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啊，他那坚强的党性

发布日期：2016-11-08 12:50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秦穆伯

秦穆伯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个月灭亡中国，并迅速入侵山西。当时八路军3个师：一一五师、一二0师、一二九师全部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前线，抗击日寇侵略。平型关大战，歼灭日军板垣师团一部，我军威震中外，山西革命形势尤为高涨。1937年九十月间，党中央、北方局决定：以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为主，辅之以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依托五台山、管涔山、吕梁山、太行山，努力开创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长期全面抗战的方针。并指出：经过长期全面抗战，才能收复山西和华北以及所有失地。日寇占领太原之前，1937年11月8日，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后撤到晋南临汾。那时，林枫是山西省委副书记。他多次到晋南一带视察工作，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建党扩军。

深入基层，建党扩军

1937年9月，山西工委派阎子祥回运城恢复组建河东特委。在他领导下，荆起荣、方旅人和我积极发展党员，不到3个月时间就发展党员五六十人。1937年10月撤销山西工委，建立山西省委，林枫任山西省委副书记。11月份，林枫来运城检查建党工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林枫。我们汇报了运城市党的发展情况。他听后，当即向河东特委书记阎子祥提出：应该建立河东市特别支部（即运城市委）。特别支部由荆起荣、方旅人和我组成，荆为书记，方和我为委员。

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战役大捷之后，一一五师师部和三四三旅奉中央军委之命，转战晋西南开辟工作，驻洪赵一带休整，急需补充兵员。12月份，林枫第二次来到运城，这次是布置扩军工作的。他在运城召开了河东特委扩大会议，参加会的有特委书记阎子祥、特委委员关仲庭、温建平、薛涛、嘉康杰，以及河东各县党的负责人、运城牺盟中心区的领导人、一一五师和一二0师的同志，还有决死三纵队政治部主任董天知等。会上，林枫讲了扩大补充八路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求把扩军工作作为河东各级党委的中心任务。林枫回省委后，派省委秘书长张稼夫领导这项工作，于是各县轰轰烈烈地掀起了扩大八路军的高潮，超额完成了扩军任务。

通过这两次与林枫的接触，他这种深入基层指导工作，对问题既严肃认真、坚持原则，又能从实际出发给予解决，而且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优良作风，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开办党校，培训干部

1937年11月，北方局、山西省委从太原迁到临汾后，在林枫主持下，不到半个月时间，就办起了北方局党训班，我就是党训班的第一期学员。当时，我们参加党训班学习的虽然只有十四五人，学习时间虽然只有一个星期，但是，对当时的形势任务和政策、党的建设、游击战术、民先队工作和青年工作等都讲了。林枫给我们讲形势任务和政策。经过短暂的学习，使我们从思想方面、党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政策方面，有了不小的提高。

北方局、山西省委在临汾虽然只驻了3个多月，党训班就办了4期，从第二期开始，学习时间延长到半个月，除林枫继续讲课外，中央代表刘少奇、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也给讲课。所以，党训班办得一期比一期好，质量一期比一期高。此外，还办了学兵队，以吸收培养爱国知识青年。1938年2月，由于日寇进攻临汾，北方局机关转移到石楼县，党训班学员陆续分配完后便停办。

1938年5月，山西省委撤销，成立晋西南省委，林枫任书记。省委机关迁到孝义张家庄，随即在禅房头办起了党校，林枫兼校长，宣传部长张友清为副校长。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党校设半月班、一月班、三月班，除林枫亲自讲课外，张友清讲统一战线，王达成讲党的建设，还请了杨尚昆、罗荣桓、陈光等领导同志讲政治、军事课。经过培训，使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和政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成为县、区级党、政、群工作的骨干。

1940年1月初，晋西南区党委机关和在晋西南工作的大批干部，转移到了晋西北临县。2月，晋西北、晋西南两个区党委合并，组成晋西区党委，林枫任书记。

1940年3月，晋西区党委机关迁至兴县后，又办起了晋西区党委党校，对外称“教导队”，林枫兼校长，龚逢春兼副校长，具体由王进、程容、丁公甫等负责办学。1942年春刘文珍任副校长。党校设高级班和普通班(队)，高级班培训党、政、军和群众团体的地、县、团的党员领导干部，普通班培训地方的区和部队的营的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内容：除讲形势任务和党的主要政策外，还学党史党建、《联共党史》、《论持久战》等。林枫提出把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作为党校的校风。

1942年8月，晋西区党委撤销，成立晋绥分局，关向应为书记，因在延安养病，林枫为代理书记。晋绥分局组建党校，1943年1月，林枫兼任校长。从1943年到1945年日寇投降，龚逢春任副校长，饶斌任教育长。党校主要是学习《整风文献》，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的教育，以整顿三风。特别是组织学员批判了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结合实际进行了形势任务的教育。按照党中央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动员党、政、军、民干部参加了种地、开荒、纺线、织布等项劳动生产，克服了由于日寇和国民党经济封锁造成的极大困难，改善了根据地党、政、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为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林枫还重视培训一般党员干部和非党干部，除提倡各级党委办党校或党训班外，还提倡各部门都办学校或办训练班，先后办起了抗战学院、行政干部学校、青干校、民干校等。1942年将上述学校合并为晋西师范学校，后改为实验学校。此外，还办了晋绥一中、晋绥二中。

顾全大局，注意团结

林枫对党中央的指示、方针、政策，都是认真地、坚决地贯彻执行的，对中央的领导是很尊重和拥护的。他经常教育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从全局出发，要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也就没有我们晋绥根据地。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离延安都远，只有我们晋绥最近。陕甘宁边区和我们晋绥一样，都是贫穷的山区，中央领导机关都驻在那里，经济负担比我们还重，所以，我们再穷再困难也要想着中央。1940年初，反顽固斗争胜利后，我们接收了阎锡山在方山县的畜牧场，那里饲养着大批荷兰牛和澳大利亚的美利奴羊。林枫让把好牛、好羊送给中央。1942年冬，晋绥二地委搞了一部分黄河冰冻鲤鱼送到分局，林枫也让全部送往延安。1943年，晋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后，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便把经济作物的大部分收入上交中央，对解决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经济困难起了较大的作用。

晋绥根据地是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通往延安的咽喉要道。林枫对各根据地路经晋绥到延安的同志是很关怀和照顾的。他经常对我们讲，我们再苦，对来自各方面的客人，也要很好地招待。当我们晋绥的干部和群众吃黑豆的时候，总要想方设法给过路的同志找点小米吃；我们吃小米、土豆的时候，总要找点白面给过路的同志吃。

林枫很注重党、政、军之间的团结。他主动密切党同人民军队的关系。1938年5月，晋西南省委机关移驻孝义县，与一一五师师部靠近，林枫非常尊重罗荣桓，军队和地方党的关系很是密切。1939年11月，一一五师遵照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毛主席指示，主力部队离开晋西南，开赴山东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留下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参谋长陈士榘和一个补充团。晋西南区党委决定将所属各地委的游击队编入补充团，成立了支队，陈士榘为支队长，林枫为政委。他们两人团结得也很好。1940年，反顽固斗争胜利后，林枫担任晋西区党委书记、晋绥分局副书记和代书记期间，对贺龙、关向应、吕正操等军队的领导都非常尊重。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克服一切困难，使晋绥抗日民主根据地得以不断巩固和发展。

林枫作风正派，办事公道。他不但重视党委内部一班人的团结合作，同时，也重视党委机关各部门之间的团结。他常说：机关各部门之间要互相理解、互相谅解、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不团结寸步难行。特别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一些部门的同志对总务部门意见较多，林枫一方面教育我们这些做总务工作的干部，要全心全意为机关的同志服务；另一方面，也提醒其它部门的同志要体谅做总务工作同志的困难，要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他这样做，使我们受到了很深的教益。他还强调领导机关要给下级机关做榜样。在他主持晋西区党委和晋绥分局工作期间，党委内部和机关各部门之间，能够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地工作。

艰苦朴素，同甘共苦

晋绥抗日民主根据地，是一个生产、文化落后、人民生活贫穷的山区。群众主要是吃杂粮，如小米、莜面、山药蛋、杂豆类，很少能吃到白面，更不用说吃大米了。至于吃菜，咸菜、酸菜能吃上就算不错了，有一阵连咸盐也吃不上。在这块根据地工作的干部，当然是和群众同甘共苦了。特别是在1940年初反顽固斗争胜利后，原来在晋西南的军队和干部，都集中到晋西北这块不完整的20多个县的土地上，再加上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我们的吃饭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了。从1940年春天到1941年秋天，我们就吃了一年半的黑豆，而且每人每天只有10两（旧制、16两为1斤）的定量，不够吃就挖野菜做补充。在这艰苦的日子里，林枫和大家一样吃粗粮，吃黑豆。不少同志吃了黑豆睡在凉炕上，由于消化不良涨肚子，有些同志得了肠胃病，吃什么拉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林枫经常教育我们说：革命不是为了吃苦，但革命必须能吃苦。苏联革命胜利后，有一段时间也很苦，甚至连黑豆也吃不上，我们现在比他们那时强多了。他还说：做总务工作的同志要吃苦在前，要多为别人着想，越是困难，越要关心同志。他还和我们一起研究改善吃黑豆的办法。开始我们把黑豆整个地煮着吃，煮一锅黑汤，既不好看，也不好吃，后来用碾子把黑豆碾碎煮着吃，有时还改善一下生活，做点豆腐当菜吃，豆腐渣当饭吃。但是，由于每人每天只有10两黑豆，所以，生活也不能改善多少。后来，随着根据地生产的发展，生活也就逐步地有了一点提高，能吃上小米干饭和山药蛋了。1942年机关开始搞生产，主要是种菜，到了夏天，就能吃上点自己亲手种的小白菜、西红柿了。1943年，响应毛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晋绥边区要争取做到耕一余一，全边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干部参加种地、开荒、纺线、织布，军队打仗、生产两不误，劳武结合挤敌人。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巩固建设晋绥根据地，战胜了财经困难。

1937年11月底，我和李荃、李熹（现名陆平，女）、卢民安4人，随林枫从运城到临汾北方局党校学习。当时，太原已失守，日寇正准备南下攻取临汾，晋南火车只搞军运，不售票运客。我们为了赶时间，便搭乘军车，但是，军车车厢紧闭着，不让进去。在林枫带领下，我们5个人便挤坐在两节车厢之间的挂钩处。深夜之际，西北风凛冽袭人，林枫不断吸烟以驱寒气。我们4人紧紧挨坐在一起御寒。不巧，中途停车修理，我们只好跳下车到附近路边找寻小店喝热汤消寒。由于我们整夜呆在车厢外边过道上，非常危险，一不小心就会掉到车下，根本不敢成眠，故十分困乏。林枫和我们4人共盖一床被，便睡在了店房的土炕上，虽然艰苦，却睡得香甜。这件事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一直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难忘。

林枫离开我们了。但是，他那种坚强的党性原则，为人正派、谦虚谨慎、团结同志、联系群众、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高尚思想品德和优良作风，永远深深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林枫同志千古！

作者：1910–1989，曾任晋西南区党委总务科长、晋绥分局副秘书长。解放后曾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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