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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林枫同志诞辰110周年

回忆林枫校长创办青训班

发布日期：2017-01-03 12:30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宋扬之等

宋扬之、苏承德、任小彬、柳可白、王清、张克修、朱瑞梅

我们曾经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青年干部训练班的学员，每当回想起林枫校长，我们的心中就充满了敬重和感激之情。林枫校长对我们的特殊教育，深刻影响着我们的人生道路，使我们终身难忘。

在中央高级党校开办青训班是林枫校长的一个创举

中央高级党校是教育、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而在高级党校开办青训班，招收普通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入校学习，则是林枫校长的一个创举。

当年，林校长关于中央高级党校教学队伍长远建设的具体措施有：从五九班、六零班、六一班中共留30名学员充实党校干部队伍。林枫校长亲自挑选并与他们谈话，作为第一梯队；从1964年开始，每年从全国重点高等院校挑选优秀毕业生充实党校师资队伍，作为第二梯队；1965年创办“青年干部训练班”，选拔一批有培养前途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到中央党校培养，使他们成为党校理论教学队伍的后备力量和党的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1995年8月15日青训班30周年班庆，右为时任青训班班主任的郭明秋。

1965年3月，林枫校长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我们打算培养一些准备从事理论工作的青年干部。培养的方法是以一部分时间参加群众斗争、生产劳动，以一部分时间学习理论。学生来源，请中央批准我们今年到高教部所属有关院校挑选大学毕业生、在北京挑选高中毕业生各50人。这批青年到党校经过训练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经过选择可以补充党校的教学力量，也可以补充其他院校。”中央随即批复“同意”。就这样，l965年8月l5日，我们45名应届高中毕业生怀着兴奋、激动而又好奇的心情，迈进神圣而又具有神秘感的中央高级党校的大门。

林校长在中央高级党校创办青训班，是出于长远的战略考虑。青训班的办学宗旨、教学方法都不同于党校的一般班次，也不同于普通的大学教育。它有如下特点：

一是超年轻的培养对象。青训班有30名男生、l5名女生，都是从北京各重点中学选拔的优秀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最小的仅l7岁，最大的也只有20岁。大部分人在高中就入了党。

二是多样性的培养目标。青训班不是单纯培养领导干部，而是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可以成为理论家、干部，也可以成为艺术家，包括音乐家、画家”(班主任郭明秋同志语)。就是说，青训班是要培养各式各样的人才，要使培养出来的人才在社会各个领域都能发挥作用。

三是学生来源不唯成分论。青训班的学员，既有高级干部子弟，也有工、农、知识分子子弟，甚至有当时受到不公正“批判”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当时我们这些不同家庭出身的学员相处在一起，关系非常融洽，取长补短，相互学习，都受益匪浅。

四是特别注重实践的培养方法。青训班与普通大学最大不同之处，在于特别强调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让青年人直接进入社会实践，在大风大浪中成长。林校长曾经说过：不能用中央党校的高墙把青训班学员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要把他们放在社会中去培养，让他们既有理论学习也有社会实践。

青训班开学后，适逢全国开展“四清”运动。青训班第一学期的教学内容就安排为参加社会实践，组织学员参加“四清”工作队。虽然“四清”运动指导思想存在问题，但我们参加“四清”的直接目的是参加社会实践。班主任郭明秋常常结合她几十年的革命工作经验，教给学员们如何辩证思考问题，如何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如何用正确方法达到工作的目的。林枫校长多次听取关于“四清”工作队中青训班学员情况的汇报，并指示说：“四清”工作是学员社会实践的课堂，要使学员深入农村，了解农民，了解社会，学习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并加以实践。现在看，虽然“四清”运动指导思想有问题，但对我们来说，第一次踏上社会、深入群众所得到的教益却使我们终身受益。我们真正接触了中国社会的基层，接触了最普通的劳动者——农民，同他们交朋友，从中体会到劳动群众的疾苦；亲眼见到了中国农村的现状，了解了活生生的中国的现实；通过学习做群众工作，增强了群众观念。我们边实践，边学习，边总结，在干、学、说、写各个方面都有长进。由于表现突出，一批学员在

“四清”中入了党，中学入党的则全部提前转正。“四清”工作结束时，青训班共有党员42人，占全体学员的93%。

五是独特的培训计划和课程设置。青训班的学习年限为4年，计划用一段时间深入农村，用一段时间深入工厂，再用半年时间深入部队，其间均穿插着学习。四年中，有在校读书、系统学习的阶段；有社会实践的阶段；还有总结的阶段。青训班的教育，采取“在干中学，学中干”的独特方式。这是一种教育改革，也是培养接班人的试验性做法。

作为革命前辈，林校长对青训班学员十分关爱，提出既要使青训班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成长的环境，又不要使他们特殊化。青训班开学前，明秋班主任给每位学员家长写信，介绍青训班的办班意义、目的及培养方向等，征求家长的意见和建议，希望家长配合党校共同培养好这些青年学员。

林枫校长直接指导的青训班教育是一种独特的教育思路和实践，是对我们的一种特殊教育。遗憾的是，林枫校长创办青训班的总体规划，由于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而被中止。这之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和全国一样陷入了一场浩劫，我们的校长、班主任、辅导员、老师们一夜之间被打成“反党分子”、“黑帮分子”、“牛鬼蛇神”。我们这些刚到党校不足一年的年轻学员，也被抛入激烈残酷的党内斗争中经受磨练和洗礼。

林枫校长在“文革”中对我们的特殊教育及其深刻影响

在党校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亲眼看到林校长受到康生等一伙人的残酷迫害，看到林校长面对逆境所表现出来的高尚情操。这是林校长在特殊环境下对我们进行的又一种特殊教育，使我们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我们逐步看清了康生这个大阴谋家的两面派嘴脸，对他进行了抗争。后来，我们又被康生一伙残酷迫害，年轻的人生出现了大起大落。这段经历和磨砺，对我们是刻骨铭心的，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1966年中，林校长给我们上了如何正确对待运动的第一课。6月5日，我们参加“四清”的青训班学员刚回到学校，就看到了校内铺天盖地的揭发校领导“问题”的大字报。当时社会上正在批《海瑞罢官》，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刚刚出笼，这种社会环境与党校情况相结合，我们一些同学受到鼓动，头脑发热，也写了所谓“炮轰黑校委”的大字报。第二天，在林校长和校委的安排下，一些老同志对我们进行帮助和分析，一方面指出校委对运动的部署符合中央精神，另一方面也通过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内斗争的复杂性，遇事要冷静，不要盲从。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上出现了很大的盲目和偏激。于是写大字报的4位同学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林校长家去做检讨。没想到林校长和明秋班主任对他们非常亲切，并没有把他们当成犯错误的人，反而说：“其实你们年轻人没有错，如果说有错，是我们的错。”

还说了一些鼓励他们振作起来的话，使他们非常感动。林校长和老同志的帮助使我们领悟到：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独立思考，冷静分析，不能人云亦云，盲目跟风；在反对或批评他人时，一定要慎重，要掌握确凿的材料，不能无限上纲上线。这些反思使我们成熟了不少。后来，当大阴谋家康生等一伙人用莫须有的罪名迫害林校长时，我们之所以能站出来反对，应该说和这些反思有关。

后来，林校长被康生用阴谋诡计打倒。林校长在逆境中坚贞不屈的高风亮节和非凡表现，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

“文革”刚开始，林校长就预感到一场大风暴即将到来。他嘱咐一些老同志，要保持高尚情操。他还在一次校委会上说：“腰杆子硬是在斗争中锻炼的。”后来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1966年8月19日，在康生授意下，林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被批斗。造反派竟给林校长带上高帽子，在明秋班主任头顶扣上痰盂、身上涂满浆糊、贴着漫骂的字条，在校内游斗，进行人身侮辱。对这种恶毒行为，康生却居然说：“我欢迎、支持同志们的革命精神、革命态度。”“戴高帽子没关系，轻的很！”“戴高帽子、挂牌子不算武斗。”我们听了非常反感，认为康生这个论调与当时中央一再强调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精神格格不入，明显是错误的、恶劣的。

造反派接着又对林校长进行了多次批斗，而林校长总是坦然面对，坚持原则，决不屈服。他从不乱说话、乱承认，对那些不实之词，一一予以回击。当造反派诬指林校长“背着康生同志”在党校如何如何时，林校长的回答光明磊落：“这个问题是康生同志知道的”，

“那个问题请示过康老”，“当时在场的有康生”等等。我们一听就明白了，林校长是在用特殊方式向我们传达信息：他是被诬陷的，而康生是陷害者。当一个人失去所有保护、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仍然敢于把真相说出来，把身居高位的坏人揭出来，这是何等难得的大无畏精神！又是何等机智的斗争策略！后来，康生两次布置将林校长押送北京工人体育场进行大会批斗。林校长拒不低头、弯腰、下跪，惨遭毒打，身体多处受重伤，当场昏迷不醒。日后他说：“我可以站着，可以躺着，就是不能跪着！”这又是何等的顽强精神！尽管当时林校长遭受迫害，处于劣势；康生大权在握，炙手可热，但年轻纯真的我们却对林校长的表现非常敬佩，对康生的品质和目的产生了强烈的怀疑。

“文革”初期，青训班有34人反对迫害林校长，被大家称为“青三四”。当时中央党校有相当一部分工人、干部和前几年分配到党校工作的大学生与我们观点相同。当我们逐步认清了康生的恶劣品质，看清了批斗林枫正是康生在幕后一手导演、操纵、指挥的事实之后，每次党校批斗林校长，我们“青三四”的同学都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阻挠、“破坏”，使康生及其操纵的造反派十分恼火。

“青三四”的态度与行动，使康生感到他不能完全控制党校运动，干扰了他的“斗争大方向”。于是，康生亲自出马拉拢“青三四”。1966年8月31日晚，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

“青三四”全体同学，从晚上九十点钟直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钟，通宵达旦和我们谈“党校的问题”，对我们进行“路线交底”。康生的讲话，我们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他反复强调说你们太年轻、太幼稚，不知道“党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又大又深又厚”，“黑线又大又深又粗”。他说党校成立后的10任领导，除毛主席外，没有一任是好的，要我们“分清敌我，不要被敌人牵着鼻子走”。二是他造谣说办青训班是“林枫搞的一个阴谋”，“是要培养他自己的人”。

为了搞清康生的真实意图，“青三四”同学多次召开会议。我们感到康生总是标榜自己一贯正确，特别使人反感和生疑。他讲党校“十次大的路线斗争”，别人都是错误的，只有他一贯正确。作为中央政治局曾经分管党校工作的领导，怎么能把错误都推给别人，把功劳都留给自己呢？延安整风时他就犯过严重错误，怎么能说自己一贯正确？这使我们更加怀疑他的政治动机和品质。

最重要的是，康生所说的“党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又大又深又厚”，要“分清敌我”，是什么意思呢？康生所说的党校的问题不只是杨献珍的问题，也不只是林枫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康生所指的“敌人”，到底是谁呢？通过讨论，同学们意识到，康生所指是刘少奇同志！林校长曾做过刘少奇同志的秘书，在刘少奇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康生为什么处心积虑地要打倒林校长？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康生打倒林枫仅仅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打倒刘少奇。我们终于明白了：康生的“良苦用心”是诱导、策动、利用我们去反对刘少奇，想让我们也成为他能够指使的力量。但是与康生的愿望相反，他接见我们的一席话并没有起到他想起的作用，反而促使我们开始怀疑他的企图，警惕他的野心。果然，1966年10月中旬，党校造反派秉承康生旨意，贴出全国首批《炮轰刘少奇》的大字报，还赶印了大批《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传单向社会散发。看到这些大字报，我们对康生的卑鄙手法非常气愤，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开始产生了怀疑。

1966年12月，康生一伙下令将林校长逮捕，投入监狱。我们虽然再也没有见到林校长，但我们的心始终和林校长连在一起。

自从认定康生打倒林校长是个阴谋，而且还有更大的阴谋在后头，认定康生的政治品质极为恶劣之后，我们这批年轻人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反对康生的道路，同这个“大人物”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除了不断顶撞康生外，我们还直接向党中央状告他。1966年11月中旬，陶铸、李富春、陈毅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接见党校部分群众组织代表时，苏承德当场把“要向中央反映康生在党校搞阴谋和两面派手法”的信件交给了陶铸。之后，宋扬之又托人转交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内容是“揭发康生在中央党校搞的阴谋”，宋扬之、苏承德、任小彬、王东晓签名。该信后来落到康生手里。康生遂进行报复，多次讲话训斥、打压这些同学，并恼羞成怒地说：“他们这伙人曾写信给主席、总理、陶铸、江青等同志告我！”尽管康生一再施压，但同学们仍然无所畏惧。甄小英、姜春城等十余人针对康生贴出一张大字报，勇敢地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表明了与康生斗争的决心。

中央党校反康生的行动推动了社会上反康生的风潮。1967年1月21日晚，宋扬之起草了题为《康生质疑X问》的大字报,“青三四”多人签名，向康生质疑党校运动之事：“为什么批斗林校长？”“为什么说林枫的好多指示是你的？”“为什么你说的好多话自相矛盾？”

“党校‘十次路线斗争’是不是跟你有关系？”等等。这张大字报直接点名，击中要害，一时间校内外呼应，在社会上引起巨大震动！

包括“青三四”在内的中央党校群众组织红战团以及社会上的一系列反对康生的言行，使康生十分恼火，并于1967年1月21日晚，与陈伯达、关锋等人策划对策。1月22日凌晨，陈伯达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公开宣称：康生同志是中央信任的。他一直是反对杨献珍、反对林枫的。中央党校红战团是反动的。当晚，江青在人大会堂讲话时也说中央党校红战团是反动的，是保林枫的。就这样，中央文革小组把中央党校包括“青三四”在内的、反对康生的群众组织红战团“钦定”为“反动组织”，并将其摧垮。

当晚康生、陈伯达一伙调集十几个单位的造反派1000多人到党校，以暴力镇压红战团。康生不仅亲自批准将青训班学员苏承德在内的党校教职员、学员共5人逮捕关押，而且还同江青密谋后，把宋扬之投入监狱关押一年之久。其余的同学有些被贴“勒令”，实行群众监督；有些被抄家，被暴打；有些被隔离审查。康生操纵的党校造反派对我们搞人人过关，强迫我们承认是“主观上反党”，是“阶级报复”。为了找后台，康生不仅狠整“青三四”学员，还株连家长。在中央文件《中纪委关于康生的审查报告》中，记载了康生点名诬陷和迫害的839个干部的名单中，涉及青训班学员及家长的，就有宋扬之、苏承德、任小彬等人。许多同学的家长因康生点名受到冲击，甚至被迫害致死。苏承德、宋扬之的父母被揪斗；任小彬的父亲被逮捕、迫害致死；王清的父亲被隔离审查多年……

康生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残酷镇压，搞得一片阴森恐怖。但是我们没有被压垮，而是学习林校长坚贞不屈的精神，顽强地挺了过来。砸红战团最恐怖之时，宋扬之的原则是：“我谁也不揭，别人揭我的我全部都承认”。王东晓也说：“有什么就往我身上推吧。”他们表现出承受一切打击的决心。

1970年青训班毕业时，我们在党校已被整了4年，但康生及其老婆曹轶欧对“冒犯”过他们的同学仍不放过。他们不顾众多党员的反对，坚持给我们严厉处分，企图让我们“永世不得翻身”。其中中学入党、“四清”中提前转正的王清、王东晓、任小彬、柳可白、袁亚平5人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变相开除党籍；在“四清”工作队入党的9人被借口手续不完备而不予承认，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在“四清”工作队入党的苏承德、宋扬之不但被宣布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而且还给苏承德“留团查看两年”的处分，给宋扬之“免予刑事处分”的处理，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团籍。我们毕业后，被分配到农村或工厂进行“劳动改造”，并在日后的工作单位继续遭受监管和歧视。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长期遭受迫害的我们终于重见天日，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

1977年，胡耀邦同志到中央党校主持工作。我们多次向他申诉林枫同志和我们的冤案，反映康生在党校的严重问题。耀邦同志曾愤怒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得最厉害的三个学校，就是清华、北大和中央党校”。“康生在党校整了几十个青年干部”。1977年夏，在耀邦同志的亲切关心和具体指导下，中央党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动组织”的“红战团”获得平反，我们因之受处分的同学也都恢复党籍、恢复名誉，得到彻底平反。这一冤案是耀邦同志平反的首批冤假错案之一。1979年康生这个大阴谋家的真面目被揭出，林校长也得以平反昭雪。三四十年来，我们在文教、经济、司法、党政、社会科学研究等不同领域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努力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许多同学表现出色，成为党的高中级干部和有一定影响的专家、教授、学者。我们没有辜负林枫校长对我们的教育和期望。

在纪念林枫同志百年诞辰之际，我们深切怀念当年林枫校长和郭明秋班主任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言传身教。他们高瞻远瞩为党育才的负责精神；他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立足于扎根人民群众的办学方略；他们深刻而开放的教育思想，平易近人的作风和高风亮节、勇于坚持真理的人格力量，一直激励和鼓舞着我们，深深地影响着我们青训班许多学员的一生。回溯当年那段身处中国政治激流漩涡的历史，感到我们之所以能初生牛犊不怕虎、无私无畏地与阴险狡诈、心狠手辣的康生殊死斗争，与大权在握、作恶多端的四人帮抗争，与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中央文革”对抗，一方面是出于我们的感情、良知、义愤和正义感，更重要的是林校长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仍然坚持真理、坚持信念、坚持人格、坚持做人准则榜样的影响，是他在“文革”中用特殊方式对我们教育的结果。林校长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恩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林枫校长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作者：宋扬之1946- ，众鑫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

苏承德1946- ，中国文联办公厅原副主任；

任小彬1946- ，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青干局副局长；

柳可白1946-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清1944- ，北京67中学原副校长、高级教师；

张克修1944- ，北京市委支部生活杂志社编辑；

朱瑞梅1945- ，北京大峪中学市级优秀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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