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深切怀念我的良师---林枫同志

发布日期:2016-11-30 11:45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高沂
——纪念林枫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2006年是林枫诞辰100周年,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深切地怀念他。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丰富多彩一生的精神遗产、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将永世长存。
    我已92岁,回顾一生经历,除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较大的冲击外,总的说来是顺利的。这得益于每个阶段都碰上了好的领导。他们都是我的榜样。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我从中吸取了营养,在潜移默化中获得了进步。林枫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全国委员会主任高沂
    我是山东沂蒙山区一个农村的孩子,幼年家贫,在长兄有了工作后,资助我读完高中,打下良好的教育基础。这个时期形成了我强烈的爱国意识。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奔赴延安,投身革命。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央决策“南守北进”。1945年10月我随中央青委蒋南翔率领的五四青年队,从延安出发,历时3个月,于1946年1月到达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所在地, 即现在吉林省海龙县。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长的林枫给我们做了一次关于东北形势的报告,这是我第一次见他。
    他在报告中说,东北3000万同胞14年来受尽了当亡国奴的苦难,我们从关里来的干部,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教育群众、发动群众。东北虽然光复了,但还存在着我们和国民党的斗争,要使群众了解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了解我们共产党,逐步破除人民群众中的盲目“正统”观念,站到我们党这方面来。我们同国民党的斗争,归根到底取决于群众的觉醒,只要得到群众的拥护,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立于不败之地。大家要丢掉幻想,不要留恋城市,而要深入农村,深入基层,做好群众工作,切实为群众谋利益。听了林枫的讲话,使我们这些刚到东北的同志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1946年初,我被分配到吉辽省委辽北分省委工作,以后又调到辽宁省委工作。1948年秋,辽宁省撤销,我被分配到辽北省委。没有几个月,我奉调去东北局,11月到了哈尔滨,东北局组织部就把我介绍到东北行政委员会。沈阳解放,我又随东北行政委员会的专列到了沈阳,等待分配工作。一天林枫亲自找我谈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像我这样的干部,按常规,分配工作由干部部门谈话就可以了。
  1953年,高沂任林枫同志办公室主任时期,在沈阳三经路60号宿舍前与儿女合影。  
    那次,林枫给我的突出印象是平易近人,非常谦和。他询问了我在辽宁工作的情况,和对今后工作的意见。我向他简要地做了汇报,并申述了想去基层工作的愿望。林枫耐心听完了我的意见,说他理解我的心情,这一下子消除了我的拘束感。随后他循循善诱地给我讲机关工作的重要性,说从关内来的近两万名干部,相当多的人到基层去是必要的,但东北全境解放了,领导机关也必须充实,希望我留在机关。他的一席话,深深地触动了我。我接受了他的意见。最后他说:看来你这个同志还是讲道理的。
    他先后让我在研究局、办公厅、民政部等单位工作,时间都不长。我才体会到这是让我熟悉各方面的工作,同时也是观察和了解我。1950年10月,我调到林枫办公室。后来郭明秋告诉我,当时调我来东北局是原辽宁省委书记白坚向林枫推荐的。从这时开始直到1954年大行政区撤销,我在林枫身边工作了近5年。
    这一时期林枫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第一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分工主管农业,包括农、林、水,还分管民政、教育、司法、合作社、荣誉军人管理委员会、统战、外事,总之除了计划、财贸、工业、商业外,几乎包揽了政府部门的所有工作。
    我到林枫身边工作时,适逢东北全境解放,许多工作走在全国的前头,而且多是开创性的。现在许多人不了解这段历史,林枫自己也不去争这些,加上他去世太早,致使他在这方面的许多功绩不为人所熟悉。
    东北解放后,为了让人民当家作主,东北局决定,在林枫主持下,于1949年8月召开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东北人民政府,基本上是继承了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的做法,根据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民主建国思想,广泛吸收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参加政府工作。会议选举高岗为主席,李富春、林枫为副主席,曾当过张学良的秘书、著名的民盟领导人高崇民老先生也当选为副主席。部长中,民主人士有文化教育部长车向忱、东北邮电管理局长陈先舟、司法部长高崇民等。他们都是有职有权。在我看来,那时政府的工作很有朝气。三三制的政权:共产党三分之一、民主党派三分之一、无党派三分之一,这种制度具有很多的优越性。
     成立民选的东北人民政府之后,各省市也先后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成立各省市民选政府。林枫曾派我去哈尔滨参加会议。会上,各界代表毫无拘束、畅所欲言,对政府工作提出了许多意见和批评。返回沈阳后,林枫认真听取我的汇报,认为会开得好。
    各民主党派在东北都设有分支机构。但当时有一种说法,叫“东北特殊论”,说伪满时期,东北没有什么大资本家,也没有什么著名的民主人士,没有统战对象。林枫并不这样看。他认为统战工作非常重要,是联系和团结广大党外群众的重要渠道,通过这些党外的代表人物,可以广泛听到人民群众的呼声,从而最大限度地达到人民内部的团结。他兼任统战部长,和各党派领导人相处亲密无间,互相尊重,并通过这些领导人去做各方面人士的工作。这就有利于在东北形成很好的、非常稳定的政治局面。
    1948年东北局进沈阳之前,周恩来设法把在香港的许多民主人士秘密接回到东北解放区,路线就是香港—上海—大连—哈尔滨。哈尔滨有个马迭尔旅馆,住过许多民主人士,林枫都要亲自一一上门拜访,结识了许多朋友。时至今日,60年过去了,健在的亲历者还念念不忘这些事。
     东北土改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但仍使用旧式农具,影响生产。林枫根据东北农村实际情况,抓改良农具,推广双轮双铧犁,效果很好。林枫还力推改良马种,从苏联引进挽力大的优良种马,其中有顿河马、阿尔顿马,并在铁岭等地建立了几个种马场,除自己繁育还为群众配种。这就促进了东北马种改良。
     东北土改后,就开始试办互助组,1951年互助组发展为农业初级社。有些地区领导一度头脑发热,违反了自愿原则,一哄而起,发展过快。对此,林枫非常关注,认为一定要尊重群众的意愿,办一个,巩固一个,“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林枫还要我派人去辽阳县农村,了解实际情况。我派了一位叫王吉章(后来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的年轻秘书到一个村子去摸清情况。王吉章了解到许多群众入社是被卷进来的,并不是自愿。因此,他与群众商量,凡属这种情况,愿意留的就留,不愿意留的就可以退社。处理完这件事返回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东北日报》上,有利于东北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
    林枫抓军垦、创办国营农场,早在1947年就开始了。东北第一个国营农场,叫赵光农场,就是在林枫亲自指导下,在黑龙江省通北县成立的。当时林枫亲自找周光亚谈话,派他到通北办农场,并派魏震五协助。后来一些部队集体转业,利用东北土地辽阔、土质肥沃,就创办军垦农场,5个军官教导团,搞了5个农场。为了加强领导,又专门成立了国营农场管理局,并先后由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部、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直接管辖。林枫的一个秘书韩乐风曾被派到国营农场管理局任副局长。这些农场为国家提供了大批粮食,也为农业集体化创造了经验。
    建设抚顺东部浑河中上游的大伙房水库,是林枫于1953年提出的。他曾多次实地察看,还亲自领导并指导设计、规划。林枫调离东北之前就敲定了设计方案。林枫到北京工作后,还和朱德、董必武于1959年6月一起回到东北视察这个水库。大伙房水库于1958年建成,至今还发挥着很大效益。
    为了治理风沙灾害,林枫提议建设防护林带,并亲临现场,找专家座谈,亲自指导规划。最先建成的是西满防护林带,他离开东北时,防护林已大体连成一片了,以后又向西延伸,形成了三北防护林体系。70年代,东北林业局的负责同志专门到阜外医院来看望他,并告诉他:林子里有黑瞎子(狗熊)了。他听后高兴极了。
    林枫狠抓农业生产,使粮食产量年年增加,到1952年,东北粮食总产量就达到2000万吨的历史新纪录。粮食丰收,畜禽就发展,甚至出现肉、蛋生产过剩,发生了销路不畅的情况。为此,林枫专门召开东北土产会议,要求搞好流通渠道,打开销路,增加军需,扩大出口,进一步促进东北生产发展。
    东北光复后,对伪满教育必须加以改造。1946年,林枫主持制定的《东北各省市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纲领》,明令废除日伪法西斯奴化教育,进行民主教育,并普及国民教育,保障教职员与贫困学生的生活。他还主持成立了教材编审委员会,签发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改造学校教育的指示》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关于中等教育的指示》等文件,对废除旧学、发展新型民主教育起到了推动与行政保障的作用。林枫很重视基础教育,在沈阳北陵公园附近办起了新中国第一所实验学校“东北实验学校”,由东北著名的民主人士、老资格的教育家车向忱任校长,让郭明秋辅助车老工作,任该校副校长、党支部书记。这就是现在的辽宁省实验中学。
    伪满时期,东北没有一所像样的大学。解放后,新建了东北行政学院、东北工学院、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大连工学院等等,这里都凝结着林枫的大量心血。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东北人民政府直接担当了支前任务,而支前的大量具体工作都落在林枫肩上。我们这个东北人民政府林枫主席办公室,一天24小时值班,支前的事一刻也不能耽误,如有急事,即使是在深夜,也得把林枫叫醒。例如:战争开始,需要加工炒面供应前方,这件事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并不容易,如动员各机关安装露天锅灶、调运粮食、粗粮细粮搭配,以及如何保质保量按时运到前线,这是一个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林枫过问。
    朝鲜战争爆发后,东北要修建一批飞机场,专门成立了机场修建委员会,林枫把周秋野调来专门负责这件事,并让李涛、刘鹏等好几位省部级干部参与此事。机场选址,查勘,林枫都亲自参加。1951年春天,我曾随林枫去丹东(当时称“安东”)检查工作。他乘坐的公务车正停靠在丹东火车站,刚好碰上美国飞机轰炸丹东,炸弹爆炸使火车猛烈震动,车站边上的山石飞滚而下,由于我们及时躲避在桥洞底下才幸免遇难。战争中,美帝国主义向东北地区投掷细菌弹,林枫冒着危险亲自前往各处查看,现场了解情况,搜集物证,向世界人民揭露美帝国主义的罪行。他多次赴医院慰问志愿军伤病员,使伤病员感受到了祖国母亲的关怀与温暖。
    抗美援朝期间,中朝边界(我方为临江,朝方为中江镇)一直开放着,不断有朝鲜妇女、儿童、负伤的军人、病人和朝鲜党政军领导人的家属、子女,包括金日成的家属等都涌入东北,繁重的安置工作需要一一落实。那时朝鲜驻东北代表机构,事无巨细,也不分昼夜,有事都去找林枫。林枫都随时接见,热情接待,及时答复和解决他们的问题。为此,林枫的秘书韩乐风累倒了,不得不住院治疗。
     金日成首相为了感谢东北同志,还专门送来了朝鲜的苹果和梨等礼品。停战之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劳动党以及朝鲜人民军高级领导人崔庸健、金光侠等多次访华,每每都要见见林枫。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领导人彭德怀、邓华每每回京路过沈阳,都来看望林枫并且长谈。
    林枫是我党一位杰出的领导者。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原则性,为人处世总是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真正做到了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不谋私利。
    在高岗领导东北局的时期,林枫的工作处境是不很顺畅的。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虽然朦朦胧胧有些感觉,但并不清楚。高岗排斥、打击林枫不是在某个具体问题或个别问题上,而是用个人、小集团的宗派观点,把林枫视为异己,在工作、生活等方方面面上制造困难,搬弄是非,有时甚至指桑骂槐地公开打击。也曾有这样的流言:林枫是刘少奇的人……这是在党内无原则地以人划圈。
     林枫为人非常厚道,从不在背后议论他人的是非、短长,哪怕是个人受到委屈和误解,也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这一点特别令人佩服。
    1953年在北京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揭露了高饶的问题。会议文件注明“首长亲拆”,所以会议期间我还蒙在鼓里,只是会议结束回沈阳时,林枫才对我说了一句:高岗犯错误了。高饶事件使我感到十分震惊!我困惑不解,这些高级领导干部,何以走上反党的道路?而林枫严守纪律,不向别人透露不该透露的事情,历来如此。1954年春天,周总理、罗瑞卿到东北局召开高干会传达高岗问题,许多干部为林枫抱打不平,以为林枫这回能出出这口恶气。可林枫首先检讨了自己,党内外许多同志、朋友都说林枫具有常人所没有的博大胸怀。
   东北局高干会上总结经验时,林枫说:党性不强就要犯错误。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应当从高岗的问题上取得教训。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最根本的问题是党性,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把个人利益摆在党的利益之上了,那末他的职位愈高,出的乱子也就愈大。我们大家都要认识到,一个共产党员的荣誉是党和人民给的,如果他离开了党,离开了人民,他就一钱不值。
    林枫好学深思,《二十四史》看过两遍。他古文底子好,现代的文艺作品也常看,工作之余总手不释卷。他的特点是老实忠厚,不苟言笑,无论什么场合,讲话总是简短、精练。他从不随便提口号,唱高调,做人、做事朴实无华。他要求写短文,常说:言多语失。
    那几年我随林枫走了东北许多地方,从中体会到他对自己桑梓的浓厚感情。无论是水灾地区,还是黑龙江林区,无论是-40℃的严寒,还是三伏天的酷暑,哪里有问题、有苦难,他就到哪里去。他总是风雨无阻辛勤工作。
    林枫很有长者风度。在晋西北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也都这么评价。那时工作人员流行对外把自己负责的首长代称“老头儿”,一是对外人保密,二是简称。在我们这儿,大家背地里都亲切地叫他“好老头”。其实那时他也不过就40多岁,可见他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
    我有幸在林枫身边工作多年,从他身上学到很多,让我学会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他既是我的良师,更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领导者。林枫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含冤去世,我深感痛惜!但林枫的丰功伟绩,他坚强的党性和高尚的情操,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作者:曾任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林枫副主席办公室副主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全国委员会主任。

    照片提供:林枫三女儿林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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