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高风亮节 良师益友—深切缅怀林枫同志

发布日期:2016-11-14 12:27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廖井丹
 廖井丹
    林枫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但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仍在我的心中栩栩如生。我参加革命以后,曾在林枫领导下工作过很长时间。他是我敬重的上级领导,是我敦厚朴实的兄长,是彼此交心的朋友,是为共同理想并肩奋斗的革命战友。
   2005年6月12日,林枫女儿林耿耿(前排右1)、女婿罗箭后排右3)到北京医院看望廖井丹同志与子女。 
    林枫青年时投身革命,1927年入党。抗战以前,他长期在北平、天津从事地下工作,担任党内重要职务。1930年秋,我在成都西南大学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春,我到北平宏达学院学习时接上了团的关系,组织上分配我做“反帝大同盟”工作。我领导了民国大学的两个“反帝大同盟”小组,以贴标语、发传单、公开演讲、示威游行等多种形式开展反日反蒋爱国斗争。后来才知道,那段时期林枫先后担任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和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我们许多活动都是由他领导和指挥的。所以可以说,我参加革命的初期就是在林枫的领导之下,虽然那时并不认识他。1935年底,林枫及时指导了我党领导的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其后他和平津党组织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广泛开展群众性救亡活动,有力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第一次见到林枫是在193710月间,当时我在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总队工作。这是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建立起来的一支名义上归阎锡山、实际上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新军。部队驻在赵城。我那时担任一大队政治主任和总队的党支部书记。一天,中共洪赵特委书记王一夫通知我,上级来人视察,让我向一位老罗同志汇报工作。当时党在新军中还处于秘密状态,我们用闲聊的形式汇报新军内党的建设情况,前两三个小时我和老罗同志单独谈,然后二总队政治主任韩钧和王一夫也参加一起谈。后来才知道,这位老罗同志就是时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的林枫。
    193712月,部队扩编为山西抗敌决死第二纵队,在晋西南展开游击战,英勇地抗击日本侵略军。部队党的关系先后在山西省委、晋西南省委和晋西南区党委,当时林枫正是这些党委的书记、副书记。我和林枫在工作中接触多了,相互也更熟悉了。党组织在新军中积极稳妥地发展,做到中队有支部,大队有分总支,这支部队也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
  19397月,我从延安回到部队,担任纵队政治副主任。当时形势非常严峻,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中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正在酝酿中,阎锡山掀起的反共逆流不断升级。1939年6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告诫全党,日寇除军事进攻外,加紧其诱降活动,并把这种活动放在第一位。“党应当全力来进行反对投降分子、反共分子的斗争”,“给一切投降阴谋和叛变行为以适时的、坚决的反抗”。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向全国军民提出:“坚持抗战到底,
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共合作,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政治口号。稍后又要求全党准备应付“突然事件”。1939年9月,林枫到延安汇报山西情况,在和毛泽东交谈时,林枫问:“如果阎锡山打起来怎么办?”毛泽东说:“你们没有手吗?他打你,你就打他嘛!”在延安,林枫和王若飞一起于10月10日,以中共山西省委的名义起草一个宣言,号召山西人民起来反对阎锡山破坏抗战的反动行为,反对山西反共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经毛泽东修改后,这个《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于10月30日发表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第87、88期上。
    193911月,我到晋西南区党委汇报工作,谈到阎锡山晋绥军正集结形成对我军的包围态势。林枫根据中央关于反顽斗争中应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指示说:如果有事,部队可以后撤一下,向区党委靠拢,也可以表示我们避免冲突,如他继续进攻,我们也有理由反击。11月底,决死二纵队政治主任韩钧从秋林机智地摆脱了阎锡山的羁绊与封锁,于27日深夜回到纵队驻地隰县义泉镇。第二天在纵队召集的负责人会上,韩钧以在秋林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判定阎锡山勾结日军、蒋介石已开始阴谋消灭新军的行动,主张我军紧急行动起来,不能被动挨打。由于个别纵队领导同志不同意韩钧的看法,会上发生激烈争论。会议没结束,韩钧就带领六团出发开始行动了。我们立即派郝德清连夜赶到隰县张家川向区党委汇报。林枫听了汇报,认为“突然事件”已经爆发,当即草拟电文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请示。12月4日,林枫主持召开区党委紧急会议,区党委成员和二纵队领导及八路军一一五师晋西支队的领导出席会议。林枫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认为顽固派已在实践其妥协投降阴谋,如能迎头痛击,当可能阻止或推迟其妥协投降局面的进一步发展。会议决定成立“晋西南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张文昂为总指挥,韩钧为副总指挥兼前敌指挥,我担任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由总指挥部统率晋西南所有的新军协同八路军一致行动。经过近一个月的激烈战斗,我军转移到晋西北,并于1940年1月,攻占临县,晋绥军完全退出晋西北。阎锡山发动这一场内战,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以失败而告终。在晋西事变中,林枫面临复杂而严峻的紧急情况,沉着冷静,处乱不惊。他坚决地贯彻了中央的方针,领导我们取得了这一斗争的胜利,表现了很高的领导水平和斗争艺术。
  19402月,晋西区党委成立,林枫担任区党委书记。当年秋天,我由晋西北军区八分区政治部主任调任晋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并担任抗战日报社社长。《抗战日报》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创办的。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报社经常转移,不得不“游击办报”,老乡的锅台炕头就是写稿编报的编辑部。根据地物资匮乏,加上敌人的严密封锁,办报必需的通讯、印刷器材、纸张、油墨、文具奇缺。报社职工用麦秆、破布手工造纸,用松烟、大麻油制油墨,刻木头字钉代替铅字钉,自力更生,土洋结合,保证了报纸的出版发行。除了物资方面的困难,在报纸创刊初期,由于编辑、记者太少,又缺乏经验,地方通讯组织刚着手建立,只有几十人,地方稿源很不充分,因而每期报纸地方新闻只占不足一个版,数量少,质量也不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提出要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加强调查研究,把“地方化、通俗化、杂志化”作为改进报纸工作的目标。
  林枫工作非常繁忙,没有很多时间来过问报社的工作,但他总是尽可能从各方面关心和支持我们的报社,重要的社论、评论他要审查,有时候还亲自动手写社论。194210月,中共晋绥分局做出《关于〈抗战日报〉工作的决定》,指出“《抗战日报》是晋绥边区600万人民的报纸,是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喉舌,是体现党和政府一切政策的有力工具,是反映人民生活和要求的镜子,是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晋绥边区每个党员都有爱护它、研究它、为它写稿、为它传播的责任。”决定还要求,从分局到各级党团组织,要把帮助与利用《抗战日报》的工作,当作自己经常的重要业务之一,定期检查自己对《抗战日报》所做的工作。并规定各地、县委的宣传部长、军区宣传部长、军分区和旅的宣传科长、团的宣传股长,均担任《抗战日报》的特约通讯员。1942年10月22日,林枫在晋绥高干会上讲话,强调《抗战日报》是晋绥党的机关报、地方党的报纸,号召全党“要同心协力地把报纸办好”。在林枫和晋绥分局的关心支持下,通过报社全体人员的努力,《抗战日报》越办越好,到抗战末期,通讯员队伍已达到1000多人。1944年9月到1945年8月,通讯员来稿1.4万多份,其中有一半被采用。报纸内容丰富,尖锐泼辣,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受到人民的喜爱。正如贺龙所说的,《抗战日报》成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
  19459月,抗日战争胜利了,中央指示晋绥抽调部分干部和延安来的干部团一起,共约2000人由林枫率领,开赴东北,我也是晋绥干部团的一员。9月22日,干部团从兴县出发。出发前林枫做了简短的动员,他说:党的七大时,再三强调争取东北的重要性,有了东北,我们就有了胜利的基础。我们干部团是第一批,中央要求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前进,尽早到达沈阳,我们要发扬艰苦奋斗、不怕困难的精神,努力完成中央交给我们的光荣使命。
    当时我们行军途经的山西、察哈尔、热河等省,大多是敌伪占领区,我们每天要走20个小时,吃饭、睡觉、喂牲口一共只有4个小时,最多一天走过220里,沿途还多次与国民党军队、伪军遭遇,打了好几仗。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行军,晋绥干部团于10月下旬到达沈阳,比国民党军队早到40多天,为创建东北根据地争得了宝贵的时间。
  到东北后,我被分配到《东北日报》工作,担任副社长。一年后,原社长调走,我接任东北日报社社长和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社长。《东北日报》最初在沈阳开印,随着东北战局的变化,曾多次搬迁,从沈阳撤到本溪,再到梅河口,又到长春,又从长春撤到哈尔滨。几年中,报社始终和东北局机关在一起,经常见到林枫。刚到东北时,林枫任东北局委员、组织部部长,那时全国各根据地来东北的两万多名干部,还有大量东北本地干部,都要通过组织部安排。林枫在干部工作中,坚持党的原则,坚持他一贯公道正派的作风,既从工作需要出发,又尽量照顾个人的专长、志趣和要求,作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把这么多干部及时地分配下去,基本做到各得其所,适应了形势的需要。
  辽沈战役之后,东北全境解放,我又要随第四野战军南下。林枫当时任东北局常委、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因为我一直列席东北局常委会,知道那时高岗在打击排斥他,他的处境比较困难。19494月,我离开沈阳之前,去向林枫辞行。他对遭受的不公正指责,一句牢骚和抱怨的话都没有。那段时间他仍然全力以赴踏踏实实地抓政权建设、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等各项工作,表现了很强的党性和宽广的胸襟。
    建国以后,我长期在西南地区工作,只有到北京开会、出差时,才能去看望林枫。每次见面都相谈甚欢,如沐春风。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康生、四人帮对林枫残酷地打击迫害,使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2006年,是林枫诞辰100周年,可以告慰他的是,我们国家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走上了强国之路。全国人民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同心同德建设小康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林枫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成为现实。党和人民不会忘记林枫。他的业绩彪炳史册。他的精神教育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已经成为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林枫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 1914-2006)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西南总分社社长、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四川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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