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林枫主席搞调查

发布日期：2016-12-16 11:33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王吉章

王吉章

我是东北人，1929年出生在黑龙江宁安县。我在县里上高中，喜欢写点东西，笔头子比较好，有点小名气。当时刚刚成立的东北行政学院到县里招第一批学生。我们中学的校长推荐了7名可靠的学生，到东北行政学院学习，我也是其中之一。1947年8月，东北行政学院开学，我就到了哈尔滨。东北行政学院当时在哈尔滨平房区，到学院没学多少课，冬天就去参加土改了。我们是跟柳文、刘大风（张庆泰夫人）到一个叫狼窝屯的地方参加土改。下乡后先摸清农村各户家底，划分阶级，然后组织贫雇农团，成立民兵组织，斗争地主，诉苦反霸，再丈量土地，分土地，分浮财，最后组织村、乡政权。我们参加了整个过程，在土改中学，在土改中干，参加了土改的全过程，也就算毕业了。我们这些青年学生跟着老干部学，遇到过许多复杂的情况，像怎么区分富农、富裕中农，怎么掌握政策，又要发动群众，又不能搞过火行动，如何消灭恶霸地主等等，在斗争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毕业后留在东北行政学院当教育干事，后来又分到东北人民政府民政部，在高沂手下工作。1950年初，高沂调到东北人民政府林枫主席办公室当副主任，主任是王光伟。不久，我也到林枫同志办公室去了。我在这个办公室是一个小秘书，主要分管农业方面的事。当时我们上上下下，口头上都称“林枫同志”或“林主席”或干脆就叫“主席”。没有叫“林副主席”的。

林枫当时在政府分管农业。他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非常重视，也特别懂行。他工作作风实事求是，又非常认真、细致。他认真执行中央的指示，又对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了如指掌，所以很能把中央的精神和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模范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多次受到中央的表扬。这应该得益于林枫对党的忠诚，对中央指示的深刻理解，同时也得益于他重视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任何指示和领导都不是盲目的，是有坚实的实践基础的。

林枫同志不但自己亲自参加调查研究，经常下乡了解乡情、民情，还经常派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下到基层了解情况。我们这些年轻人下去更有优势。我们不暴露身份，常常能听到群众真实的反映，不但是正面的意见，还有许多反面的意见，甚至骂人的话都能听到。这些真实情况，对林枫同志来说更宝贵。

1950年初，我刚到林枫同志那儿，就派我到沈阳附近的辽阳县去调查。当时的情况是土改不久，农民刚刚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很高。由于生产力落后，一家一户生产效率很低，有些地方就有农民自发地换工互助，出现了生产互助的苗头。但领导一支持，许多地方的干部就搞强迫命令。在农民还犹豫观望、不自愿的情况下，强行搞农业合作社，一哄而起，搞“大呼隆”，把个人的农具收上去了，把牲口也拉到队上统一饲养了。这一来有点乱了，农民积的粪也不往地里送了，种子也不下地了，春耕、春播都不搞了。这些情况反映到林枫那儿，他可着急了，让高沂派我下去调查。十天、半月我很快跑了一圈，了解了不少情况。回来后，林枫同志着急听，我就口头向他汇报，王光伟、高沂都在座。汇报后，王光伟主任让我赶紧整成材料，明天就见报。我连夜整了材料。文章是王光伟组织人修改的，林枫同志也过了目。第二天就在《东北日报》上登出来了，是第二版的头条。当时许多记者在下面跑，有新华社的，有《东北日报》的，最后，还是咱们的文章最先见报，很及时，很有指导意义。后来就在辽阳召开现场会，林枫同志主持并讲了话。他说得很风趣。他说：小孩学走路得一步一步来，别刚走几步就跑、就跳，那还有不摔跟头的？我们党从来都是维护群众利益的，什么事都要在群众觉悟了、自愿的基础上办，不能着急，不能硬来。归集来的牛啊、马啊还给人家，赶快抓春耕生产，不要把农时耽误了。实际上把那些大呼隆搞起来的互助组、合作社都拆了。林枫同志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是根据东北地区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这样处理是要冒风险的，冒被扣上右倾帽子的风险的。

以后我就在林枫同志身边，主要工作就是到农村搞调查，了解真实的情况向他汇报。一来他工作忙，自己下乡的机会有，但不多，而且领导下去，有些人不敢讲真话。所以林枫同志很看重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反映的情况，靠我们掌握第一手材料。我也从他身上学习了很多好的思想和作风。那时我们都说自己是林枫同志的耳目，是林枫同志的腿。

林枫同志还让我调查过农村干部的作风问题。当时要求农村干部不脱离生产，不脱离群众，可是实际情况是不少干部不再参加生产了，脱离了生产就脱离了群众。有一些干部拿个公文包，包里许多表格，都是上头各级领导机关要的调查表。比如：统计农村各家养了多少鸡，其中多少母鸡，多少小鸡，能下多少蛋……挨家挨户查，这种统计是根本不可能的。干部就瞎填，也不调查，都在糊弄上边。我把这些表格都拿回来给林枫同志看了，他也很生气。当然也有好的，讷河县干部培训班就办得很好。冬天了，农闲时间，把干部集中起来进行一个月左右的培训，而且都是解决干部的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农村主要有什么问题，农村干部要求解决什么问题，他们的苦恼是什么？都事先了解清楚，有针对性地学习、解决。我就参加这个学习班，跟着听课，跟着讨论，参加完整个过程，把办学习班的经验总结出一个材料，两三千字。林枫同志挺关心，积极推荐。这就叫群众路线。当时许多农村干部还不太懂，不大习惯这种作风。后来我整理出过一本书，叫《农村干部领导农业生产》，就是强调农村干部不脱离生产，不脱离群众，走群众路线。

1952年农村普遍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搞农业合作化，东北局又组织下乡搞基础调查，是基本情况的普查。一共6个组，我参加了一个组，到了黑龙江绥化县，调查了解全面情况：文化、婚姻、孩子、人口、生产以及民情等等。基础性的调查很重要，那年是大规模的一次基础调查。

我那时20多岁，年轻，还没谈恋爱呢，工作热情也高，自己背着个行李来回跑。当年农村条件艰苦，睡大炕，炕席底下全是臭虫。每到一个地方，先把炕席拿到院里用小棍敲，一敲，臭虫就掉下来，鸡都来吃。吃派饭，派到哪家就在哪家吃。有时家里有病人也只得和病人一块吃，你要一嫌弃，群众就说你城里来的人，瞧不起他们，就不再理你了，调查什么也不说了。农村调查对我们都是很大的锻炼、考验和提高。那时候东北天气可冷了，冬天都能到-40℃。当地老乡说，那年他们这儿有18个年轻人，进城过五月节，都穿着白衬衣，头上扎着白毛巾，坐着大马车，可高兴了。回来的路上遇上暴风雪，一下冻死了8个。

1952年，开源县辽河闹大水，灾情很重。林主席亲自查看，我跟去的。从沈阳出发，要了一节轻邮车，就是带柴油发动机的车头，再带一节车厢。到了开源，当地部队用吉普车来接。当年的灾情很重，林枫同志亲自视察，还上了大木船，到水淹得最深的地方去查看水情。我们都直担心。林枫同志又亲自组织救灾，从内蒙紧急调来7000匹马，支援农村，不能让农民误了生产。东北人民政府民政部又给受灾地区调1万立方米木材，让农民重建家园。

从1950年到1953年，我在林枫主席身边工作三年多。实际上主要做他的耳目，做他的腿，帮他下农村调查了解基层的情况，向他反映真实情况。这三年中我接触林主席，他表面上很严肃，看着像不好接近，但他内心还是很慈祥的。这个人外表冷，心是热的，我们都能感觉得到。郭明秋大姐很随和，待人诚恳，我们有话愿意和她说。林主席对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司机、警卫员都是从政治上关心的，都为我们考虑挺远的。后来都送我们出去学习、工作了。所以，1953年我也到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在林枫主席身边工作了三年多，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的思想、他的作风够我学习一辈子的。2006年是林枫同志100周年诞辰，我们特别怀念他，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曾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办公室秘书，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锻造分厂副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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