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胸怀如海 正气凌云—回忆林枫同志

发布日期:2016-10-19 11:08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顾卓新
 顾卓新
    林枫同志离开我们几十年了,岁月易逝,但他那忠厚长者的风度、安详亲切的身影和感人至深的凛然正气,却永远留在和他一起战斗、工作过的干部们心中,成为大家效仿的楷模。在当前全党大力端正党风,群策群力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下,学习林枫坚持真理、顾全大局、严于律己、光明磊落的崇高精神,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奋斗中,林枫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杰出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形象。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的心深深扎根于劳动人民的土壤之中,对党对人民怀着满腔热忱。为顾全大局,他忍辱负重。为人民的利益,他可以忍受一切委屈和牺牲。直到今天,他的光辉形象,仍然留在人间。
   我和林枫是l931年在中共北平地下党一起工作时相识的。1931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恢复北平市委,我被任命为市委书记。这一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引发了全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北平市委当即全面出动,发动各大学、中学,各界市民也都行动起来。不久原在沈阳的东北大学迁至北平。广大师生悲愤的抗日激情,更引起北平以及关内各地群众的同仇敌忾,纷纷展开宣传、联络、募捐等活动。到10月,运动向两个方面深入和扩大。一是酝酿各省市的联合行动;一是矛头直指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政权。中共北平市委提出了‘反对日本侵略者进攻东北’、
‘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反对哭诉国际联盟’、‘开放群众、武装群众,对日宣战’、‘收复东北,保卫中华民族’等口号。运动的高潮是北平学生群众发起南下请愿示威。12月初,由北大、清华、燕京及刚刚从东北迁来北平的东北大学等校的数千大中学生,组成‘北平各校学生南下示威团’聚集在北平前门火车站,要求开车直赴南京,向国民政府示威。国民党当局恐慌万状,急令封锁铁路,不许机车开动。学生们遂进行卧轨斗争,使整个铁路瘫痪三天三夜。这时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都亲到车站,直接指挥运动,并组成临时党团,我任党团书记,党团成员有林枫、陈沂、薛迅(女)等共5人。林枫当时已是中共北平大学工学院支部书记。他的公开身份是北平大学工学院代表,参与领导了这场为抗日救国、反对南京政府不抵抗主义的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的斗争。这一年他刚刚25岁。工商各界同情支援学生们的英勇行动,派代表到车站慰问,捐献大量食品及棉衣毛毯。国民党当局无奈,下令铁路准予开车,斗争取得胜利。3个专列,浩浩荡荡南下,万众欢腾。路过天津时,又有成千学生参加南下,气势更盛。学生们到南京后,蒋介石拒绝接见,但派代表出来接见学生代表,答应开放反日运动,释放被捕学生代表,对日提出严正交涉等。当时,我在前门火车站第一线负责总指挥,林枫等率示威团南下。
    1945年日寇投降后,我即调往东北工作,直至l954年大区撤销,我们又在东北共同工作达9年之久。我与林枫直接接触最早、最多,了解最深。在他遭受迫害、病重临危时,我几次看望。最后一次,他已不能言语,但仍目含深情,紧紧握手不放,那情景使我至今难忘。
    纵观林枫的革命生涯,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里,还是在建国后的各项工作中,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时,他总是十分稳重,从实际出发,经过深思熟虑,坚持正确的原则和立场。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再看林枫的过去,对这一点的体会就更深了。在革命发展的道路上,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过左的倾向一再发生。当一种潮流迅猛袭来时,林枫不是随风摇摆,而是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执行中央确定的路线和工作方针。他不愧为一个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领导者。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及时调整了全国的战略部署,争取东北在当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了利用国民党军队尚未大批进入东北的有利时机,使我党尽可能多地控制东北,l945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明确指出,只要我们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根据这一战略方针,党中央先后派彭真、陈云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20人,率两万多干部和10万大军进入东北。林枫奉中央l945年8月l9日电令,率延安抽调的15OO名干部及晋绥近500名干部,9月22日从晋绥兴县出发,不顾路途艰险,气候严寒,以最快速度,进入了东北。大批干部及时分赴各地开展工作,使我处于有利地位。但东北情况十分复杂,形势发展瞬息万变。l945年11月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集中5O万大军向全国解放区和东北大举进攻,陆续攻占山海关、锦州等地。鉴于东北局势的严重性,中共中央调整了战略部署,于l2月28日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林枫牢牢掌握着七大的精神,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发动广大群众,建立人民武装,为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做了巨大的努力。
    在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东北的广大农民群众,这是我党我军在东北站稳脚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东北人民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伪满汉奸及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苦难深重。由于14年来日本在我东三省施行殖民地奴化教育,国民党又进行反共、反苏、反人民、吹捧蒋介石的欺骗宣传,给我们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带来很大困难。面对这种情况,林枫坚持毛泽东所倡导的群众路线,反复教育广大干部:在东北,我党的任务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一任务的重心,就是大力发动农民群众,建立人民武装,扩大我党的影响。林枫认为,东北农民一经发动起来,其革命性是很强的,打仗是非常勇敢的。
    在发动群众的工作中,林枫能够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提出任务,而不超越群众能够接受的程度。在我们进入东北的初期,有些地区照搬老解放区减租减息的经验,想通过减租减息来发动群众。实践证明,当时提这样的口号为时过早,因为当时东北农民迫切要求的是清除压在他们头上的汉奸、土匪、恶霸三大势力。因此,搬开压在群众头上的这三块大石头,成为发动群众跟共产党走的关键。林枫从东北局提出的 “反奸清算、剿匪反霸”入手,再进行减租减息的策略步骤,实事求是地引导群众工作的开展。
    党中央1946年发布“五四指示”以后,东北解放区和各解放区一样,反封建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起来。l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制定,进一步推动了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这是我党在短短的三年中,在东北取得全胜的基本条件,而这时土地改革也出现了一些偏向,如:鼓励农民进城挖地主、富农浮财;乱打人、杀人;片面强调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而侵犯中农利益;侵犯城镇工商业等现象。当林枫发现这类问题时,亲自到牡丹江、安达、昂昂溪、绥化、佳木斯等地调查研究,根据中央的土地改革政策,和过去的土改经验,及时纠正了“左”的倾向,保证了土改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为正确地掌握政策,使东北土改运动顺利发展,他特别重视研究在阶级划分问题上东北与关内不同的特点,十分注意掌握中农、富裕中农、富农以及佃富农的界限,反复与省、地、基层的工作人员讨论研究,从而得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
    关于城市政策,在东北地区一部分刚解放的城市中,我们一些干部出现了“东北特殊”、“东北要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等错误认识,甚至有人将一些干部正确执行党的工商业政策的作法斥之为“总是关心资本家的利益”。一时间,农民、工人进城挖浮财,以及破坏工商业的情况非常严重,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城市正常经济生产、生活。可是有人认为“左”得还不够,还要反右。林枫冷静地指出,这些地区的工作“不是右而是‘左’了”,这样搞,是乱了自己,等于自杀。他曾经非常明确地对当时在哈尔滨市工作的干部讲,在这些问题上要多听一听,多想一想,要坚定地按七届二中全会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精神办,不要怕别人指责。林枫的鲜明态度,给当时一些坚持正确方针、路线的干部以有力支持。他在前后几个时期都一贯坚决抵制“左”的错误倾向,不怕别人指责他右倾,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东北全境解放后,林枫分管东北政府工作。在农业、文教、 司法、民政,以及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等重任中,他总是牢记中央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并据以确定某项工作的具体政策和做法。如农业生产,他既重视大面积地推广使用改良农具,又重视国营农场的建设和示范作用。教育问题上,l95O年他指出,短期训练班还要办,但光办短期班不行,必须重视年限较长的学校教育,培养各种高级专门人才。总之,林枫以高度求实精神,始终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他这种思想作风上的特点,广大干部和群众是不会忘记的。
    许多干部在谈到林枫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认为他是一位胸怀开阔、大度能容的领导者。在他的领导下工作,都感到心情舒畅。他善于团结人。不论是来自什么地区、有过什么样经历的干部,只要为革命走到一起,林枫总是把他们看成一家人,充分支持、信任,放手让他们工作。第一次见到他,大家都有一见如故、可亲可敬的感觉。在涉及到两个地区、两种建制合并的问题时,更体现出林枫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的共产主义者的胸怀。原在晋西北地区工作的干部,对这一点的体会尤深。晋西事变以后,林枫率晋西南区党委转移到晋西北,两个区党委实行合并,林枫一直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两个党委的干部关系十分融洽,没有亲疏内外之分,没有地区观念。许多干部回忆起那段时期,都感到是党内生活的“黄金时代”,这些都是与林枫的作风分不开的。
    在处理问题时,林枫能够从大局出发,启发所有的干部看到大目标,认识到革命事业的整体利益。当时晋西北是个贫困的地区,地方上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出口外,女人挖苦菜。”在晋绥分局和林枫的倡导下,晋西北根据地军民千方百计地发展生产,实现了自给有余,并且支持党中央、支援陕北革命根据地许多物资经费。但有的人想不通,认为上交得太多了。林枫经常语重心长地教育大家,全国革命事业是一盘棋,没有党中央的领导,就不会有晋绥根据地的存在,为了抗战胜利,勒紧腰带也要支持中央。对两个区党委的干部,林枫不分亲疏,而且更严格地要求晋西南的干部,要讲风格,团结一致,注意搞好两地干部的关系,不分你我,团结奋斗,才能把晋西北根据地建设好。当工作中出现问题时,林枫总是首先承担责任,不把责任推给别人。因为有这样的领导者,晋绥地区党风正、讲大局、讲团结,根据地建设获得很大发展,受到中央的赞赏。
    林枫经历过多次党内斗争,有时他处于一个地区的主要领导岗位,有时处于被领导地位;有时顺境,有时逆境,但他始终都以党的利益为重,有很高的党性,把个人得失置于脑后。他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保护党的干部。在高岗主持东北局工作期间,大搞“一言堂”、“顺我者昌,逆我者压”,把东北当作独立王国。一些正派的干部遭到不应有的打击。在这种艰难复杂的情况下,林枫坚韧镇定地维护党的利益,不说无原则的话,不做无原则的事。涉及到党内争论,他不卑不亢,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同时尽量照顾大局,照顾全党团结。林枫不但自己正确对待党内斗争,同时教育干部要有分析头脑,不能把党内斗争看得太简单了,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团结同志。当他对高岗错误有所察觉时,一方面对领导层的分歧争论守口如瓶,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另一方面他要求在自己身边工作的干部办事、待人都要从正确原则出发,不为各种现象所迷惑。在七届四中全会上,高岗的问题被揭露出来,林枫只是在会议结束、返回东北的火车上,才简单地对身边工作的干部说:“高岗犯了错误。”
    在对待和处理有不同意见、并被历史证明犯了错误的人的时候,也充分体现了林枫的无私和海量。高岗事件之后,一些曾受过高岗压制打击的干部有怨气,这是可以理解的。林枫认为,既然高岗的错误从根本上讲是破坏了党性原则,那么我们处理高岗问题就必须按党性原则办事,绝对不能违背党性的原则,特别是处理干部问题更是这样。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干部,都亲身体会到林枫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片真诚。对个别反对过自己的干部,林枫也没有借机报复的想法。即使是错误严重的干部,也绝不一棍子打死,而是安排适当的工作,给予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为人民工作的机会。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尤其是“文革”中大量迫害干部的历史教训,更显出林枫在处理这些事情上的正确与无私。
    林枫对于党外民主人士也同样以宽阔的胸怀,团结、关心他们,真正做到了周恩来说的“……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当成党内干部一样来看待”。东北解放后,有人借口东北特殊,有忽视统战工作的倾向,不重视上层民主人士的团结工作,林枫反对这种“特殊论”。他在兼任统战部长时,坚定地执行中央的统战政策。他自己更是十分尊重、关心党外民主人士,也经常教育干部这样做,虚心向党外人士学习,绝不能把他们当外人。有一位海外归来的民主人士,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去看望林枫,因林枫外出,没有见到。事后林枫派工作人员向那位民主人士道歉,自己又专门拜访了他。林枫经常从政治上关心党外人士,亲自主持东北著名民主人士的政治学习。车向忱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在东北以及全国教育界都很有影响。有一位党员以粗暴的态度对待他,车老非常气愤,流了泪。林枫知道后,马上派人去做工作,语重心长地说:“国民党的气,车老能受,共产党的气,他就受不了啦!所以要帮助车老解疙瘩。”由于林枫待人以诚,厚重朴实,一些民主人士非常信任他,尊他为良师益友。在林枫热情帮助和鼓励下,东北的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如高崇民、阎宝航、车向忱、徐寿轩、宁武、陈先舟、巩天民等,都积极靠拢我党,都在政权建设、恢复经济、团结各阶层人民群众、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中,做出了贡献。
    林枫是关心爱护干部的典范。无论白色恐怖,还是革命根据地以及解放后的年代里,他都非常重视干部的培养、教育,关怀干部的成长。干部是革命事业的宝贵财富,真正的革命家,应该善于团结干部、关心干部,林枫正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凡是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干部,无不认为他是一位忠厚长者,是可信赖的领导。在他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绝无后顾之忧。
    林枫对干部的关心,首先表现在思想、政治上。他无论在哪里工作,都重视对干部的培训。有条件的情况下,设立党校,自己亲自上课。他在担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期间,从最初起,就认真研究办校方针,亲自拟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并不断督促检查。他吃住都在党校办公大楼内,亲自关心学员们的思想状况和生活条件,有问题就及时解决。他强调学习理论的重要性,认为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和思想水平不是天生的,必须经过长期的实践和学习才能提高。他自己就是学习的模范。他平生最大的爱好便是“读书”。战争年代,凡是能找到的书,他都看。他通读了《二十四史》和许多古籍,遍览中外文学名著,因此他学识渊博,博古通今,能够自如地引经据典说明问题。
    当发现干部在执行政策上发生问题时,他不是简单地教训人,而是耐心地启发、诱导,既纠正了偏差,又提高了干部的思想水平。林枫对待干部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谨慎。他常说:再好的刀口药,也不如不拉口子。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林枫总是立足于挽救和教育。他常说:干革命多一个人总比少一个人好。凡是和他谈过话的干部都深深被他那种待人以诚、诲人不倦的精神所感动。林枫受到广大干部的爱戴,还和他平易近人、与群众同甘苦、绝不谋取个人特权的优良作风分不开的。在晋绥根据地,他把朋友从敌占区带给他的药品,送给患重病的干部;在敌人封锁、物资粮食短缺的岁月里,他和广大干部群众一样吃黑豆,挖野菜;每逢干部集中开会的时候,他每天傍晚与大家一起在河边散步,既了解工作情况,又熟悉了干部。在东北解放区,他经常与干部谈心,帮助解决他们的各种问题。哈尔滨大学的房子被国民党特务纵火烧了,他亲自去慰问,并拨款救济。为了改善东北农林业落后的状况,林枫领导了东北防护林建设和农业科技工作。他决定每一件事,总是不辞辛苦,彻底把情况弄清楚以后才下决心。他亲自主持制定的抚顺大伙房水库、西满防护林带设计方案,莫不如此。在他调中央工作后多年,仍不断关怀询问西满防护林带的管理和生产情况,寄予很大的希望。
    就是这样一个受到尊敬,为革命奋斗了半个世纪,为人民立下丰功伟绩的老共产党员,卓越的国务活动家,在林彪、康生、“四人帮”等横行的日子里,被强加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肋骨、左臂被打断,并带伤连遭批斗,在关押中受到非人的折磨。就是在这样的摧残、迫害下,林枫仍然思考着党的前途,人民的命运,关怀着革命同志和老部下。他的心和全党、全国人民一样,经受着痛苦的煎熬。“四人帮”被粉碎了,他和全党、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但这时他的身体已经难以支持了,甚至连说话都没有力气,只是深情地凝视着同志们和自己的家人,仿佛有千言万语要叮嘱,又仿佛要倾诉自己对同志们的无限希望。他就这样默默地忍受着个人的委屈,离开了人间,离开了终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他的崇高理想,坦荡宽阔的气魄,朴实无华的作风,是永存的。林彪、康生、“四人帮”摧毁了林枫的肉体,他的精神是永远不会被摧毁的。
   林枫同志以他的丰功伟绩和崇高的人品,在党和人民中永生!

    作者:(1910–2002)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曾任代理北平市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曾任齐齐哈尔市委书记、嫩江省政府副主席、嫩江省委副书记、书记;解放后曾任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人民经济计划委员会代理主任、东北局委员;1954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63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1977年任安徽省委书记;1982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中共八大、十一大、十二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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