谆谆教诲亲切关怀

发布日期：2016-12-14 05:59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张瑛

张瑛

1948年，东北地区面临大决战的前夕，胜利曙光已经显现，形势发展很快，需要大批人才。当时年轻的中学生，不管是初中生还是高中生，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很少，培养人才的工作十分紧迫，为此，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举办了一系列培训班。我就是在这种情势下，来到了哈尔滨，参加速记学习班。当时东北是9个省，一个省来一两个人，我是合江省选送的。我们一共13人，其中有3位女同学。来的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大学毕业的，也有初中的。我在伪满念过高二，是高中生，还不算最差的。当时东北局和政府机关缺少做文秘工作的专业人才，机要工作要求政治上绝对可靠，必须从合格的人中选优，再经过培训，才能到首长身边工作。我们的老师就是章岩大姐和张文豹的夫人苏淼。培训了6个月，后来到了沈阳，我是在沈阳结业的。我们这13个人毕业后分别到了东北局和政府办公厅。我、徐家宽、王吉章、刘宣、吴国智几个人到了政府这边。我在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做速记员，经常有机会和林枫接近，开会时就在他身边做速记，为了听得清，靠得很近。他不爱说话，我们也不敢主动和他说话，但彼此都很熟悉。做速记员不到一年，林枫的大秘书韩乐风来了解、考察我。我当时年轻，19岁，政治上可靠，家庭关系简单、清楚，这样就到了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办公室，给林枫做了小秘书。从1950年1月份来的，到1952年12月离开，我在林枫身边工作不过短短三年时间，但这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光阴。它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决定了我一生的方向，也是我终身受用不尽的精神宝库。

来到林枫身边，我就做机要秘书。当时是抗美援朝时期，东北地区支援前线的工作任务很重，这个担子就压在林枫身上。那时周总理经常来电话找林枫，都是我接的电话。时间久了，总理都知道了，来电话时还说，你是小张吧！其实我和总理没见过面，就是在电话上熟悉了。那时中央要求东北地区全力支援前线，前线要什么就得给什么。总理一来电话，这边就开会，都是林枫主持。有一次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长汪金祥、卫生部长王斌、副部长白希清、农业部长杜者蘅等来开会，一直到夜里11点钟还没结束。这些部长们都没吃饭，林枫副主席叫我过来，说：快到李桂森（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长）那去找点面包什么吃的东西来。我坐胡玉久开的车到了交际处，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吃的东西，只找来一些面包。部长们吃了点面包就又继续开会了。中央经常来电报，中央的、毛主席的、周总理的，译出来都是我收。不管什么时间，有时是下半夜，甚至黎明时分，都要送过去。由徐家宽把林枫叫醒，批完了，这边早已准备好，由通信员骑摩托车送有关部门。那个时期，林枫花很大的精力和心血抓这件事。总理对林枫调动东北的全部力量做好抗美援朝的后勤保障很满意。可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林枫多么辛苦。他吃不好、睡不好，眼睛都熬红了，人也消瘦了。我那时不到20岁，他都40多岁了，我都熬得受不了了，更别说他了。可他就是这样不吭不声，踏踏实实，一件一件地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有一次都深夜12点多了，总理又来电话找林枫副主席。我说他刚开完会，回家休息了。总理也感到这一阵林枫累得够呛，就说：那就别找他了，让他明天上午给我打个电话。1951年，我们陪林枫副主席到大连。他突然得了阑尾炎，给总理打电话。总理决定让他动手术。手术后，他才在大连休息了一段时间。林枫副主席真是累坏了。

那个时候美国的飞机经常飞过鸭绿江，侵犯中国的领空。1952年美国在丹东市附近的宽甸、海城、桓仁等县投细菌弹。弹内有大量破布、粪便、老鼠，都是带菌的。老百姓发现后，报告政府。林枫便亲自到丹东调查、了解。我、韩乐风跟林枫副主席坐火车到了丹东，遇上美国飞机在鸭绿江大桥两边狂轰滥炸，企图炸毁大桥，中断我们和朝鲜之间的运输生命线。我们的火车停在丹东站上，炸得火车来回震动。林枫副主席在火车上召集会议，把王斌等人都找来，开了两天的会，饭都是派人送上车的。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派人把情况搞清楚，林枫副主席就在车上亲自给总理写了个报告。报告交给当时辽东省委书记高扬的秘书，用密电发北京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我们回沈阳就接到毛主席、周总理的回电了，对林枫副主席赶赴丹东考察美国细菌战之行表示了赞赏。后来，中央就决定预防美国侵略者扩大细菌战，要求东北以及全国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国家和各地都成立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简称“爱委会”。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是周总理，东北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的重担又落到林枫副主席身上，在《东北日报》公开公布了。后来又派人取回样本，在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化验，证实是带有大量各种细菌的。化验报告上交北京，还派白希清等人参加控诉团出国控诉，揭露美国侵略者的罪行。这样，美国人也没敢再扩大细菌战了。

我在林枫副主席身边的三年中，我的印象，他对农业十分关心。他也是分管农业工作的，在这方面的讲话和文章特别多。他对农业和农业生产的认识也非常深刻，到农村的调查、研究也特别多。王吉章分到政府办公厅后，下去搞过一段时间农业互助合作的调查，在黑龙江省一个县里蹲点一段时间，回来写了一篇调查报告，登在《黑龙江日报》上。林枫看了，认为这篇文章写得不错，让了解这个作者，觉得不错，就把他也调来当了秘书。沈阳市附近有个高坎村，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那是林枫副主席的一个点，每年都要去一两次。去了找农民开座谈会，到地头看看，搞些调查、了解，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再来指导面上的工作。农业方面的一些重要政策都是这么来的，从实践中来，不是盲目的瞎指挥。他就是这样，上有中央的政策、指示，他有王吉章、王继刚这些搞农业调查的，给他提供一些典型材料，再加上他自己亲自调查、研究，心中有了数。后来实践证明，他这种实事求是、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制定的一些农业政策，都特别符合东北地区农村的实际情况，对农业生产、农村发展真正起到了指导作用，推动了东北农业的发展。

1948年东北土改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高涨，自发地出现了一些换工互助的互助组。林枫发现了积极支持，但同时又强调自愿的原则，不搞一哄而上。农村生产力落后，基本上还是单干，不要排斥个体户，农村的所有制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渐提高。同时又积极鼓励互助合作，稳步发展。如果一直按这个原则搞下去，不知会少走多少弯路。

再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林枫特别能团结党外人士，特别会做他们的工作，和他们搞好关系，合作共事。高崇民也是东北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林枫对他很尊重。有一次高崇民病了，林枫写了一封信，让我买点水果，专程去看望他。高崇民副主席感动得很，让我回来转达对林枫副主席的感谢。高崇民的夫人王桂珊生孩子，林枫副主席也让明秋代表他去看望。他还有一位中学同学、著名地质学家的朋友，叫张文佑。二三十年代张曾在白色恐怖时期掩护过林枫等共产党员。林枫副主席经常给他写信，让我买书给他寄去，还给他寄过钱，接济他的生活，书信来往很多。1951年夏天，梅兰芳带京剧团赴朝鲜慰问演出，路过沈阳演出时，天下暴雨，我们跟着林枫副主席去了。演出结束，林枫副主席上台和全体演职人员握手慰问。梅先生很感动，给林枫副主席写了封信，还寄了张照片，亲自签上自己的名字。车向忱是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资格颇深的老教育家、著名的民主人士。林枫副主席特别尊重他。每次请他来开会，林枫副主席都要在门口亲自迎接他。有一次，车向忱写了一篇文章，关于中小学教育的问题，送来让林枫副主席审阅。林枫副主席也很关心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他看了，只在个别地方做了改动，然后把文章交给李荒，登在了《东北日报》上。车向忱亲自写信向林枫副主席表示感激。

1952年我见到饶斌。他对我说：你过来吧！将来有机会可以出国学习。饶斌当时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原来在晋绥边区就是林枫副主席的部下，是位大学生。林枫副主席特别喜欢他。饶斌每次到沈阳，林枫副主席都要见见他，有时还到车站接，都是我跟着去，所以很熟。我本来想去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林枫副主席听说到一汽工作还能派到苏联进修深造，特别高兴，就积极鼓励我去一汽。这样我就放弃了到哈工大的念头。后来饶斌对我说，林枫副主席早有打算，曾经多次对他说：我那儿有几个孩子，在我身边也好几年了，现在国家经济建设需要人才，应该让他们去发挥作用了。饶斌说他们要派人到苏联学习。林枫副主席听说后，就决心放我们走。他为我们这些青年人想得远、想得高，考虑我们未来的前途，虽然熟悉了，很有点舍不得，但还是让我们走了。

其实我们也舍不得离开林枫副主席。他这个人平时见了我们也没有多少话，挺严肃的，但我们几个都知道，他对我们其实是很关心的，很惦记的。有谁几天见不到了，他都要问：小张怎么的了？家宽怎么的了？我们其实都能感到他的温暖。他对我们的关心主要的还是政治上。记得我们刚来，他就和我们“约法三章”。第一不计名利。那时是供给制，没有工资，只有津贴。我们都享受科级待遇，已经不算低了。他要求我们不能计较，脑子里不能天天想这些事。第二同志之间要团结。年轻人在一起，不要闹意见，要团结。林枫副主席说：你们几个能在一起多难得，东北的、浙江的，五湖四海能走到一起，多不容易。后来家宽就像个大哥哥似的，我最小，都特别照顾我。第三要注意保密，遵守制度。因为我们都是搞机要的，接触的都是国家的高度机密，所以那时机要人员有“三不准”的要求，就是不准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不准谈恋爱；不准向亲人、家里人说工作单位的事。我们机要人员出去，都得二人同行，而且还有一个警卫员跟着，就是怕出事。现在的话，怕被绑架。所以我们一般都不出去。

林枫副主席这个人没有什么爱好，不玩扑克，不打麻将，更不跳舞。我看他除了偶尔打打台球，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了。他本来文化程度就高，大学毕业，又爱读书，几十年积累，文化修养很高。我来了以后，很大的一个任务就是给他买书。我和新华书店、三联书店都有联系。他们每隔半个月、一个月就把新书目交给我。我拿给林枫主席看看，挑一批书，都是我去买。隔半个月、一月的，就得买一批，都是他自己花钱买的。他不但自己酷爱读书，还鼓励我们多读书。我刚来时，他就对我说：你们还年轻，要好好读书，充实自己。我家里这些书，连孩子都不让他们动，你可以随便拿去看。林枫副主席办公室、住的地方都有书房，书可多了。我在林枫副主席身边的三年，也是读书最多的三年。工作闲暇时间里，我就在书的海洋里徜徉。《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红与黑》、《静静的顿河》等等，还有许多古典著作，如《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古文观止》、四书五经，我都是那个时期看的。林枫还让我整理他手边的七大以来的文件，许多都是很重要的党内文件，纸都是黄的，印刷得很差，但那是党内历史啊。我一边整理，一边看，也知道了许多历史。这三年时间不长，我觉得学到的东西比大学五年都多很多。我的政策水平、政治理论基础、中文功底都是那时期打下的。这三年真是充电的三年，丰富我的阅历和知识的三年，为我今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林枫，还有郭明秋，对我们这些身边的小鬼，就像他们的兄弟、子女一样，不但政治上关心，生活上也很照顾我们。1951年春天，我父亲在黑龙江省富锦县病故，给我打来了电报，催我回家办理后事。我心想，知道那么多机密情况，又正在抗美援朝的紧张时刻，能让我回去吗？我急得要命。我先跟高沂主任说了。他说我和明秋大姐商量商量。后来明秋大姐找了王光伟副秘书长，同意让我回去了。我的心中松了一口气。明秋大姐也很高兴，临走时给了我300元钱。那时我们一个月的津贴才15元，能拿出300元钱，不知是林枫副主席和大姐多少个月津贴积攒下来的，把我感动得直想哭。为了保证我的安全，高沂主任还特意找公安部批给我一把手枪防身，并给我开了特许证明，说明我是机要人员，沿途公安都要保护我，为我提供方便。因路途太远，坐火车还得倒汽车，主要是我感谢林枫副主席和明秋大姐对我的关怀，更不能耽误工作，所以在家只呆了两天，处理完我父亲的后事，对我妈说：这次能回来，全是首长和大姐的照顾，我实在不能久呆，让他们着急。我就急着赶回来了。

我们离开林枫副主席，但林枫副主席一直惦念着我们。1953年7月15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典礼，林枫副主席到长春。高沂、刘宣，还有警卫员高金奎跟着。刘宣让我约齐了徐家宽、王吉章到一号宾馆见林枫副主席。我们坐电车到了后，见明秋大姐在大厅里等我们。明秋大姐见了我们特别高兴，还问我结没结婚。我那时才20岁出头，明秋大姐说：你们还年轻，不要急着过早结婚，要多学点知识。她知道我们几个都干得不错，特别高兴，连连说：这我就放心了，这我就放心了。最后还让刘宣陪我们吃饭，高沂主任也参加了。

1959年6月，林枫已经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了。他陪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和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来一汽参观，又把我们几个人找去了，还是到一号宾馆。这次林枫亲自见了我们，和我们握了手，还嘱咐我们好好工作。好多年没见了，他看见我们都挺好，特别地高兴。林枫和大姐放我们出来工作，其实心里很惦记的，真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

1962年，国家组织中苏友好代表团到苏联访问，一汽厂代表是我。访苏后回到北京，我想去看看林枫和大姐。我自己找去的，路上碰到林枫的儿子炎炎放学。他开始不认得我了，后来认出了张叔叔，把我领回家了。明秋大姐见我来可高兴了，让服务员拿苹果给我吃。那时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去，我知道首长家里同样是很困难的，就没有吃，大姐非要我吃。晚上还要留我吃饭，让刘宣陪着我吃。两个油条、一个鸡蛋，还有大米粥。我差点没哭出来。他们就吃这个，这么艰难，还留我吃饭。我哪吃得下呀，这真叫礼轻人意重。几十年了，我一想到这个情节，就激动地想流泪。

1987年，郭明秋去哈尔滨，路过长春，又叫我和老伴去看她。这是我老伴第一次见大姐，感到很亲切。我们看见大姐还打针，一问才知道是糖尿病，还挺重的。我们俩一再嘱咐大姐好好保重。我们谈了一些“文革”中的遭遇，一再问我的几个孩子，关心他们。后来我又有一次到了广州，本来想和老伴一块再去北京看看大姐，谁知老伴发现得了乳腺癌，回来后就没机会再出去了，失去了最后看看大姐的机会，我感到特别的后悔。

我们从林枫身边离开时，他特意在大厅里接见我们。他话语不多，但看得出来，是挺高兴的，又有点舍不得，嘱咐我们出去以后好好学习，学点技术和管理，参加国家的工业建设。国家需要你们这样有知识的青年，要谦虚谨慎，不要自满，不要有优越感，不要以为从领导身边出来的，看不起别人。几十年过去了，回想起来，我们没有辜负林枫对我们的关心、教育和培养。我到了一汽，一干就是50年，从科长、处长，一直到总厂副厂长，一直表现良好，发展顺利。“文革”中，我也没参加任何一派组织，没有折腾。林枫被打倒了，我们也成“黑干将”、“黑爪牙”。我们都被隔离了。但不管专案组还是军代表来调查林枫的“罪行”，我也没有乱说。徐家宽后来调到湖北二汽，又到南京汽车厂，最后也是副老总了。王吉章后来说了点真话，差点给划成右派，但一直表现不错。我们这几个人总的来说都没给林枫丢脸。

回想我这一生，在林枫身边时间很短，只有三年。可是这三年决定了我一生奋斗的目标，决定了我一生为人处世的原则。我想这都和林枫的关心、培养分不开的。他话语不多，但他的一言一行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影响着他周围的一大批人。他不畏强权，坚定的党性原则；他鞠躬尽瘁，默默无闻的工作精神；他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作风都影响了我的一生，是我终身学习的楷模。

作者：曾任东北人民政府林枫副主席办公室机要秘书、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总厂副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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