大量的动员、组织工作，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听取意见，研究了教材的编写、出版、供应的分工和落实措施。其间，他一直本着对原有教材“未破不立”的原则，主张教材建设采用选、编、借的办法，首先解决教材的有无问题，再逐步提高教材的质量。在他主持下，经各部委、各地方和许多高等学校的同心协力，到8月，全国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等学科的530多个专业中，有70% 的专业编出了教材（包括课本、讲义和教学参考书）；中等专业学校的340个专业的90% 编选出了统一的教材，解决了秋季开学所需要的教学用书，基本达到了中央的要求。

有一次谈话讲到教材改革问题，林枫说：编教材也要“两条腿走路”。下面编书的积极性是好的，但不能随便推广。今后不要停课编书。编书要以教师为主，高年级的学生可以参加，一、二、三年级不能参加。要有领导地编撰。教科书、讲义，新的未编出来以前，旧的不应该废掉。不能随便破体系，一定要经过试验，大的变动要经过教育部、党中央批准。群众路线是要的，但是不能无领导。他指出：在教学改革的问题上，特别是在教材改革上，需要有一定的稳定性，要将教学改革、编写教材的工作与学术争鸣区别开来。现在各高等学校不但编书成风，而且每个学校、每门课程都自编教材，又年年修改，浪费大量的人力、时间，也显得非常混乱，影响到教学效果。

1961年3月2日，《光明日报》第一版头条新闻的标题是：《开展学术讨论，推动教学工作》，副题为《华南农学院昆虫教研组围绕“昆虫生态学”鼓励不同意见争鸣》。这条消息报道华南农学院昆虫教研组讲授的《昆虫生态学》牵涉到许多理论问题，不少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分歧；目前尚无教科书和参考书。学校党委决定以这门课为重点，发动全组教师集体备课，都在自己的科学研究项目中增添了生态学的部分，每隔两周进行一次学术讨论，鼓励不同意见展开争鸣，以此推动教学。其办法是，“每次讨论前，同教研组先对昆虫生态学中的关键性问题和本组教师意见不统一的地方，提出讨论题目，由大家相互介绍基本资料，分别阅读和准备讨论文件，然后进行充分的讨论……”

林枫看过这篇报道，当天晚上就打电话说：这个消息里面讲到教学改革、编写教材问题。这样的消息如何处理是个问题。几年来，教材每年都在修改，有的一年改几次，很不稳定。这同教学改革总在进行也有关系。我想，教材的改革要经常做，但是不能总在改，没个完。教材本来就不能年年改。最近摸教材问题，感到应该有个基本教材，每年做些小改是可以的；如果年年大改，今年否定去年，明年又否定今年，这样不好，教材需要有个稳定性……在高等学校里也要推动学术研究,开展学术争鸣,提高学生学术水平，但是要将教学改革、编新教材的工作与学术争鸣区别开来。学术争鸣的意见可以天天变，教材就不能天天改。

20世纪60年代初，林枫对在教育工作中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上耗费了大量精力。在高等学校调整工作上，他经常考虑如何正确地评价以往的工作，如何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他认为在克服缺点困难的时候，要把好的东西保留下来。陈旧的错误的东西要破，但是，本来要破1寸，你破3寸、破1尺就不对了。在纠正错误的时候，不要走回头路。现在总结经验，总有好的，把好的东西保留下来，不成功的去掉。但要得个教训：以后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利于继续前进。

“好像走路，走几步喘了，走慢些。”林枫这样形象地比喻当时的调整工作。他拿走路作比方，认为前进的方向是对的，过分超越了的地方应当后退。本来你是从天安门往西单去，结果走到复兴门了。怎么办？退回到西单就可以了，不应该退到天安门，更不应当退到东单。

这时，林枫和陆定一受中央委托，主持和帮助教育部制定《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六十条”）以及中小学的暂行工作条例。为了深入了解高等学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林枫亲自带领调查组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调查。当时因受“左”倾思潮影响，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这种说法颇有市场，在讨论高等教育的方针、任务和有关政策问题时，左的情绪常在会场上冒出来。林枫总是耐心地说服诱导。他说：“‘左’不比右好。右是错的，‘左’也不对。从‘左’边掉下去、从右边掉下去都是一样。不要有‘左’的情绪。”

1961年6月下旬，“高校六十条”草案制定工作结束后，我就教育整顿工作的宣传报道问题前去请教。林枫说：贯彻八字方针，有些要退，但要适度。进，打胜仗，队伍容易高兴；退，有问题，弄不好会乱。这种乱还是要设法避免，才对整个事业有利。报道要实事求是：有的正在解决中，或是已经解决了，或者正在研究解决。解决的办法公开登报时要慎重一些。有的学校采取的评比竞赛办法，没有把握的不要搞到报上去。过去对许多事情不是区别对待，而是一刀齐，一律推广。这样做，效果往往是不好的。

同年9月15日，中央将“高校六十条”公布试行。林枫说：目前对于教学改革的消息要加以掌握。实际工作还在做的时候，报纸上不要讲，先看看再讲，宣传上暂时不提。大改恐怕要有一个段落（这个话目前不要在报纸上说，怕有副作用），小改是经常的。

10月4日，在教育部召开的“高校六十条”座谈会上，林枫对这个条例制定的过程和意义，对以往我国高等教育工作的评价，以及在贯彻执行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做了精辟的讲述，指出在贯彻执行时要全面研究。转过年来，1962年初，林枫曾就这个条例的报道工作同我做过一次长谈。他说：要把贯彻“高校六十条”当作重要工作进行报道。当前教育部主要抓3个问题：一是加强高校领导核心和改进领导体制问题；二是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三是劳逸结合，搞好师生生活，在此基础上改进教学，稳定秩序。

谈到师生关系，林枫说：学生一定要尊敬老师，向先生学习。当然老师也要尊重学生。有人说，北京大学学生对教师的态度是：“一年级行礼，二年级点头，三年级微笑，四年级不理。”这样不好。课堂纪律也要整顿，有的学生在课堂上发问，问得老师下不了台，也不好。当然，学生可以提问题，师生间应当是民主关系。

林枫还就引导学生认真读书，谈到红与专的关系。他说：过去把认真读书说成“白专”是不对的。白与专没有必然联系。但是注意，毛主席提的是“又红又专”：“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工作方法六十条”）又要红，又要专，还是要这样。只专不红好不好？这个问题要分析一下，不要弄糊涂了。白，我们不赞成，有的老教师，要求他们通晓马列主义当然困难，他们愿为社会主义服务就好了，就算红了。青年和老年，党员和群众，要求应当不同。还有“老干部和老教师”的关系问题。老教授，红难；老干部，专也难了。两下结合起来，培养出又红又专的人，就行了。“高校六十条”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分开写，是高明的。学自然科学的对红不注意也不行。不要发展到“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牵涉到世界观问题。我们培养专门人材，为社会主义服务，也要有些政治觉悟才行。乱拔“白旗”、乱戴白帽子不对，但要提倡红，还是要培养又专又红的人才。在报纸上不要搞片面性。

林枫说：调整工作还要继续搞。以调整为中心，有些战线要缩短。刘少奇说，调整要说真话。只要不泄密，把形势告诉大家。过去办多了、办错了，就认错。为什么撤销？“用不着了”，原来以为对，没看准。在纠正错误的时候，也要防止“丧失信心的鬼”。拿教育工作来说，现在与1958年比，已经有了许多经验。经验是无价之宝。陶醉于成就，总结不起经验；丧失信心，也看不到经验。认真总结，调整后会有个大发展。

1964年2月13日是农历春节。这天毛泽东邀请一些人在人民大会堂座谈教育问题，并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春节谈话”。林枫参加这次座谈会，并在会上说明了他对教育革命、教学改革的设想：现在到27岁才工作，将来经过教改，二十三四岁走上工作岗位是可以的。7岁入学太晚，可以提前为6岁。大学可分三种学制：六年主要是医科，五年是理工科，四年制文科。多数大学四年就行了。城市中学也分两种，一种升大学，一种是中学毕业后专科两年就业。关于课程设置，林枫说主要是不集中，好些课程从小学到大学反复学好几遍。课程可以集中合并一些，门类要少一些，内容要少而精，考试也要少。会议决定中央成立一个以林枫为首的9人学制研究小组，主要研究学制、学生负担过重问题。会后，毛泽东于3月10日在北京铁路二中校长《关于减轻学生负担的意见》报告批示中提出“让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教育方针。3月中旬，教育部召开高等教育工作会议。林枫讲话时指出：教育工作与其说是处在转换阶段，不如说是向更高发展的一个阶段。他对在春节座谈会上的发言做了发挥，在有些问题上又有进一步的探索。这次会后，3月31日，他又约我去谈宣传报道问题。最后谈到思想方法，要在宣传报道中反对形而上学。他说：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在教育工作上搞出自己的一套，形成自己的一套。前几年热气高，这几年冷一冷，是必要的。这并不是走回头路。全部肯定，是形而上学的，没有进步；全部否定，又没有希望了，也是形而上学。

当时《光明日报》经常开展学术讨论。林枫既关注我们的教育报道，也很注意这些学术讨论，鼓励我们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他曾多次提醒我们，报纸要在学术讨论上努力，大有文章可做。只要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争鸣起来，满有味道。学术争鸣是促进学术繁荣的根本方法，应当鼓励争鸣。只许一花独放，一家独鸣，是会僵化的。学术上的意见可以自由争鸣，对与不对，展开讨论，鼓励争鸣。但要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有的地方把学术讨论搞成政治批判，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甚至有死了人的。这样的学术讨论效果也不会好，要非常慎重。

我同林枫的交往前后持续十年，直到十年浩劫开始，我们先后都曾被林彪、康生、江青反革命集团投入秦城监狱。回想起来，那时在“左”倾思潮泛滥的情况下，林枫对于这些有关文教工作的重大问题，冷静地坚持正确观点，是不容易的，既需在认识上有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又得有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怕鬼”的胆识。改革的历史已经证明，他对于上述一系列问题的见解是正确的。他在十年浩劫中饱受林彪、康生、江青反党集团的残酷迫害、折磨，已于1977年9月29日含冤而逝。我和当时在《光明日报》工作的同志，时常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缅怀这段深受教益的交往。他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大贡献，更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也不应忘记的。

林枫同志离开我们已经30年，2006年9月30日欣逢他的百岁华诞，谨此向他表示衷心的敬意，寄托不尽的思念。

作者穆欣：（1920--2010）河南省扶沟县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国际新闻社及新华社特派员，在军队和地方从事新闻工作；建国后曾任光明日报社党组书记、总编辑；“文化大革命”后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兼人民画报社社长、总编辑。主要著作有：《陈赓大将》《邹奋韬》《续范亭传》《关向应传》《林枫传略》《晋绥解放区鸟瞰》《晋西南抗日根据地漫记》《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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