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谈话

发布日期：2016-12-14 05:58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傅克

傅克

1947年春，我从晋察冀边区调到东北工作。在行军的路上，同志们常常议论一个问题，从农村到了城市，将来干什么工作？大家共同的看法是：一切得从头学起，到基层去锻炼是必要的。

到招待所不久，听说哈尔滨市委有人找我谈工作。我有点奇怪，为什么东北局还未谈话，市委却有人找我?我想也许市委有人认识我，想打听一下我的工作情况吧。不久又听说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有人问我到了哈尔滨没有。这个信息也许同我的工作有关。不管怎么样，我得等东北局组织部找我谈，因为我的关系在东北局。后来组织部打电话约我去谈工作。我到了干部处，话未谈几句，他们就直接了当地告诉我，说总部参谋长要调我去司令部工作，而且催得很紧，马上去报到。尽管已有初步决定，但我还是谈了谈我对工作的意见，我表示不熟悉司令部的工作，想到基层去。干部处的同志说，现在是战争时期，一切服从军事斗争的需要。这个道理我明白，可是没有解决我的具体问题，还想向他们申述一下。但我看到在一边等着谈工作的人很多，再说什么理由也不会有用，我只好请他们再考虑一下，先不要写介绍信。

我离开干部处出来的路上正好遇到林枫同志。他当时是东北局组织部长。我虽然在他领导下的部队工作过，听过他的讲话，但没有接触过。他不认识我。我向他招呼了一声：“林枫同志，你好！”他抬头看了我一下，走过来和我亲切地握手。我主动告诉他我是谁，在哪个单位工作过。我说我在陈支队

(当时的晋西独立支队，陈士榘为支队长，林枫为政治委员，人们习惯称它为陈支队)工作过。林枫点点头，立刻说你一定参加过晋西事变的战斗了。我说我原在游三团，晋西事变打响后，三团划归陈支队领导，1940年部队整编后，陈支队开赴山东仍归一一五师建制，三团归到一二0师独一旅。他问我什么时候来东北的，工作分配了没有。我说今天来谈工作，还没定下来。他说既然没有定就不用着急，今天他有事，改日找时间和我谈谈。他还问我住在哪里，生活有什么困难，有问题可以向干部处讲。几句话安定了我的情绪。

过了几天，招待所通知我，说总部罗荣桓政委要我到双城总司令部前敌指挥所去谈话。这个通知使我感到有点突然，为什么罗政委找我，如果是工作问题还需要罗政委直接谈话吗?我不便打听，第二天早饭后一辆吉普车把我送到火车站，和几位参谋人员一道乘坐轻油车直赴双城。

指挥所在一所很普通的房子里，内部布置简单朴素，墙上是插着许多小红旗的军事地图，桌子上有几部电话机，里屋是总部几位首长。参谋人员接电话、送电报，出出进进。前沿阵地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传来，有时几部机子同时呼叫。据说，前方正在围歼国民党王牌新六军一部，战斗显然进行得很激烈。这种气氛使我有点不安，便向罗政委的秘书表示，如果是谈工作就不必麻烦罗政委了，可以到东北局去谈。秘书要我稍等一会儿，首长正处理几个紧急电报，到现在还未吃早饭。说话间罗政委手里拿着一份电报已走出来，我站起来迎过去。他立刻抓住我的手说：“让你等了，来来，里屋谈吧！”里屋房间很小，没有沙发和会议桌，就是一张和房子不相般配的大办公桌，两边两把宽大的转椅。罗政委拉过一把木椅子，让我在他的对面坐下。

罗政委首先问我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加革命，做过些什么工作?我怕耽误他的时间和工作，就像小学生回答问题一样，一一作了回答。我想，罗政委这么忙，为什么还问这些。罗政委一面和我谈话，一面不时接电话、看电报。他接了一个电话，立刻兴奋起来，伸出拳头在桌子上猛力一击，高声喊：

“好！好！狠狠地咬住它不放，吃掉它，这关系到部队的士气呀！”我猜想这是新六军一支部队就要被吃掉了。然后他回到座位上，慢慢平静下来对我说：“听你介绍，你在部队上呆过，打过仗，又懂俄文，有这种条件的干部在咱们部队里不多嘛。现在就是请你到总部工作，这样可以发挥你的长处。参谋长和我说了，要调几个懂军事、懂俄文的人，把苏联红军的作战经验介绍过来。他那里有许多苏联军事书籍要翻译，事情倒也并不复杂，你看怎么样？”

我坦率地谈了谈我的想法，表示到总部工作有困难，想到基层去锻炼几年。罗政委仔细地听着，从不打断我的话。罗政委听了，心平气和地对我说：“你的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是眼前找不到合适的人啊。现在苏联刚打完仗，有许多作战经验值得借鉴和学习。咱们的军队正和国民党王牌军决战，需要一整套正规部队建设经验，需要大兵团作战的指挥艺术，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你们能把这方面的东西介绍过来，就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减少牺牲，缩短战争。搞好了你们就立了一大功呀！”

然后，他又介绍了我军预备队和第三梯队的训练、补充和面临的一些困难：“今天请你来，和你当面谈谈，使你也了解当前遇到的问题。总部请你来就是帮助解决这个任务。听了你的意见，当然我们还是尊重个人意见的。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是同你商量，不是决定，你来工作两年，至多三年，任务完成了，我保证你去做别的工作，这样既照顾到当前这项任务，又考虑了你个人的愿望，两全其美么，你看怎么样?”

尽管罗政委的话使我无话可说了，但我一想到那些我不熟悉又比较枯燥的军事理论，甚至野战条令之类的东西时，我还是没有痛快地答应下来。罗政委一直耐心地开导、启发，最后表示说：“既然你还没有完全想通，那你回去再考虑考虑。如果认为可以了，再告诉我或东北局。”我以为罗政委生我的气了，一定要批评几句的，但他没有这么做。他亲自把我送到门口和我握手告别了。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里，我没有听到一句责备批评的话，只是觉得我是在和一位老领导谈心，没有精神负担，心情是舒畅的。他的宽宏大度，对下级循循善诱，平等待人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不久接到组织部的电话，林枫约我去谈工作。这时我马上想到和罗政委的谈话，这次非挨批评不可了。林枫是一位严肃认真的领导人，又是组织部长，大概是向我宣布组织决定吧。到了林枫那里和上次见面时一样，他态度和蔼可亲。他首先向我解释说，从延安和其他根据地来的干部很多，干部处人手少，可能对同志们照顾不到，有什么意见就提出来。然后问我听了关于东北情况的报告没有，我说我们来晚了，没有听到。于是他简要地向我介绍说，东北刚刚搞完土改，需要建设和巩固政权。城市工作是重点，一方面要支援战争，现在正和国民党的精锐部队作战，敌人孤立无援，处境不利，整个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另一方面要着手搞经济建设，东北是大后方，将来还要支援关里的战争，解放平津。这些都需要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任务繁重。各个解放区的干部都来支援东北，东北搞好了，要去支援别的地区。他还谈到，不管是打仗还是搞经济建设，我们都得学习苏联的经验。他说我们这批懂俄文的干部可以发挥作用了。按照中央的要求，将来要培养大批懂俄文的干部，东北是一个培养懂俄文干部的主要基地，这就靠你们了，懂俄文的人大有用武之地了！

林枫从整个东北形势谈到懂俄文干部的需要，从打仗到建设，话虽不多，使人大开眼界，很受启发。开始我还不大了解，为什么两位领导人都谈到当前的形势和未来的努力目标，意思就是让干部从大局出发，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局限于狭小的圈子里。说实话，当时我自己的思想境界是狭隘的，只想到军事翻译是纯技术性的工作，哪里想到同当前的战争和未来的建设都有直接关系呢。这一点林枫已经看出来了。他说：“听说你对工作还有点意见。我的意思先干一段再说，罗政委已经讲了，干两三年。咱们作为一个部队的同志和战友向你建议，去干吧，这个工作是很有意义、很重要的。”林枫最后的话是发自内心的，使我深受感动。分手时他又强调了一句：“不管将来干什么工作都不能丢掉俄文，这是一种工具和武器啊，到什么时候都有用。”这话说得很深刻、很有远见，事后证明了这一点。

两位领导人的谈话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终身难忘。他们都是高级领导干部，工作繁忙，完全可以下道命令，可是他们不那么办。他们用谈心的方式，真正打通你的思想，而不只是“服从啊”、“组织决定啊”那一套生硬的办法解决问题。两次谈话我没有感到压力和拘束，完全是同志式的交谈。我想这就是我们党的传统作风吧，也是高级领导者的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的高明之处吧。

作者：曾任教育部高教一司副司长、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苏联东欧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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