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谔谔之士”也心服

发布日期：2016-12-16 13:53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关梦觉

关梦觉

林枫在十年浩劫中遭到林彪、“四人帮” 一伙严重迫害，早已于1977年离开了我们。但他智慧、忠厚、稳健、恢宏的高大形象仍活在我的心中。

智慧——不仅是指他个人十分机警，更主要的是指他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传，有很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

忠厚——是指他在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待人忠厚，有长者之风，善于团结党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的艰难岁月中，所有在东北工作的民主人士，都深感林枫诚诚恳恳，肝胆照人，是完全可以信赖的领导者。因此，人们对他也就心悦诚服，衷心爱戴。像高崇民那样不肯轻易人下的谔谔之士，惟独对林枫五体投地，心服口服。

稳健——是指林枫老成持重，遇事全面考虑，特别是敢于抵制和纠正一些左的思想和做法，这一点是极为可贵的。

恢宏——是指林枫雍容大度，心胸开阔，能容人，能忍辱负重。当时高岗专横跋扈，处心积虑地整林枫。林枫既要做好工作，又要避免高岗的迫害，境遇十分艰难，非恢宏大度何以处此?

以上是几点综合的印象，下面再举一些具体事例加以印证。

1946年10月初，我从国统区的西安辗转到达东北解放区的首府哈尔滨。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亲到车站迎接我。东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栗又文把我安排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大楼居住。由于这两位老朋友的热情接待，使我感到非常温暖，像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到现在，每一回忆当时的情景，我还对高老和栗老怀有感激之情。

我到哈尔滨的第二天，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长林枫就亲切地接见了我，对我表示欢迎和慰问，并询问我从西安到哈尔滨辗转半年的艰难历程。林枫讲了东北的战争形势和解放区的基本情况，充满了胜利的信心。他那种平易近人、从容不迫、实事求是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早就听说中国共产党东北籍的中央委员里有林枫这样一位贤才，今日一见，果不虚传。过了几天，由林枫安排，东北局副书记彭真又接见了我，对我表示欢迎和鼓励。彭真当时也不过40多岁，显得很年轻，衣着朴素，态度亲切，说话诚恳，平易近人。我心想，他连一点架子都没有，谁也看不出来竟是共产党、八路军在东北的头号领导人，表面上平平淡淡，实际上却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啊，这就是人民公仆的本色，不禁使我对党的领导人产生了敬佩之感。直到现在，我始终认为彭真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完全可以信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直怀有崇敬的心情。我当时不过是一个33岁的青年，蒙彭真和林枫接见，真是莫大的荣幸，莫大的鼓舞！

我到哈尔滨约一星期以后，东北行政委员会便任命我为东北社会调查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一席给即将来东北解放区的徐寿轩留着。当时解放战争方才开始，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哈尔滨受到威胁，本来没有条件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东北行政委员会设立研究机构只是一种长远的打算，由此也可以看出林枫的高瞻远瞩。

此后不久，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主任车向忱从齐齐哈尔回来。他说：嫩江省政府主席于毅夫已提出想让我去嫩江省当教育厅长。经林枫批准，我于1946年11月到齐齐哈尔工作，一干就是四年。于是，我和林枫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1948年夏天在齐齐哈尔街头，我突然遇见林枫正带几个人从南向北走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乘火车来西满视察工作，未惊动任何人，就从车站步行十来里路到城里。我算是第一个认出他的，陪他到省政府大楼休息。心想，林枫以普通劳动者出现，真是一个人民的好公仆啊！

当时在东北解放区工作的民主人士中，高崇民地位和声望最高，影响最大，责任最重。他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就是有时候好发脾气。高老自己说：林枫有一次劝他：你要做东北的忠厚长者——当然是讲原则的、革命的忠厚长者，而不是旧社会的那种“好好先生”。林枫的意思无非是说，要高老成为近悦远来的团结中心，能够团结各方面的人士。这是对党的最大贡献。高老对林枫的期望也深为感动。我倒觉得这好像是林枫在现身说法。他本身首先就是一位革命的忠厚长者啊。

1947年冬，东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开始进入高潮，“左”的苗头也开始冒尖。当时在农村中树立贫雇农优势，对地主富农展开斗争，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在中等以上的学校中，也树立贫雇农子弟优势，对地富子弟实行专政，把地富子弟完全等同于地主、富农本身，这就不对了。1948年秋，在哈尔滨召开第三次东北教育会议，一股“左”的思潮统治了会场，以某某“理论家”为首的一批人，处于垄断地位。他们大声疾呼：地富子弟是地富阶级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必须在学校中贯彻阶级路线，树立贫雇农子弟优势，对地富子弟实行专政。就是说，要把农村的阶级斗争搬到学校来了，谁有不同意见，就围攻谁，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对上述看法感到困惑不解，但又不敢明说。最后林枫做会议总结，明确指出：地富子弟同地富阶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在学校中对他们实行专政，只应加强争取、教育，使地富子弟从地富阶级中分化出来，走上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这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林枫的一席话，使我豁然开朗，心想若非以他的威望和理论政策水平顶住这股“左”倾思潮，力挽狂澜，那将使我们的教育工作走上邪路。我佩服林枫在关键时刻的远见卓识和革命胆略。

1950年春到1954年夏，我被调到沈阳任中国民主同盟东北总支部秘书长，协助主任委员高崇民工作。当时林枫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东北局统战部长，直接领导民主党派工作。在此期间，我因工作关系，同林枫的接触较多，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对我教育很深。

民盟东北总支部于1950年3月建立，这是东北的第一个民主党派。其第一届委员会包括各方面人士，有广泛代表性。他们是：高崇民(主任委员)、刘澜波、栗又文、于毅夫、车向忱、陈先舟、白希清、关俊彦、张庆泰、巩天民、卢广绩、陈彦之、徐公振、刘仲明、关梦觉(秘书长)，共15人。其中刘澜波、栗又文、于毅夫、张庆泰为党内同志，是原东北救亡总会的主要负责人，与党外各界人士有广泛联系。车向忱后来成为东北民主促进会的主任委员，巩天民成为东北民主建国会的主任委员，可见民盟东北总支部是建立东北各民主党派的前进基地。

民盟东北总支部建立以后，又相继筹建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支部。当时面临着一个问题：东北民盟组织的发展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方针?有一种意见，认为东北民盟组织是在“空地”上建立起来的，应当招兵买马，采取大发展的方针，借以扩大民主党派的影响。林枫则强调指出：东北民盟组织初建，发展盟员应当注重质量，并且要在工作中发展。民盟的影响的扩大，不仅在于盟员人数的多少，而首先在于盟员有代表性，在群众中有好的影响；在于民盟的工作既踏实，又活跃；特别是在于民盟能真正接受党的领导，作党的得力助手。因此，他提出：民盟要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把发展与巩固结合起来。这一方针完全符合当时东北实际情况，我们坚决按照林枫的意见办事。从1950年到1954年民盟东北总支部存在期间，高崇民和我都反复强调接受党领导的重大意义，对盟员经常进行拥护党的领导的教育，使这一点深入人心，保证了东北民盟工作的健康发展并提高了盟员的政治思想水平。“文革”时攻击民盟反党、反社会主义，纯属诬蔑！

不接受党的领导的民盟负责干部也不是一个都没有。1950年冬，抗美援朝开始后，民盟松哈支部（即后来的民盟黑龙江省委员会）有一位副主任委员钱迷心窍，根据他在蒋管区的经验，认为一打仗，人民币必然贬值，金价必然猛涨，于是他背着省委统战部，背着民盟主任委员，把民盟的那几个钱都买了黄金。后来金价跌落，还缺了几个“宝”(金条)，真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于是民盟机关干部和盟员便起来查他的账，并进行批判，闹得他死去活来，下不了台。林枫得悉此事，怕出意外，派我去哈尔滨解决。他明确地说：既要从宽处理，不要揪住不放，得给一个台阶下；又要严肃认真，使群众能够接受，看来他是干不下去了，调到沈阳来吧。我到哈尔滨后，果见群情激愤，气氛紧张。我们那位同志也准备住“笆篱子”(俄语“监狱”的译音)了。我便首先向省委统战部汇报林枫的指示精神，然后和杜光预主任委员共同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让那位同志做一次公开检讨，最后宣布撤销他的副主任委员职务，调民盟东北总支部另行分配工作。这实际上是解脱了他。那位同志虽然思想作风有问题，犯了严重错误，但毕竟是在困难时期进入东北解放区的，跟党多年，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应当给出路，不能一棍子打死。林枫的意见，实际上是纠正了“左”的倾向。

还有一件小事，传为佳话。这是高崇民跟我讲的。当时高老住在东北人民政府大院里，要修房子，他暂时搬家。一天起早，高老回去看房子修得怎样了，正赶上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一位科长也去看房子。高老见房子修得不满意，便和那位科长大发脾气。正吵得不可开交，林枫早晨散步也来了。高老瞥见林枫，感到无地自容。林枫却悄悄地走开了。这件事使高老感到惭愧，逢人便讲，这表明高老有过人之处。林枫更有过人之处。他是多么机智和宽厚啊！

我讲了以上这些大事、小事，是表示对林枫的深切怀念和深切哀悼。他是我的好领导、好导师，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他的高大形象，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活在人民的心中。

作者：（1912-1990）曾任嫩江省政府教育厅长、民盟东北总支部秘书长、民盟吉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大学经济系主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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