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远瞩倾注心血

发布日期：2016-12-21 04:57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苏林

——关于林枫同志抓教育的回忆

苏林

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林枫受中央委派，先后担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即国务院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主任和全国业余教育委员会主任共10年之久。这段时间我作为他的助手，曾有较多机会接触并参与他的工作和活动。他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工作的执著精神和求实作风，通过身教言传，使我深受教益。林枫所具有的高度共产主义修养、善于对工作深谋远虑和民主、朴实、稳重的作风，体现了我党领导干部具有的宝贵素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一

文教办公室是国务院掌管国家事业的办事机构之一。它的职责是协助总理归口管理教育、文化、卫生、新闻、广播等部门。战线很长，业务面较广。1954年，林枫到任后，遇到第一个反映是机构小、人手少，同任务不相适应。如何解决，当时大家想法不一致。林枫感到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他亲自调查研究，听取文教口各部委领导的意见，并组织全二办同志讨论。意见集中后，他明确提出：二办的工作不同于各部委，主要应推动、帮助、指导各部委的工作，贯彻落实中央和国务院的文教方针、政策和事业计划、规划。他认为，二办的机构要精干，人员应注重素质，少而精；工作要虚实结合，既要有重点地抓好大事，更要多办实事。要求全二办的同志都“当哨兵、当参谋、当助手”，共同履行二办的职责。思想取得一致后，二办的编制定为18人，干部配备较为整齐。当时曾被戏称为“十八罗汉”。1955年初，为摸清和解决文教卫生事业发展中几个重要的方针政策性问题，在主任林枫，副主任钱俊瑞、范长江的指挥下，二办的多数人深入几个省市基层调查研究，提出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的报告，经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当年5月召开了全国文教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文教事业发展中如何贯彻“两条腿走路”、多种形式并举、普及和提高相结合、质量和数量的关系等问题。会议根据林枫的建议提出：在一个时期内，文教工作应以提高质量为重点，稳步发展；在地区上要合理部署和对公私文教事业统筹安排。要求文教事业更有效地为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文化生活水平服务。由于这些方针政策性的建议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央很快批转了林枫的报告，要求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参照执行。通过这段工作，二办全体同志对林枫高瞻远瞩，及时抓住重要问题，以求实精神解决问题的稳重作风有了深刻印象。大家看到，在正确的领导下，二办的干部少、机构小也能发挥较大的作用，从而增强了做好工作的信心。在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上，陈毅副总理在讲话中代表中央和国务院，对林枫的工作公开加以赞扬，说他主持文教办不久，工作很得力，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对全国文教卫生事业很有针对性。

二

林枫主持文教办期间，除了精心掌管全盘工作外，对教育事业倾注的心血最多。这特别反映在成人业余教育方面。他始终热心开拓我国工农业余教育事业的执著精神，十分令人敬佩。

1956年9月，党的八大提出了：必须以极大的努力扫除文盲；必须继续加强职工和干部文化技术教育的任务。那一段时间，林枫因心脏病遵医嘱在休养中，但他不顾有病，经常邀集教育部、全国总工会和各工业部门的负责人到家中研究贯彻落实八大的任务。他思考很多，站得很高，对事业的责任心和紧迫感很强，曾多次对大家说：八大提出的成人教育任务是，提高千百万工农群众和干部的文化技术水平，这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成败的大事。他强调，要以战略眼光来看待工农教育问题，必须下大力气来抓。但这件事涉及四面八方，仅靠教育部门难以做好。在各部门的期望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林枫同意出面挑头，负责统筹全局，协同各方把这项工作抓好。1958年，林枫带病出马，组织各部门和文教办一大批司局长级干部到北京、上海、辽宁、河北等地，调查工农业余教育现状，广泛收集并综合研究各地经验和问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继续开展和办好业余教育的意见。经过几年不懈努力，全国业余教育事业呈现了持续发展和不断提高、创新的局面。各地在实践中取得的经验比较丰富，有些经验，反映了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发展成人教育的规律性，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并加以完善。

就我的记忆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以战略眼光看待业余教育事业，是林枫一贯坚持的基本观点。他曾多次阐述：对业余教育，不能只看作是正规学校教育的一种补充，或看作是权宜之计。它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两条腿”中一条“粗腿”，是有长远和广阔前途的一项事业。要使这条“粗腿”更好地发挥作用，应该有一大批热爱这一事业并能坚持为之奋斗的干部和教师队伍，并要在不断实践中创造、形成一套有效的制度和办法。林枫这样提出问题，既是从事业的需要出发，也是针对只重视全日制学校教育、轻视业余教育的倾向而言的。在他的启发和影响下，许多人提高了对业余教育的认识，从而工作上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在中央国家机关一级，教育部、全国总工会、工业各部和农业部的分管业余教育的副部长、司局长同林枫建立了经常性工作联系。他们定期碰头，及时交流情况，交换意见，研究解决问题，自然形成了一个指导业余教育工作的核心。有些省市，在上级做法的影响下，也采取类似办法加强了业余教育的领导。林枫高度重视业余教育，善于统筹全局、推动各方开展工作的领导方法，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和称赞。

(二)兴办业余教育的长远目的，是要逐步实现工农群众和干部的知识化，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办好业余教育必须密切结合生产的实际需要和具体情况，由基层单位统一安排生产、生活、教育；区别教育对象的不同情况，掌握好重点，订出适当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不强求整齐划一；教学要重视成人业余学习的特点，实行因材施教的原则。上述几点，是林枫对开展业余教育的几个主要指导思想。他曾归纳为办学的十六字原则，即：“结合生产，统一安排，灵活多样，因材施教”。由于不断宣传和贯彻执行这个办学原则，一些地区和基层单位的业余教育逐步纳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例如，扫盲问题。当时文盲、半文盲人数太多，任务很重，如何安排，能否如期扫除?有人对困难估计不足，盲目乐观；但很多人心中无底，推一步动一步。据调查，当时农民文盲、半文盲约占70％左右，小学程度不足10％；工矿企业文盲、半文盲约占20％多，小学程度约占50% - 60％，中等和中等以上程度约占20％左右。工农差别很大。根据林枫提出的原则意见，各部门和一些地方经过调查和反复商量，对扫除文盲的工作提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办法和措施：扫盲要着重抓好农村，同时也要继续扫除工矿企业的剩余文盲；扫盲重点对象为16岁至45岁的青壮年；脱盲标准暂定为学会2000个常用汉字；扫盲计划要分期分批安排，不宜全面铺开等等。对业余文化技术教育，强调着重抓好工矿企业职工，也以青壮年为主要对象。这些意见体现了工作的求实精神，反映大家对业余教育特点的认识提高了，从而调动了各地和基层兴办这一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现了生动活泼和稳步发展的局面。许多地方加强领导农村扫盲，工作比较扎实了，改进和提高青壮年的学习，出现了一批基本扫除文盲的单位。城市中，工矿企业除积极举办青壮年职工的扫盲班和初、中等业余文化学校外，还根据生产需要开办了一批“专业技术培训班”。天津、沈阳、哈尔滨等城市的企业还试办了一批“半工半读班”和若干“单科大专班”等等。这一段工作实践，使许多同志体验到：从本地和本单位的生产需要出发，依靠自身条件办学，并取得教育部门和工会的指导帮助，是提高职工文化技术水平和培养人才的有效途径。

为了巩固已取得的初步成果，1958年秋至1959年春，在林枫推动下，以全国总工会、教育部为主，陆续在天津、黑龙江、福建等地召开了几次现场会，传播了办学和教学经验，讨论了继续发展和巩固提高业余教育的问题，研究了工作规划和规章制度。通过会议介绍、现场参观和林枫的总结，启发了大家如何把业余教育办好、办活。同志们普遍反映：“办学有了榜样，工作增强了信心，工农业余教育大有可为”。

1960年1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成立全国业余教育委员会，任命林枫为主任，负责成人业余教育的统一领导。这一重要组织措施，给广大业余教育工作者很大鼓舞，也是对林枫卓有成效工作的有力支持和充分肯定。

(三)林枫在肯定成绩和经验的同时，从不忽视和讳言工作中的问题和缺点，而是认真对待并正面引导以求得解决。在三年“大跃进”的背景下，业余教育工作也出现了片面追求速度、数量和大哄大嗡的倾向，不利于事业的巩固、提高。对此，林枫及时提醒大家，应保持冷静头脑，做好引导工作。在多次座谈会和大会上，他反复强调：教育是一个周期性较长的过程，成人业余教育也不例外，必须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安排数量；要有长期打算，做艰苦扎实的工作，以逐步积累取得成效，决不可急于求成。他曾公开表明，不赞成大哄大嗡、忽热忽冷和贪多求快的做法。主张业余学习要“细水长流、坚持经常”，要边发展边巩固；在安排上要实行“闲时多学、忙时少学”的灵活办法等等。1959年3月上旬，在北京召开了有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70多个工矿企业的负责人参加的全国职工业余教育会议，总结了前一段工作，讨论了基本情况和应注意的问题，统一了办学教学指导思想和工作部署。中央批转了林枫关于本次会议的结论。人民日报以《办好工矿企业的职工教育》为题发表了社论。这次会议及时、有效地促进了职工业余教育的稳步发展和提高。

三

长期以来，林枫对整个教育战线的工作非常重视。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在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时，战事和政务都十分繁重，但他仍关心教育事业的恢复和改革，亲自给原东北教育委员会和东北教育部许多重要指示。为使教育为战争服务、为恢复和发展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服务，他所做的指示和决策，有些我们仍记忆犹新。例如，东北解放后，高等学校的创建、调整和布局，中等学校校舍、教学设备的修建和充实等，林枫都亲自过问，提出安排意见和要求，并督促有关部门在经费、物资上给予支持。林枫到中央工作后，教育更成为他特别关注的主要工作。除了重视成人业余教育外，他对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都十分关心。有些单靠教育部门难以解决的问题，需要他帮助，他总是主动出面去抓，而且抓得非常具体，不解决从不放手。

例如， 1956年春，全国青少年幼儿读物出版量下降，中小学生、家长和社会各方面反映很大，强烈要求增加出版量，有的为此上书毛主席，要求党中央过问。林枫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重视起来，曾多次约集作家协会、文化部出版局和少儿、青年、科学、美术等出版社的负责人，讨论这个问题，制订出版计划，明确分工和具体措施，使青少年读物出版数量明显增加，缓解了矛盾。“大跃进”中，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大搞教育改革，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对教材采取了不适当的“破字当头”或全盘否定的做法，一度出现了学生无课本、无讲义，教师无教学参考书，使教学无所依据的不正常现象。1961年2月，中央书记处发出专门指示，要限期解决这一问题，并委托林枫负责筹划落实。指示要求：教材建设分两步走，即先解决教材的有无问题，再逐步提高；对原有教材本着“未立不破”的原则，采取选、编、借的办法，做到“从无到有，课本到手，每人一册，印刷清楚”，并要求在当年秋季开学时基本实现。林枫为执行这一指示，亲自做了大量的发动和组织工作，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意见，研究教材的编写、出版、供应的分工和落实措施。组成由中央21个部的副部长参加的教材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具体领导，保证中央指示的贯彻执行。在林枫和蒋南翔的共同主持下，各部委、各地方和许多学校同心协力，到8月份，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等科的530多个专业中有70％编选出了教材，包括课本、讲义和教学参考书；中等专业学校的340个专业中有90％编选出了统一教材，解决了秋季开学所需的教学用书，基本达到了中央的要求。

60年代初，林枫的主要工作已转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但他仍十分关注教育工作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他身为中央文教小组成员，为研究调整、充实、提高教育事业的一些重要问题耗费了大量精力。例如，在当时形势的影响下，高等院校招生数量大起大落、比例失调，给学校带来许多新的困难，各种条件跟不上，教育质量不能保证。林枫对此特别关心。他认为必须按照中央“八字方针”妥善调整、解决招生过多而产生的“大肚子”问题，使学生数量比例逐步趋于平衡、合理，以保证教育质量和事业的稳步发展。他的具体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和高教部的重视与采纳。在调整、整顿中出现不同意见时，林枫从不轻易表态，而是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待形成自己的意见后，或向中央领导反映，或提供高教部党组参考。1961年秋，为研究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问题，林枫曾抽出时间亲自带领调查组到北大、清华，广泛听取校系领导干部和教师的意见，并请教育部周荣鑫、统战部等单位的有关同志座谈研究，最后形成了改进高校领导体制的具体建议。

为经常了解教育战线的动态并获取各方面的信息，林枫多年来同教育界的领导人、基层干部、专家和教师建立了较广泛的联系。北京市有些重点学校的负责人，常常被邀集到他家中谈情况、交换意见，有的还共度假期。对年迈德高的教育界资深老前辈，他还亲自上门拜望。这种为共同事业建立起来的同志式的友谊关系，一直延续到“文革”前。现在，有些同志在谈到过去同林枫交往时，对他那种关心下情、平等待人和虚心倾听意见的真挚情意，仍留有深刻的印象。

林枫是为社会主义事业竭尽心力的革命前辈，是党性纯熟、品德高尚的良师。他坚持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教育的广阔领域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永远学习他。他遭林彪、康生、“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已去世多年。每每想起他，心中总是激起无限的悲痛和怀念之情。他为革命事业赤诚贡献自己心力的共产主义精神，以及他的教育思想、组织才干和优良作风，都激励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奋力前进。

作者：曾任林枫秘书、国务院第二办公室教育组组长兼国务院业余教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教科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衔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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