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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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6-12-14 00:26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何礼
何 礼
    1938年,我从北平撤退到武汉。在武汉与蒋南翔见面。他谈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开始时,林枫正在河北宣化隐蔽;到12月16日的时候,林枫已调来任北平市委书记;1936年春夏,北方局又调林枫到天津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刘少奇同志的秘书。这是我初次知道林枫原来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59月上旬,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召见中央青委的冯文彬、蒋南翔、宋一平时说:“现在日本投降了,党中央提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东北青年在伪满统治下14年,他们有强烈的爱国心,但过去没有机会接触外面世界,就像黑屋子里的人,骤然跑到阳光下面,一时不容易认清自己的方向。因此,我们迫切地需要到东北去,做团结和教育东北青年的工作,提高他们的觉悟,指示方向。”于是,以蒋南翔、宋一平为首,率领90余人组成中央青委“五四工作队”到东北。我和我爱人郑延也是该队成员。1945年10月11日,我们徒步从延安出发,经过3个多月的长途行军,于1946年2月,到达吉林海龙县,正是冰天雪地。那时东北局在梅河口和海龙两地,林枫是东北局组织部长。不久,林枫来传达“东北局的六项工作”指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干部分配问题。记得林枫说:陈云指示,现在分配干部的办法只能是“量豆子”,哪里需要就分配到那里去,不准讲价钱,因为美国用飞机帮助国民党运来接收大员,占领了大城市,但他们还来不及占据县城和农村,东北各省的县,有的是敌伪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占据着;有的是士绅搞的维持会,个别地方甚至是胡子土匪占据着。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我们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因此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赶快去占领地方,谁也不准讲价钱。林枫这么一说,东北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就都明确了。我们的任务就是去占领阵地,一个老干部就去占领一个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林枫。
    那时东北局社会部刚成立,很需要干部,我过去在云南搞过地下党工作,东北局组织部就把我们夫妇分配到社会部。19464月,我接受任务,到前方寻找、策反国民党云南部队六十军。因云南六十军谍报处处长是我党党员,而我曾是云南省地下党领导成员之一。同行者有总政李林、总司令部王放。我们没有找到六十军军部,于9月初回到哈尔滨。蒋南翔这时是东北局青委书记,同时又是哈尔滨特别市市委委员。我去见他。他要我留下和他一起完成任弼时交给的团结教育争取广大东北青年的任务。我同意了。此时云南地下党的陈方、刘浩已到哈尔滨,我向东北局推荐他们去完成策反六十军的任务。这时林枫是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他叫我和车向忱车老去接收私立哈尔滨大学。这里只说说我和林枫在这一段接触的几件事。
    首先是林枫对车老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我对车老并不熟悉,只听说他早年在东北,热心从事平民教育和反日爱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往返关内外,联络东北抗日义勇军,推动抗日救亡工作,因他提倡穿国货,人称“东北甘地”。东北沦陷后,在陕西创办“东北竞存中学”,收容东北流亡青年学生,管吃管穿还管读书,因此人称“东北青年之父”,是知名爱国人士和教育家。我奉命和车老接收哈尔滨大学。林枫嘱咐我说:“你同车老去接收哈大,车老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一些。”林枫说:“车老刚从国民党区来,对根据地,对我们党的教育方针都不熟,你要帮助车老熟悉,这方面主要由你负责。至于政治学习倒不用你管,车老、高崇民、陈先舟、徐寿轩东北这几位有名的民主人士住的地方都和我相距不远,我已经把他们组织起来,一起学习了。”
有一次,车老被个别同志不恰当的批评和不民主的作风气得流了泪。林枫知道后,又把我找去,嘱咐我要给车老解疙瘩。林枫语重心长地说:“国民党的气,车老能忍受;共产党的气,他就受不了啦!所以你要帮助车老解疙瘩。”后来,我找车老谈了,他心里的疙瘩才算解开了。我感到林枫真是待人以诚,他对人的了解也是很深刻的。
    再有一次林枫找我去,指示我帮助车老清理教育思想。林枫说:“你要帮助车老清理教育思想,党的话,车老是听的。”我把林枫的这一嘱托记在心里。原哈尔滨大学分成文理法3个学院。当时学生的心理也是想进正规大学。车老同我商量:“我们也办成3个学院,这样好多招些学生来教育他们。”我说:“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需要各种人材,我们把名字改一改,改为文艺学院、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这样学生听起来仍是三块旧牌子,但我们的内容是新的,这就叫旧瓶装新酒。”车老欣然同意。我发现车老对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很是欣赏。陶行知是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学生。杜威提倡“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陶行知把它改成“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我和车老商量。我说:“社会即学校”没有一个主导思想,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还是用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口号比较明确。我们也可以提倡陶行知的读活书。车老觉得我的意见对,我们谈得很高兴。就这样一点一滴地用党的教育思想、教育方针,提醒车老,逐步引导,逐渐取得一致。我和车老一直配合得很好,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林枫对哈尔滨大学和哈尔滨市的青年学生十分爱护,关怀备至。我和车老接收旧哈大的时候,校址在沙曼屯,房子很破,窗子玻璃破了只能用纸糊,风一吹又破了。林枫知道后,把东北行政委员会的房子(即原来哈尔滨医大的房子)给了哈大。那是一栋很漂亮的大楼,另外还有许多房子。搬家那天大伙儿真是感激涕零,师生员工都深深地感受到党和人民政府对教育事业、对年轻一代的关怀。搬家后,我们又第二次招生,一共招了六七百名学生,为团结教育争取东北青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过了两个月,我和车老在东北行政委员会汇报工作。林枫亲自听取了汇报。林枫说:“车老,好啊!你在东北还是有影响的,招了好几百学生,招来就好对他们进行教育,这就是一大功嘛!设几个学院的想法,思想改造的方针等,这些想法和措施都是可取的,要继续充实和提高,以培养各方面的人材。”林枫的话,真是莫大鼓励和安慰,因为哈大是东北解放区第一所正规大学,战争时期,如何创办新型的正规大学而不同于干训班、短训班,是需要逐步探索的,林枫肯定了我们工作的大方向,鼓励了我们的初步尝试,这对车老和我来说,真是比什么都重要啊!
    1946年10月16晚上,国民党特务放火烧了哈大部分学生宿舍。第二天一早,林枫闻讯赶到学校,问清情况,当场决定一个学生补助600元,补充衣被,真是十冬腊月雪里送炭,大家感动得落泪。
    哈大本是私立学校,资本家出的经费太少,不够开工资。想改为公立学校,我请示南翔、市委书记钟子云,又请示林枫,均获同意。19471月,正式改为市立哈尔滨大学。我们重新做了预算,经费比私立时多了3倍,这样就完全可以给教职员工发工资了。
    哈大教育方针是理论联系实际,一是结合战争,二是结合土改。结合战争就是让同学们慰问伤病员、劳军、发动农民参军,同学也有参军的。结合土改就是根据中央的五四指示,参加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一共下乡三次:头一次是1946年冬,哈大和哈尔滨市六所中学的积极分子到哈尔滨市香坊区大嘎拉哈村参加土改运动 “反恶霸地主”阶段的试点。出发前,蒋南翔请彭真向学生们讲话。他鼓励学生下乡参加这次历史上的大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改造世界观。第二次是1947年夏天,组织“暑期下乡工作团”,参加土改运动中发动群众、斗争地主的工作。半数以上哈市大中学生都参加了。下乡前,我请林枫向学生讲话。火车站广场上,600名学生听了林枫讲话。他鼓励大家下乡参加这场伟大的革命,要站稳立场,做好工作,把地主阶级作为一个封建剥削阶级来消灭。事后,学生反映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都亲自向我们讲话了,鼓励我们去参加革命,共产党才真正是信任和爱护我们的,真是为国为民的!”第三次下乡是1947年冬天,组织“寒假学生下乡工作团”,参加土改后期平分土地、划分成份等工作。体现了哈大教育方针密切结合当时的政治和现实社会需要培养人材。
    1948年冬,长春快解放时,我正在哈尔滨道里区任区委书记。林枫曾对蒋南翔说,要我组织一批人,到长春接收教育部门。这是林枫对我的信任。我因身体很不好,怕支持不下来,和南翔商量,另介绍了一批人去。至今想起这件事来,仍感遗憾,真是有负重托。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我于194964回到北平,在共青团中央工作1959年至1961年,我在中央教育部任高教二司司长,后来是教育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枫当时是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第二办公室)主任。林枫对教育事业很关心,对教育部的工作抓得很紧。教育部部长是杨秀峰,副部长是蒋南翔,对林枫很尊重。因工作关系我和林枫也有过几次接触,一次是制定“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六十条”)的调查研究。当时林枫亲自到北京大学蹲点,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张际春到清华大学蹲点。杨秀峰到天津蹲点。教育部派我到北大跟林枫一起搞调查。他工作深入,抓得很细,作风也很民主。记得有一次讨论理工科的区别问题,我发言说:“北大的做法我认为有问题,他们这样做就变成工科了,变成生产了。理科联系实际主要是为了说明理论,我认为理科应重视理论。”林枫细心地听我说了,点了点头,看来他是同意我的意见的。调查中,林枫还注意抓关键问题的讨论。比如大家对高等学校的领导问题,争论很多。林枫主持了讨论,让大家畅所欲言,然后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这一条被写入六十条,实行了多年。后来,我负责教育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是张健和周子明。我们每次向林枫汇报工作,他都仔细听取。我们组织活动,如举办高教展览会,请林枫参观,他从不拒绝,总要问清楚这样做的目的。要我们帮他起草什么东西,事先都亲自拟好提纲,讲清意图,然后由张健起草。1962年,我被借调到华北局文教办工作,主要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我和华北局文教办主任杨达一起到山西、内蒙古调查,回来在教育部汇报时,林枫亲自主持会。记得当我汇报到“泻大肚子”,即开除大批不合格的学生的问题时,林枫很重视这一情况,认为这是很重要的教训。以后因工作调动,我再没有机会见着林枫了,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他是一位值得尊敬怀念的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作者:曾任中央教育部高教二司司长、教育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吉林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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