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夜操劳为人民

发布日期：2016-12-02 12:21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白希清

白希清

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从冀东开来的八路军到了沈阳。我作为一个医生、病理学教授参加了沈阳市民主政府，担任了市长职务。和我共事的八路军干部诚恳、热情，他们一心一意为东北人民办事的精神使我感动。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参加共产党的愿望也就油然而生。我把这个想法和副市长焦若愚谈过。他在11月的一天领我去见东北局组织部长林枫。一到林枫的办公室，他立刻起身倒茶，请我坐下。寒暄之后，我向林枫倾述了入党的愿望。林枫听了连连点头，然后仔细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过去的经历。林枫诚恳地对我说：“你要参加我们党，组织上是非常欢迎的。眼下，日本刚投降，我们党和国民党蒋介石的斗争还很尖锐，内战危险十分严重。不过，东北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前途也是光明的。中国的老百姓打了八年，都希望和平。蒋介石要打内战，夺取抗战的胜利果实，是不得人心的。”林枫还回顾了党的历史，从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八年抗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蒋介石消灭，而且还开辟了一大片敌后根据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战的胜利。他还给我介绍了延安的整风、大生产……不知不觉一晚上的时间过去了。临别的时候，林枫对我说：“你是东北有名望的医生，我们欢迎你入党，但你不要着急，今后有适当的机会，一定要解决你入党的问题。”我这是第一次见到林枫，头一回这样生动地听到了党的历史和主张，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几十年中，我参加过爱国学生运动，走过科学救国的道路，看到过国民党的腐败，也受过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这一次长谈加深了我对共产党的理解，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1945年12月，国民党兵临沈阳城下。根据雅尔塔协定，苏军要撤出沈阳。我党的干部和队伍也先后撤离了沈阳。沈阳市一时沉滓四起，土匪抢劫，国特暗杀。市政府只剩一些非党人士维持。我任教的奉天医学院的同事、朋友都劝我，东北大局未卜，还是赶紧回校教书做学问，谁来了也不会动你这个大学教授。但此时此刻，我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已定。一天清晨，在苏军的帮助下，我举家离开沈阳来到本溪，参加了革命队伍。不久，在林枫关怀下，我入了党。东北解放后，我担任了东北卫生部的负责工作。工作之余，有时到林枫处看望，他还常常关心我的政治理论学习，给我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鼓励我学习政治，提高领导水平。我在东北工作十年中，政治上有所提高是和林枫的帮助分不开的。林枫不愧为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

林枫在东北工作期间，分管文教、卫生、农林、水利、民政、司法、统战等工作。他十分繁忙，但是东北卫生工作的三件大事都是林枫亲自领导或过问的。

一、建立健全各级卫生机构，培养卫生人材，支援解放战争。1946年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后，林枫任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下设卫生处(后称卫生委员会，以后又称卫生部)，由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长贺诚兼任处长，我任副处长。后来贺诚任卫生委员会主任、卫生部部长，我和徐寿轩任副主任、副部长。林枫从一开始就提出，要建立各级卫生行政机构，要抓好卫生人员的培养，办好医院，为解放战争服务。他几次在行政委员会会议上强调：我们是东北人民自己的政府，东北老百姓的生老病死是我们要关心的大事。防病治病，解决群众的疾苦是我们共产党区别于伪满、国民党政府的重要标志之一。当时正值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民主联军根据党中央指示，撤出了沈阳、长春等大城市，解放了北满、辽西、辽东的大片地区。这些地区，历史上就缺医少药，卫生人员奇缺。如不迅速地培养一支卫生队伍，不但不能控制各种传染病的流行，连救护战争中的伤病员都会发生困难。按林枫的要求，东北行政委员会卫生处从成立起就大力开办医学院校，培养卫生人材。1946、1947年办的医学院校有东北大学医学院、兴山中国医科大学，在哈尔滨还建立了卫生干部学校。中国医大是由延安迁至兴山的。该校有比较强大的领导班子和师资队伍，到东北后又吸收了哈尔滨医大的教员和社会上的专业医生。东北大学在1946年进行改组，医学院合并到兴山中国医大，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医大的力量。兴山中国医大广收北满的中学生和从蒋管区来的进步学生，每期招收学员四五百人，七八个月一期。学校办学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学生在校不仅要学医学知识，还要上政治课，结合实际参加土改。学校充满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在短短的时间内，学员们不但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还掌握了基本的医学知识和治疗方法。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医大以及后来在龙井、丹东等地的分校培养的学员有5000余人。毕业后大多成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各军区、各部队医院和各级地方医院、防疫站的骨干。东北卫生处在抓医学院校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建立健全各级卫生行政机构。1946年在北满解放区的嫩江、合江、松江三省成立了卫生厅，在哈尔滨、大连市设立了卫生局。以后基本做到了解放一个地区，就成立一个卫生行政机构。各省、市的卫生厅、局成立之后就着手组建医院，吸收当地的中、西医卫生人员参加工作。这些医院除救护伤病员外，还为当地群众防病治病。一些成立较早的卫生局还调查鹤岗煤矿、大连玻璃厂等厂矿工人的矽肺情况，最早开展了我国的劳动保护工作。到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时，省有卫生厅，市有卫生局，县有卫生科，初具规模的综合医院就有50多所，形成了遍及东北全境的卫生网络。解放战争时期，由东北组成建制进关的卫生机构就有70多个，东北各医院收治的伤病人员就有20余万人！1950年冬，抗美援朝战争一打响，林枫即亲自主抓伤员的接收转运和治疗工作。他还指定关山复负责联络和协调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军区卫生部、财政部、铁道部的关系，以保证各个环节畅通，及时解决问题。在林枫领导下，东北各省、市不但派出强有力的医疗队赴朝抢救伤员，而且每个县以上的医院都收治了从前线转来的伤员。由于转运时间短，治疗及时，大大减少了伤员的死亡率。东北卫生部还根据林枫的意见，从北京、天津、上海请来专家到东北各医院巡回医疗。如胸科专家吴英恺、黄家驷，整形外科专家宋儒耀等人。抗美援朝期间，东北各医院共接收从前线转来的伤病人员约有25万余人，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斗争。

二、防治和控制鼠疫，解除东北人民的心头之患。东北的鼠疫流行已久，早在1910年，海拉尔一带发生过一次肺鼠疫，很快传播到东三省，死亡20多万人。1920年到1921年，北满地区又流行鼠疫，死亡约十几万人。此后，鼠疫在东北辽西地区一直未断，成了危害极大的地方病。鼠疫在三四十年代，无论国内、国外都没有控制的办法。伪满时期，日本关东军怕染上鼠疫，只要发现病人，就在疫区外设置隔离圈，圈内的男女老少不论得病与否一律被枪杀，房屋被烧掉。鼠疫流行过的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残墙断壁，凄凉之至。老百姓一听到鼠疫就谈虎色变，常常一户发病，全村逃亡。由于带病的患者又把鼠疫传到无病的村镇，病发以后再跑，致使人为地加速了鼠疫流行。1947年春，中长铁路以西、哈尔滨以南的农安、扶余、安广、白城子、洮南、突泉、瞻余、双辽、通辽、热河、赤峰、朝阳等29个县，又大面积发生鼠疫，各县死亡人数少则近百，多则上千。西满一带多为解放军和国民党军对峙的游击区，鼠疫的猖獗不仅影响到人民生产和生命安全，也关系到东北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林枫主持成立了东北人民防疫委员会，直属东北行政委员会领导。防疫委员会主任由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担任，副主任委员有贺诚、徐寿轩和我。东北公安总处处长汪金祥、东北铁路管理总局第二局长余光生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都是委员会的成员。东北各省也相应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协调防疫。防疫委员会在哈尔滨组织了50余名开业医生分十个组先赴疫区，而后又组织了东北卫生干部学校、兴山中国医大学员200余人编队分赴疫区各县，开展捕鼠灭鼠的防疫工作。当时，正值东北解放战争转入反攻阶段，东北解放区的财力物力都十分紧张，但东北行政委员会仍拨出大量经费，建立防疫站，购买药品，制作防疫服装，建立生物制品厂，生产预防鼠疫疫苗。铁道兵还配备了防疫专列，车上附有化验室、实验室、治疗室、药房等等。各防疫队分有治疗、灭鼠、宣传等专门小组，贯彻预防为主、积极治疗的工作方针。通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和实践，终于找出了鼠疫的传播方式。鼠疫的传染源是豆鼠。豆鼠发病后，通过跳蚤传给家鼠和人。这一系列突破性的重大发现找到了防治鼠疫的根本方法。防疫队所到之处，当地党、政、军负责部门均通力配合。各村各镇腾出校舍、公用房把病人集中到一起进行隔离和抢救，以免散在各家各户传染健康人员。除此之外，防疫人员还组织群众接受灭鼠、防蚤的示范教育和预防的办法。防疫队对疫区病人舍身忘死的抢救治疗，很快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加之各地政府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使疫区的老百姓对鼠疫有了了解，由怕到治，由逃跑到预防，一个大规模挖鼠洞、抹墙缝、撒灰灭蚤的群众性防治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哪里发现疫情，当地政府就积极组织隔离、检疫。到1947年底，辽西地区的鼠疫已完全被控制。后来东北卫生部的防疫队和各省、市的防疫站一起，每年都进行防治鼠疫工作。到解放初期，鼠疫已在东北绝迹。对此，林枫在东北人民代表大会上总结说：“自1947年8月起，我们对西满严重的鼠疫进行了斗争，并为建立防疫队、训练防疫人员、设防疫站等支出了大批经费…… 防疫工作取得了极大成绩。”

三、反对细菌战，揭露美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1950年冬，抗美援朝开始后，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地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我国东北地区使用了细菌武器。首先在朝鲜发现了鼠疫。1952年一二月份，东北地区雪地上发现了一些昆虫、破棉絮、碎纸头和蚊子、苍蝇、跳蚤等。这些东西在冰天雪地的季节里出现是异常的。鸭绿江以西、以北地区，如桓仁、宽甸、凤城、丹东、辽阳、海城一带均有相同问题。有的地方还发现空中落下粘性网状物、铁筒式或磁制仿日本关东军式的细菌弹。黑龙江省甘南县农村的房顶上和庭院中还发现从空中投下的200多只死老鼠。当地群众立刻把这些东西送到卫生院并上报东北卫生部，引起了高度重视。经取样化验，这些物品及昆虫都带有细菌，从老鼠身上还培养出鼠疫杆菌。东北卫生部立即通知各级卫生机构密切注意。发现这些情况后，林枫即火速上报中央。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林枫，一方面询问美帝国主义者使用细菌武器的详细情况，一方面指示派人前往现场核实调查。林枫接到电话后，即派东北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王光伟去桓仁复查，自己带领东北公安部长汪金祥、卫生部长王斌亲自到丹东察看。当时美军飞机正在猛烈轰炸丹东大桥及铁路线，林枫还一直住在列车车厢中坚持工作。他前往现场反复检查，两三天后确定是美军使用了细菌武器，才在车厢内用毛笔庄严地向总理写了报告。不久，中央成立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委员，东北大区的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是林枫。当时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组织、训练群众，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根据林枫的建议，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把沈阳小河沿中国医科大学的实验室全部用作反细菌战研究室；成立接待站，专门接待各地细菌战情和疫情的报告人员，查询发现异常的详细情况；组织卫生大队，包括防疫专家、学生300余人，分赴美军投放细菌弹的地区实地检查、灭菌。东北人民政府还组织了防空网，监视美军的空袭和飞行路线。为了彻底消灭细菌武器造成的各种疾病，林枫还报请中央派国内各科专家来东北帮助工作，如：昆虫学陈士骧、朱弘复、刘崇乐，植物学钱崇树、裘维藩，微生物学汤飞凡、朱既明、方纲、纪树立，病理学胡正祥、李佩琳、吴在东、许英魁，传染病学张学德，热带病学钟惠澜，公共卫生学严镜清，兽医学胡祥璧等数十位专家。各地发现空中投下的昆虫、物品均交到中国医大实验室，由专家分析鉴定。在东北地区发现一些新的疾病，都请这些专家检查确诊，如：辽东发现的炭疽性脑膜炎和败血病、辽西发现的只在美洲流行的鹦鹉热，还有一种特殊类型的流行性脑炎，这些病都是东北地区过去从未发现过的传染病。在东北局的领导下，卫生部组织了卫生人员和国内各有关学科的专家教授，动员了全东北的群众进行防空防疫。由于措施得力、宣传及时，细菌武器未能引起各种传染病的大流行，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破产了。他们使用细菌武器的罪恶勾当也暴露于天下。从1952年起，一些国际组织陆续来东北进行调查，如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国际和平运动的知名人士加拿大的文幼章，英、法等国的知名人士，都深入现场察看美军使用细菌武器的情况。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还向美国和世界发稿，揭露美军这一罪行。1952年世界和平理事会为了证实美帝国主义罪行，邀请无偏见的国际知名专家组成“国际科学委员会”，其中有英、法、意、瑞典、巴西和苏联等国专家，于六七月间来到北京了解情况，7月中下旬在沈阳等地实地考察。又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考察，在朝鲜某地和使用细菌武器的被俘美国空军人员谈话并录音为证。考察后写出《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书中有观察到的美帝国主义使用细菌武器和这一罪行的恶果，以及中国学者的专题文件、受害人的证词、美军俘虏的供词。此书用中、英、法、德、俄、西班牙6国文字印刷发行至全世界各地。为了披露美帝国主义细菌武器给东北人民带来的烈性传染病，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在东北局的领导下，组织全部有关材料送往北京，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展览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的罪行。又根据周总理指示，我们组织展览团赴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在数千人的和平大会上，郭沫若向全世界人民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者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展览团则在当地展出美帝国主义使用细菌战的事实和实物，并播放美军战俘录音，回答了人们提出来的疑问，影响很大。这个团又到柏林、莱比锡展出，使更多的人看到了美帝国主义的罪行。1953年朝鲜战争达成停战协议，反细菌战的斗争才以我们的全面胜利而告结束。

1954年大行政区撤销前，我调到了北京中央卫生研究院（后改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林枫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第二办公室）主任。我和林枫在工作上的直接接触不多了，偶尔到他那里看望，他总是问到医学科学院的工作，并针对我讲的情况给些恰当建议。1960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准备办八年制的大学，培养高级医学科研人员,我向林枫汇报了这个设想。他很支持说：“现在我国教育制度改革主要是缩短学制。在办正规大学的同时也要办些专科半工半读的学校，迅速培养一大批有文化的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但从长远考虑，我们也要搞几个多学科的高级学府，学制可以长一些，学生人数可以少一些。精心教育、精心培养，造就一批有国际水平的医学科学队伍。医学科学院专家多，水平高，不少人有国际影响。你们办这样一个学校还是可行的，有条件的。”1962年八年制的中国医科大学成立了，可惜“文革”一开始它就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宝塔尖”被彻底砸烂了。

再见到林枫是1972年。林枫受林彪、康生、“四人帮”迫害，身陷囹圄。那年，我从江西干校回来，心脏病发作住到阜外医院。我从医生那里得知，林枫也在阜外医院化名“监护”治病，听说他的病情十分严重，肺结核、糖尿病、神经痛，肋骨也被打断过。待到林枫能让探视时我才看到了他。此时此刻林枫面孔消瘦，身体极度衰弱，翻身、坐立都很困难。但他见到我后，对个人遭受的磨难只字不提，却首先问到了我的身体、工作情况，鼓励我向前看，只要有条件就力争为党多做些工作。林枫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崇高品德和他对卫生工作的功绩永远让我怀念。

作者：（1904–1997），曾任沈阳市市长、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华医学会名誉会长等职，中国著名病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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