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关心东北文物工作

发布日期:2016-11-28 10:26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王修
 
    凡是在生活上接近过林枫的人都会发现,他的爱好是读书,工作如有余暇,那就是他读书的时候了。他时常晚上要读到十一二点。他的夫人郭明秋回忆林枫从前读书的情况说:他什么书都读,马列的、古典的以及中外文艺作品,读的面很广,而且读得很快。如1936年风行一时的法国巴比塞写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他很快就看完了。很厚的一本《夏伯阳》,他仅用一天的时间就看完。他也读了许多古今小说,读得就更快了。舒群就说过:“我是做宣传工作的,书还没来得及看,林枫却都看完了。他还就书中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很具体。”正因这样,他对当时文艺界情况是很熟悉的。作家草明下乡之前,林枫对她说:“写农民作品的人够多的了,你是不是留下来写写工厂,到工厂去写工人好不好?”当时作家们普遍下乡写土改,草明接受林枫的意见留在哈尔滨,不久去了牡丹江市的工厂,以后又到鞍山钢铁公司,就在鞍山工作了一辈子,一辈子和工人在一起。她是较早下工厂的作家。林枫在这里是有高瞻远瞩见地的。
    由于他读书多,知识面宽,很自然地使他十分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一直大力支持图书文物工作。1946年三四月间,第一次解放长春,当时形势不容我们在那里久停,所以把一些必要的物资都运到外边来。伪满皇宫的屋子里堆放着国民党未及运走的一大批书箱子,有人打开一个看了,发现一部《四库全书总目》,就以为箱子里是一整套《四库全书》,就报告了林枫。林枫知道东北有一部文溯阁的《四库全书》,是全国仅存两部完整的原本之一,是国宝。这套书伪满时期放在哪里,外面无从知道。现在既然在这里发现,战争之际很有毁失之虞,于是立即命令拉出去。当时林彪就反对,说什么“这样时候不拉汽油要拉书!”但林枫坚持叫拉出去。后来这批书拉到哈尔滨,存在东北日报社,翌年移交东北图书馆。经查看,虽然不是《四库全书》(当时文溯阁《四库全书》仍存沈阳故宫内),其中却有不少是乾隆内府“天禄琳琅”所藏宋元善本。这批珍贵图书也是溥仪当初从北京故宫里和乾隆“石渠宝笈”所藏宋元名画一起盗来伪满的。1945年当苏军进入长春时,这些图书字画损失很大,有的散失,有的也变成不完全的残本了。今天劫后幸存的这一部分能免于遭受二次损失,正是由于送到了安全的地方才得以保存下来。1950年经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决定,这批善本分别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东北图书馆。
    著名的宋代张择端绘《清明上河图》及其他宋元名画的发现,也是林枫极为关心的事。1947年张克威从部队转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部任职,他带来长春伪皇宫散出的十余轴画卷,交给了林枫。这是乾隆“石渠宝笈”所藏历代名画中的东西,可能也就是所谓《溥仪赏溥杰书画目》1300轴中的一部分,《清明上河图》正在其中。林枫发现后,立即找来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的人进行鉴定,并交东北文物管理委员会珍藏。
    据张克威说,这批画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散失出来的,当时日军已撤,老百姓就进入伪宫抢劫,这些书画也在劫难逃。据目击者说,库房的地上散乱抛弃的卷轴有一、二尺厚,因为抢劫的人认为画比字值钱,打开一看是字卷就往地上一扔,是画就挟在腋下。后来者就踩着进去争向箱子里搜寻。这样蹂践毁坏的不计其数。抢出来的书画,一是到了古董商手里,二是流散民间。张克威是后来通过地方干部逐渐收集了这一批的。
    知道了这些情况,林枫就责成东北文管会继续设法搜集。其后临江县从溥仪手里截获的一批也交到东北文管会。加之以零星搜集的一些,到1949年全东北解放时,已收集了一百四五十轴,仅是《溥仪赏溥杰书画目》中的十分之一,流散在外面的还很多。林枫曾多次询问这批东西的收集情况,对这件事是非常关心的。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手稿和他的另一著作《农桑经》残稿的发现,林枫也是十分关注的。蒲松龄的九世孙蒲文珊家住在辽宁西丰县,是个小地主。1947年土改中他家的书籍被抄出来堆在院子里准备焚烧。西丰县委刘伯涛到这里巡视工作,发现其中有一套《聊斋志异》原稿,是蒲松龄手迹,就取了出来,后来交给东北文管会。这套手稿只是全书的一半。据蒲文珊说,他的祖父蒲价人前清时从山东移家西丰,携来《聊斋志异》和《农桑经》两部原稿,还有一幅《聊斋行乐图》。蒲文珊的父亲蒲英灏在奉天将军依克唐阿手下当差。依氏闻知他家有《聊斋志异》原稿,就向他借看,为了使他放心,言明先借上半部,看完交回再借下半部。后来果然上半部依约交回了,但是下半部借去后,他奉召赴京,就死在北京,那下半部书也就不知下落了。这仅存的半部手稿和流行刻本相校多出23篇,全书更是多出不止此数。由此也可知后来出版的《聊斋志异拾遗》、《聊斋志异逸编》等书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林枫和高崇民对此很重视,当时批给了蒲文珊500元奖金。这在蒲文珊是出乎意外的,于是他又从家里找出《农桑经》原稿的一个残本交东北文管会,也是蒲松龄手书,但已经残破不堪,首尾不全了。据说这是《农桑经·草虫篇》的一部分。国内各图书馆所藏《农桑经》抄本有几种,互不相同,似乎是各抄了书中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则是未经流传的,所以弥足珍贵。
    以上仅举这几个例子,说明林枫对东北的文物工作不仅十分关心,而且有些是亲自过问的。正是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那时候东北的文物工作才得以顺利开展,并取得一定成绩。林枫还经常告诫同志们要勤俭办事业。他说战争初定,百废待兴,没有多少钱来发展图书文物事业,而图书文物亟需抢救,要尽量设法把这些珍贵的遗产保存下来。当时东北文管会在哈尔滨接收了伪满时的一个迷信团体万字(卍)会,把它改建成了图书馆,用些旧木材接通了书库与阅览室的通道,没花公家一个钱。有了这个通道,能够3分钟给读者拿出书来,读者都称道方便。林枫对这事很重视,亲自跑去看。他特别赞赏这种白手起家的办法。在他的鼓舞下,同志们都习惯利用废旧物资办事业。在哈尔滨那段时间,无论是东北文管会,还是图书馆,都基本上没花国家什么钱,然而事情都办成了。林枫是忠实地体现了毛主席勤俭办事业的教导的。1949年文管会迁到沈阳,东北图书馆又合并了原沈阳图书馆。在高崇民的倡导下,哈尔滨、沈阳两地的藏书家先后捐赠了大量的图书,图书馆的藏书迅速增加到200多万册。馆址原在张作霖旧宅“大帅府”内,地方狭小,这时已容纳不下,旁边的“少帅府”早已变成一片废墟,只有向这片废墟上发展了。也是林枫出了主意,向有关单位募集了一些木材水泥等,很快把几座倒塌的楼房修复了,东北图书馆这就具有了一个初步的规模。同时东北博物馆和沈阳故宫陈列所也都经过整顿先后开放了。战争环境中抢救下来的图书文物就都有了专门机构保存,并用来配合了我们当时的宣传工作。1950年第一次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时,东北图书馆的藏书已居全国第三位。第一是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其次是南京图书馆。加之东北图书馆率先举办了图书的流通服务工作,郑振铎局长很重视,曾提议把东北图书馆改为国立图书馆。但因当时有人反对,此事未果。林枫一直关心他亲手培育的这份事业,并欣慰地看到它的发展。
 
   作者:(1908-1988)抗日战争时期,曾主编晋西南、晋西北区党委的《五日时事》报;抗战胜利后,历任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东北文化部文物处处长、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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