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对革命有利的事就放开手去干”

发布日期:2016-11-09 10:53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贾长明
贾长明
    我尊敬的老上级林枫,在十年浩劫中,惨遭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迫害,含冤逝世。林枫的许多往事仍浮现在我的眼前。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省孝义县宋家庄召开晋西南地区党的领导干部会议,由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主持。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山西省委改称中共晋西南省委,后又改称中共晋西南区委。林枫任省(区)委书记,王达成任组织部长,张友清任宣传部长。会议期间,杨尚昆、林枫等领导,分别听取了各地、县与会代表们的汇报。当时,我作为汾西县委书记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向林枫汇报了汾西县党组织的状况和发动群众建立工、农、青、妇等群众抗日组织的情况。林枫边听边记,边问工作中的一些具体细节问题,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最后,林枫非常亲切地询问了我的情况。当他听说我是汾西当地人,是红军第一次东渡山西时参加革命,又是1937年从延安派回来开辟工作的,便非常高兴地说:长明同志,你是本地人,从小生长在这里,人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你说的话群众听得懂,对开展工作非常有利。并说今后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要多向地委、省委请示报告。我和林枫就这样相识了。会上杨尚昆和林枫讲了话,指出要大量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要充分发挥各级政权、抗日游击队和新军的作用;广泛发动群众,按行政系统普遍组织工、农、青、妇救国会,并划分了各地区管辖的县份。林枫对工作的系统安排和周密布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宋家庄会议后,我在工作中遇到了这样一件事:当时中央决定一一五师主力东进,留下新成立的补充团和晋西南地区各特委建立的5支游击大队合编成一一五师晋西独立第一支队。根据这一军事情况的变化和进一步扩大抗日武装力量的需要,晋西南区党委根据林枫的提议决定新建洪赵游击队。我奉地委命令去领导汾西和灵石两县扩大游击队的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地委抽调汾西二区区委书记曹兴家协助我,指派他到决死队工作。决死队名义上是阎锡山的部队,由阎出枪出钱,但实际上是我党领导下的一支革命武装。曹兴家从前在这支队伍里当过党支部书记,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这次派他回去的主要任务是秘密地抽调一部分共产党员充实洪赵游击队的力量。不料上级党委尚未将这一精神通知到决死队中的我党组织,曹兴家的行动被决死队发现,以为他要瓦解军队,将他扣押了起来。曹趁哨兵不备,乘机跑出时,被另一哨兵发觉开枪打死。事情发生后,由于群众不明真相,议论纷纷,搞得人心不安。曹兴家的老父亲也哭得死去活来,撵着向我要人。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不仅影响我党的威信和党群关系,还会影响我们和阎锡山的统战关系。在我跟支队干部去地委汇报此事时,正巧碰上区党委书记林枫来洪赵地委检查工作。林枫听了汇报后,马上和地委负责同志开会研究,当即出决定:一、召集会议,由林枫亲自出面向群众说明曹兴家是为革命工作误伤牺牲的,他是好同志;二、指派我代表支队料理曹兴家的后事和做家属的抚恤工作。由于这件事情林枫亲自出面处理,及时得当,很快稳住了人心,挽回了影响。
    1938年秋,我被调到晋西南省委任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这里群众基础很好,县、区、乡、村政权基本上都掌握在我们手中,各级工、农、青、妇救国会都相继建立,随着减租减息,取消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等一系列经济政策,人民生活有了改善,群众抗日情绪很高,游击队兵强马壮,新军也有了很大发展。那时我虽然有很高的革命热情,但缺乏做上层行政工作的经验,文化程度和革命理论水平又低,负责全区一方面的工作,还感到吃力,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这时,区党委为了培养工农干部,决定送我和范铭到北方局党校第一期学习班学习深造。临行前林枫勉励我们要为革命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将来为党和人民做更多的事情。我和范铭也向林枫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学习期间,许多领导同志都亲自给我们讲课,左权给我们讲授过《论游击战争》,陆定一讲授过《政治经济学》,杨尚昆讲授过《联共党史》。记得党校学习结束前,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北方局书记杨尚昆还给我们作了关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以及反摩擦斗争策略的讲话,特别谈到阎锡山已召开了“秋林会议”,提出反动方针,取消新军中党的组织和政委制,并要“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阎给其骨干说:“天要下雨了(全国性的反共高潮),要快准备雨伞。”总之,阎锡山要发动反革命军事政变了,要求我们做好准备,进行坚决的斗争。通过这期党校学习,不仅文化理论水平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而且军事知识也有不少长进,给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党校回来后,区党委分配我到洪赵地委任民运部长,分管汾西县的工作。当月我和汾西县委书记范铭参加了晋西南区党委在隰县高家条村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会上区党委书记林枫传达了中央反顽固斗争的部署,并作了政治报告,指出阎锡山已经从接受我党抗日方针的立场上倒退了,采取了“在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三者中间求生存”的反动策略,趁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机,他是要公开叛变的。我们的方针是:只要阎锡山不公开提出反对我们,我们也不公开提出反阎的口号;如果阎要攻打新军,我们就暗中支持新军,甚至我们的武装可以和新军一起打击阎顽势力。会议还没开完,阎锡山就发动了晋西事变。会议提前结束。地委派我同范铭火速赶回汾西部署贯彻会议精神,开展反顽固斗争。晋西事变,阎锡山出动了几个军的兵力同新军在隰县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斗争中,林枫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机智沉着,指挥若定,经过20多天的战斗,给阎顽军以重创后,奉命转移到晋西北休整。由于这次转移非常紧急,没有来得及通知汾西县委,我们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面对阎顽军的疯狂反扑,我们根据林枫在晋西南区党代会上关于反顽固斗争的部署,决定在继续寻找上级党组织的同时,就地坚持斗争打击敌人。为了安定同志们的情绪,坚定胜利的信心,我们从分析敌我双方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入手,反复讲我们坚持就地斗争的有利条件,使大家认识到我们党在汾西县的群众基础是好的,各种群众性的抗日组织都还存在,抗日情绪很高,人心向着我们;阎顽军和各种反动势力虽然很嚣张,那是暂时的,因为人民不拥护他们;阎顽军和日军互相勾结,但也有矛盾,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矛盾进行斗争。经过我们这样的分析讲解,使绝大多数同志消除了悲观情绪,重新坚定了胜利的信心。接着我们便着手组织武装,于1940年初正式成立了汾西县游击队,下属3个中队,贾福元任大队长,我任政治委员,范铭任政治部主任。我们的口号是“坚持游击战争,迎接主力部队南下”。
    当时在汾西县境内,既驻有日本人的军队,又驻有阎顽军。我们面对着双重敌人。在军事上敌人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我们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各抗日组织,并利用日阎之间的矛盾,与敌人进行斗争。在斗争中,有时我们派出游击小组,向敌人据点喊话,宣传抗日;有时利用敌人人地两生的弱点,出其不意地给以打击;有时我们虚张声势,牵制敌人不敢乱动;有时我们化装成阎顽军,袭击日军哨所,逗引敌人误打误杀。我们还做了策反工作,使日伪军中的一名朝鲜翻译官金占元,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投奔了我们。为震慑敌人,我们还曾多次潜入敌据点,把汉奸分子和顽固反共分子从家中拉出来杀掉,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到了1940年3月,解学恭带队伍从灵石方向来找我们,这时才和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地委指示我们,迅速把汾西县委转入地下,并把晋西事变时区党委机关和阎占区各县撤出的、暂时隐蔽在汾西的80多名干部护送到晋西北去。根据地委指示,我们很快就将县委转入地下活动,于4月下旬护送干部到达晋西区党委所在地兴县,完成了任务。
    由于我们在失去上级党委领导的情况下,依靠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继续坚持斗争,给了日寇和阎锡山顽固势力以沉重打击,保护了大半个县的地区未受到敌人的破坏,保存和锻炼了一批干部,坚定了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信心,因此,受到晋西区党委的表扬。这时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党委已合并成立了晋西区党委。区党委书记林枫听了我们的汇报,非常高兴,指示我和范铭写了《对双重敌人进行斗争的总结报告》。
    晋西事变后的1940年6月,晋西区党委派我去绥蒙任绥中地委书记兼骑兵二大队政委。行前,林枫给我们布置任务时说:这次派你去的绥中地区位于绥蒙中部,包括陶林、武川、凉城3个县,是个以蒙族为主,蒙汉杂居,多平原,少山地的地区。抗日战争以前,一直由傅作义的部队占领,是傅的大本营。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侵略势力侵入到这个地区,傅作义的部队虽然也作了一些抵抗,但在百灵庙一仗被日本人打败后,大伤元气,其主力一直退到了五源岭河一带。而德王、王瀛、李守信之流则公开地投降了日本,绥中地区的大片土地就这样轻易地落到了日本人手里。我们党1937年派李井泉率八路军的一个旅到绥蒙开辟根据地。在边远的农村和山区建立了抗日组织和政权。日本人则占据着平原地区和城镇,并到处修建炮楼,建据点,星罗棋布,象是“满天星”。我们则在敌人据点间进行着“满天飞”的游击战争。因此,这里也是敌我斗争十分复杂、争夺非常激烈的地区。这次派你们到绥中地区去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广大蒙族同胞,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根据区党委的指示和林枫的布置,我们到了绥中地区后,在开展抗日救国工作中,把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始终作为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地委内部设立了统战部,配备强有力的干部做这项工作,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民族统战政策。当时的民族统战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蒙族人民工作方面,为使蒙族人民同我们并肩抗日,在宣传上我们着重讲明广大蒙族人民,包括中上层人士中的爱国分子都是好的,都是爱国的,坏的只是以德王、王瀛、李守信为代表的投降派。在政策上,我们尊重蒙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保护他们的利益。例如,我们的部队一般不进驻蒙族群众居住的地方;对纯蒙族地区,我们不收税,不收公粮,不侵犯蒙族人民的利益。对蒙族上层人士,除极少数投降派外,我们采取争取的方针,指明他们应该走的路,欢迎他们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广大蒙族同胞视我们为他们利益的保护者、代表者,衷心拥护我们,中上层人士中,有的也和我们有了秘密来往(到后来就公开化了),互送礼品、互献哈达的越来越多。在纯蒙族居住的大南沟有个村长,是伪蒙疆政府的成员,他利用可以随便出入敌占区这个方便条件,曾为我们搞过不少布匹和药品。二是对敌伪军政人员工作方面,我们主要是争取他们不要为敌伪政权卖力。他们之中,有很多人的家属是居住在我们控制区内,我们保护其家属的安全,通过家属去做他们的工作。这些人一为家属的安全,二为自己留后路,万一被我俘虏,能保条性命,很多人都听从了家属的话,在敌人那里只是混日子。有的还通过家属带话保证不做坏事,也有的直接和我们保持联系。在我们控制的地区有个叫米庚为的地主,他的儿子在敌据点里任伪警备队长,怕我们杀他,长期不敢回家。我们向他父亲讲明了政策,通过他父亲做工作,才回到了家里。他父亲领着他来见我时,一再保证再不做坏事,以后确实老实多了,还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
    事实证明,党的民族统战工作是革命的一大法宝。我们在绥中面临强大的敌人,又处在少数民族之中,情况复杂,环境恶劣,然而能够坚持斗争下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认真地执行了党的民族统战政策和区党委及林枫多次指示的精神,把各族人民、各阶层中的爱国人士,都团结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使抗日力量越来越强大,敌人越来越孤立,最后终于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绥蒙。
    1942年底,为集中力量,迎接反攻,中央决定从绥蒙撤出全部主力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我们便回到了晋绥分局所在地兴县。这时林枫赴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后,带回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开始了整风学习运动。我被分配到晋绥分局党校工作,担任了十三队班主任兼支部书记。林枫非常重视这次整风运动,在晋绥分局机关建立了总学委,组织了学习巡视团,出版了《晋绥学讯》,指导全区干部的整风学习。他还曾多次来到党校给大家讲课,使我们受到很大鼓舞。
    1944年春天,大生产运动开始了。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兵精粮足,战无不胜”。学校的干部、学员都参加生产劳动,有的开荒种地,有的烧石灰、烧木炭,每人都发挥一技之长,会干什么就干什么,党校的大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我们办豆腐坊、粉坊,养了猪,学员生活有了明显改善。林枫经常来校检查、指导生产情况,并多次表扬了我们。此后不久,我又被调到绥蒙区党委工作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党中央决定把林枫调往东北工作,走前他还一直关心着晋绥工作。当时正好晋绥分局把我从绥蒙区党委调回晋绥分局任九地委书记。回来后我见到了林枫。这也是他离开山西前最后一次跟我谈话。在他详详细细询问了我在绥蒙区党委工作的情况之后,笑着说:“你在晋西南有一定的影响,对今后开辟工作有利。武装大调动后,晋西南没有部队了,你们要很好地利用刘(金龙)、荀(书林)这支队伍。”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一直都是在林枫领导下工作。他头脑敏锐,虚心好学,同时也非常关心干部的学习。他经常强调要我们用毛泽东的著作武装头脑,指导工作。他对同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们有什么心里话或在工作中遇到了什么难题,都愿意找他谈谈,取得他的帮助和教育。他常对我们说,只要对革命有利的事,就放开手去干。在他领导下工作的那几年,我们心情舒畅,没有后顾之忧,对我们确实是段很好的锻炼时期。林枫的工作作风使我深切感受到一个领导干部对工农干部的关心爱护、培养和教育。
    我最后一次见到林枫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5年。那时,在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长期迫害、折磨下,他的健康受到很大的损害,正住院治疗。我到京得知消息后,赶往医院去看望。在不准探视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设法见了面。他一见到我,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显得特别激动和高兴,而我已是热泪盈眶了,真恨不得把多年的心里话一气说完。但由于他病情严重,身体极度虚弱,不便多谈,我只好把涌上心头的千言万语都咽了下去,望着他那慈祥可亲、久经风霜的脸庞,不由得思绪万千,为他的境况难过。因探视时间的限制,我不得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医院。归途中,我心中暗暗地祝愿他能早日恢复健康,为党和人民再工作几年。可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和我的好领导、好上级见面了,没等我再次去看他,他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林枫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我的回忆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他领导下工作时的一些片断,以表达对他的敬仰和怀念。
    作者:(1909--1993) 抗日战争期间,曾任晋西南省委、晋西南区党委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地委书记,解放后曾任甘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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