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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达大度 顾全大局
发布日期：2016-11-30 11:52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关山复
关山复
我和林枫是在1950年相识的。从那时起，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四年半，时间虽不算太长，得到的教诲和启示却很深刻。
林枫的名字，对我来说早非陌生。1938年秋，我在太行山晋冀豫区党委任副秘书长时，就屡从刘少奇发往华北各个区党委的指示中熟悉了这个名字。在少奇同志致晋西区党委的指示中，开头称呼就是“林枫、稼夫、赵林、贵波”。如果是同时发往各个区党委的，也总有林枫的名字。
可是我第一次见到林枫，却是1940年的秋天。那时我在晋冀豫地区七大代表团，和冀南、冀鲁豫、山东各地区、八路军前方总部以及一二九师的七大代表们，途经晋西北，同赴延安。在一次露天干部大会上，听过林枫关于晋西北的对敌斗争和各项建设的报告。坦率地说，当时听了我还觉得有点不过瘾，认为内容和词句都平淡无奇。直到十年以后，我在林枫直接领导下工作，才深刻认识到作风踏实，注重实际，不尚空谈，正是林枫的伟大之处。他是以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实实在在的感受，而不是修辞华丽，语惊四座。革命导师教导过，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还有，伟大就寓于平凡之中。我能从林枫身上认识到这一点，是我有了进步。
我和林枫的直接交往，还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1950年春，召开中共吉林省第一次代表会议。省委号召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时我是吉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但已经内定调任东北人民政府民政部副部长，即将离省。因为我有些意见，就报名发言，指名道姓地提出了批评。可是完全出人意外，在我发言之后，省委就宣布休会，留下各市、地、县委书记和省直属机关部分领导开小会，思想动员，号召
“提高嗅觉，不要伤风”。及至次日大会，情况骤变，气氛紧张，民主也不提了，自我批评也没有了，代之而来的是众口一词对我批判，说我对党“闹独立性”，“要同省委分庭抗礼”云云。这是因为我的发言中提到，党政应该有所分工，党不该包揽政务。这时，独有省政府秘书长武少文发言为我辩解。他说：是省委要发扬民主，征求批评意见，人家才提出批评的，而且原来你也未规定什么可以批评，什么不可以批评呀！好家伙，这可火上浇油了，就连武少文带我一起批了3天。亏我错误犯得早，还未赶上极左盛行之时，批判几天也就算了，未划什么“分子”。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去东北大区赴任的。
我乍到沈阳东北人民政府招待所住下，秘书长栗又文就来看我。次日，林枫也亲自来看我。寒暄过后，他问起吉林省党代表会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就把上述情况陈述了一遍。我想，这下该受到林枫的批评了。可是，听完我的话，他却笑着说：你真是“关东白帽子”(意思略当于“二杆子”或“不在行”)。已经决定调动工作了，走也行了，不参加党代会也可以嘛！他又说：你也太天真，把党内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几句话，言简意赅，也有批评，也有指教，使我茅塞顿开，如梦方醒。事后我常常回味这几句话，觉得林枫洒脱，我太执拗。这也体现了林枫卓越的组织工作才能，体现了他对于犯错误干部的深切关心和爱护。
林枫还对我说：这件事已经反映到东北局去了，所以对你的工作我们另做了考虑。你去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政法处任处长，负责联系协调政府政法各部门的工作，包括审阅各部、委上报文件，提出处理意见。不做副部长，可按副部长待遇。
就是这样，我心情舒畅地做了政法处处长。不久以后，间接听到一位老友对我的评论，说我这个人变了，稳重起来了。谢天谢地，我犯了错误，经过林枫的批评和开导，不仅未背包袱，反而处事慎重，注意体察情况了。这一点，对我大有帮助。很难设想，我再冒失下去，怎能善处高岗的“东北特殊论”的局面和人事关系呢？我又怎可去做党的统战工作呢?
我在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政法处工作，须先替秘书长栗又文和副主席林枫审查政法各部门工作报告，还要复核死刑的判决，提出批文意见。这后一工作，有时不免同最高法院东北分院的观点相悖。有时受到指责，当然不是直接对我讲，而是讲给林枫和栗又文两位同志，他们都为我做了解释。意见之大，竟至要求政府办公厅撤销那个政法处。在这种情况下，我工作得益加认真和慎重。后来无意中还发现东北法院工作中有严重失密之处，由我帮助避免了。经过一段工作，林枫对我的使用也更放心了，凡经过我慎重考虑而为林枫代拟的各种批示意见，几乎都采纳了。
政法处的工作我并未干多久。美帝国主义掀起侵略战火，并且从朝鲜打到鸭绿江边，威胁我国的安全。从1950年7月1日 起，我就奉林枫之命，协同东北军区的苏联顾问，赴鞍山市动员布置修建飞机场的任务。接着就是沈阳干洪屯、东丰、辽阳各地，在我传达布置后，都动工修建可供米格喷气式战斗机起飞降落的机场。不久，又成立了东北修建委员会，栗又文任主任，以我和王禹明为办公室正副主任。修建委员会下还设几个业务处：鞠抗捷、刘鹏任工程处正副处长，王梦泽任财务处处长，徐慎任计划处处长，沈影任交通处处长。后来，在我离开修建委员会时，方知达接任办公室主任，又调孟宪民任办公室副主任。这些同志和我，都夜以继日地工作，争取时机，支持各地修建了一大批新式飞机场，为抗美援朝战争空战做了先期准备。这些同志中，包括修建委员会两位领导人，以及王梦泽、刘鹏等同志，于今都已先后辞世，我对于东北修建委员会的领导者和战友们深为怀念！
1951年2月，我受命到抚顺市做了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工业大城市的区街组织形式问题。一回到沈阳，林枫就找我谈话，宣布调我到东北局统战部任副秘书长。秘书长由东北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王光伟兼任。林枫本人则早经东北局会议决定兼任统战部部长。我对新工作十分生疏，不免有些诚惶诚恐。林枫就勉励我大胆工作，不要多所顾虑。他还说，如果工作中出了什么差错，由他担着。当时东北地区受高岗的“东北特殊论”支配，工作和人事关系很不正常。我早已看出林枫处境困难。我接受了任务，工作益加小心谨慎，力求不出岔子，不带来麻烦，渐渐熟悉了统战工作。1952年冬高岗调进京，加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3年，东北局任命我为统战部副部长，仍协助林枫做日常具体工作。这时林枫向我宣布新职务，说他在会议上一提，就顺利通过了。我明白东北局没人再提我在吉林“犯错误”的事了。我这才明白，原来东北局决定林枫兼任统战部部长，并非出于重视统战工作，而恰恰是因为轻视甚至是蔑视它，才把这项工作推到林枫头上的。了解这一点，对我的工作也很重要。我得知道我做的工作在人们心目中占个什么位置。果然，不久我和一位老友在北京相逢，问起我做统战工作，他打了唉声，说你怎么干起了这个事！林枫可不是这样看待统战工作的。他在正式讲话中，针对党内轻视统战工作的现象，有力地说明，党是领导各项工作的。统一战线工作正是党的领导作用在一个方面的体现。为了实现党的领导，统战工作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必需。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每逢请他出席大型统战活动，从不拒绝，而且欣然讲话，使大家深受鼓舞和教益。
1954年2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和饶漱石在1953年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的反党分裂活动。3月，东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根据毛泽东建议起草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进一步揭露批判了高岗反党的阴谋活动。党中央派周恩来和罗瑞卿到会指示。周恩来以旺盛的精力，连续十几个小时做了详述高岗反党情况的报告。他的谆谆教导使大家得益良深，至今言犹在耳。周恩来讲话后，主持高干会的林枫讲了话。给我教育最深的是，他指出，高岗反党事件给全党的最大教训就是败坏了共产党人的党性。这个概括是多么正确有力啊！尽管他受过林彪、高岗多少窝囊气，却没有一句泄私愤的话，甚至没有一点个人情绪。不仅在会议上，就是在个别谈话中，他也从无怨尤。林枫豁达大度，能容人之所不能容；他最顾全大局，把党的利益看作高于一切；他的党性是特别纯的。永远值得我们效法。
在处理高岗反党事件的善后工作中，尤其是对待在高岗问题上犯有错误的干部，林枫总是宽大为怀，坚持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说服仍有余愤的同志，勿为已甚，耐心引导人们改正错误。这一点，至今思之犹令人深为叹服！当时受到处分的同志，除个别人另有问题外，后来又都重新担负起党的各项重任。这使人想起伟大的朱德同志的光辉诗句：“腹中天地阔，常有渡人船”。
参加东北局高干会议，刚刚听过周恩来的重要报告，林枫就叫我去参加行将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凭心而论，我是怎么也难以割舍高干会，很想听听大家揭发批判，使自己受到教益。可是，林枫却说服了我。他指出，越是到这种时候，越要服从中央的统一安排，这也是照顾大局。于是我欣然赴京开会去了。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确也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鉴于高岗、饶漱石反党、闹独立王国的教训，中央决定撤销全国6个大行政区。这次统战工作会议，第一项议题就是大行政区统战工作的善后安排问题，包括哪些工作要上交中央，哪些工作要下放到省、市；也包括各大区民主人士，哪些应安排到中央，哪些要安排到省、市。第二项议题，就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安排问题。这两项议程都是统战工作中的大事。会上我发言，讲的是高岗反党事件对统战工作的影响问题。我提到高岗在东北地区有“三论”：“东北特殊论”、“东北先进论”、“东北一贯正确论”。因此，形成独立王国，在某些重大政策问题上，抛开中央，自行其是。例如对待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党中央的方针是利用、限制、改造；而高岗的方针则非常干脆，只有4个字，叫做“排除，代替”。高岗甚至在干部会议上多次嘲弄中央统战部。因此，我们在东北地区做统战工作的困难多而且大。有些工作我们是亦斩亦奏，有些工作是只斩不奏，有些当时行不通的工作便只得不斩不奏。我还提到，中央统战部有人不太体察我们的苦衷，只看到我们工作面小，政策口径窄，有时把我们戏称“左派”，殊不知我们在受“夹板气”。这个发言得到李维汉的赞扬，与会东北同志的自卑感也为之一扫。我遵林枫之嘱，照顾大局，去参加这次会议，看来确实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中央决定撤销各中央局，我也发生工作去向问题。中央统战部有意调我去做政策研究工作。我自己则愿留在东北地方上。我以这个问题请示林枫。他提出要我去吉林省委做秘书长。我说，前番离吉林时我遭受过批斗，回去怕不合适。林枫说，事情早成过去，还有谁会提及?于是东北局决定分配我去吉林。林枫又叮嘱我两件事：其一是，到省里去工作，最为重要的是做好党的团结工作。其二是，秘书长工作繁忙，切忌事务主义缠身，可不要“计日有余，计年不足”啊！鉴于东北以及吉林党的历史情况，林枫这两点提示真是十分恳切和重要。以后每次我到京开会，去看望时，他总要问到党的团结和同志关系的状况，并且进一步提示我要特别尊重某某同志，还说过去他对这一点注意得不够。还应该提到的是，林枫说的是让我去做秘书长，可是只有两三个月，中央就安排我做省委副书记，后改称书记处书记。这件事情表明，林枫的高度原则性和组织纪律性，未经中央做出决定以前，他个人决不封官许愿。
1960年冬，中央决定重设中央局，并调我任东北局宣传部部长。这使我有机会常到中央开会，接触林枫，重聆他的教诲。这段时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天灾，更加上人祸，党风和社会风气都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幸亏当时党的威信高，短短几年就转换了局势。这时，林枫是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他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以及《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又经陆定一、彭真等先后参与，终得发出。这就纠正了“大跃进”中的“左”的错误，理顺了教育秩序。
1964年秋，我奉调入京，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党组书记、学部副主任。这时，报刊上正是连篇累牍地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不料中央做出决定，要安排杨献珍作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研究员。对于中央的决定，我应该认真慎重对待。因此，我就杨献珍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问题，写信正式请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并得到答复。因为杨献珍来自中央党校，我又去向党校校长林枫求教。我提出的问题是：中央也未定杨献珍是什么“分子”，我们如何对待他?这时林枫正言厉色地说：没有定为什么分子，可是从“反党”直到“里通外国”，那还轻吗?明显看得出林枫对杨献珍的遭遇是寄予同情的。林枫是我的老上级，杨献珍又是我上党校的师长，我不能厚此薄彼。在那极“左”思潮泛滥的时代，林枫之与杨献珍，不过是后任者奉当时中央之命，去处理前任者的问题。而林枫和杨献珍又同遭林彪、康生、江青的迫害，严重程度甚且过之，这又不该深思吗?
1966年春，彤云密布。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早于北京各单位（仅迟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也烈于京中各单位。在“天外飞来横祸”行将落到我头上的时候，我是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竟会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为此我去林枫家，想问一个究竟。我哪里想到，那时林枫也已失去自由，“住”到西郊党校不能回城里了。我怅然而返。后来学部有人揭发我去找过林枫，还有外地揭发我，以致一个时期里我竟为此大受批斗。尽管我承受极大的压力，由于有深厚感情，我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附和过对林枫的诬蔑不实之词。这是我可以告慰于林枫同志的。
今当林枫同志百年冥寿，以及他受迫害而溘然长逝30周年之时，我愿刳肝沥胆，以示致诚，永远以林枫同志的风范作为自己余生效法之鹄的。
作者：关山复（ 1905–2010），曾任东北局统战部副部长、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党组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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