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林枫张学思髙崇民同志与文物保护工作

发布日期：2017-01-08 12:11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林耿耿

林耿耿

先交代几句。我的父亲林枫1906年出生于黑龙江省望奎县，17岁离开家乡，到天津南开中学读书，1927年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直至去世的五十多年中，父亲再也没回过望奎家乡。1945年党的第七届代表大会上，父亲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毛泽东主席对他说：你是东北人，要准备回东北工作。当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父亲是最初的五个东北局委员之一。父亲率干部团，由山西兴县出发,徒步30天，于10月到达沈阳，与先期到达的彭真等中共中央东北局成员汇合。从此，父亲开始了长达整整十个年头的东北地区的工作。这期间，父亲一直是东北地区政府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和最高负责人之一。他把一生中40岁至50岁的最佳工作年龄,献给了东北的解放事业和发展建设。

最早对上面这个题目有明确的记忆,是我上初中( 1960-1963年 )的时候。一次,语文课学习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篇文章。正逢夏日傍晚，坐在家中的院子里，我反复念这篇课文。父母都在旁边看报纸。父亲突然笑着说，我们曾见过这部书的手稿。我很惊讶。这时我才听父亲讲述了蒲松龄这部书手稿，及一些历史著名字画、善本图书的出现过程。

近十年里，我追踪父母的历史，搜集到有关内容的资料，现综合记述如下。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身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组织部长，那时他曾参与领导了1946年4月解放长春的战斗。还兼任吉辽省委（东满分局）书记、吉辽军区(东满军区)政委，长春解放后,父亲曾兼任长春市委书记、长春市警备司令部政委等职。当时，延安方面，中央给东北局有电报，准备设都于长春。所以这一战役非常重要。长春战役开始前夕，中共中央东北局曾数次于吉林省当时的磐石、海龙、卡伦县、镇，召开党政军重要会议。父亲参加了这些会议并讲话，会下与各方面负责人谈话，布置任务、了解情况。

这一年4月8日，父亲和吉辽军区（东满军区）周保中司令员到长春东郊视察部队备战情况后，在卡伦镇一所小学校（1）内，召开有各参战部队负责人参加的军事会议,为夺取长春,作战斗部署。会后，吉辽军区于4月11日制定和下达了《长春争夺战役作战计划》。

就在这个会议上，父亲除讲军事问题外，还对在座的各路部队领导人——杨国夫刘其仁(西南纵队)、曹里怀谭辅仁(东北纵队)、贺庆积邓飞(东南纵队),讲到东北地区是满族发祥之地。清朝皇族、臣僚及在旗之人,多居于此。伪满时期溥仪及有关人员又到长春，带到关外许多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的物品。这些东西很宝贵，具有政治意义、社会意义，不能小看成“金银财宝”、值多少钱的“玩意儿”。父亲还专门指示负责干部专管收集、保护这类物品，指定专门部队保卫重点单位，重点建筑，如长春的伪皇宫及其散落在民间的文物，免遭搜刮、哄抢、倒卖。

父亲在4月8日卡伦镇的会上,明确指定王阑西同志（2）负责此项工作。同时明确命令各路部队负责人，当“王阑西那里需要军队出人、出力时，部队一定要派人去”。

当时东北地区的土改、剿匪、反奸清算等群众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父亲也多次明确指示、叮嘱下去的工作队，注意掌握相关政策，一律不准打人;并且注意收集、保护这类物品，不能烧毁、扔掉、分掉等等。《清明上河图》、蒲松龄著作手稿( 由蒲松龄九世孙蒲文珊捐献 ),宋徽宗的《瑞鹤图》等一批文物,不仅仅是一件、两件，就是这样陆续被抢救回来的。

1946年4月18日攻克长春后，父亲被分配住在长春市柳条路原伪满首任总理郑孝胥( 1860-1938 )的宅院里，那时郑已去世。郑孝胥跟随末代皇帝溥仪多年,是首任“伪满”总理。他本意是专营“恢复大清王朝”。日本人认为郑在溥仪身边没起“好作用”，就拿下这个首任“总理”，换上张景惠。下台后，郑孝胥就住在柳条路，1938年故去。郑孝胥喜爱书法，写的字也很有名。父亲的警卫员偶尔在这座房子的地板缝下发现有东西。撬开地板，见到一方砚台。砚台上刻有多位收藏者的留名、留言，如“持坚守白，不磷不淄”；再如文天祥题“砚虽非铁磨难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父亲就把这方砚台上交公家了。后来知道这是岳飞用过的“岳砚”。这方砚台现保存在辽宁省博物馆里，大家都可以参观鉴赏。

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岳飞用过的砚台--岳砚

4月22日，发现伪皇宫藏书楼里有大批珍贵书画。父亲派《东北日报》一版主编宋振庭带领一班战士进行接收。这些书画大多是宋元版的善本书、影印《清室录》、各朝代的古画和一些外文书籍。经过整理、包装共有100多箱。1946年5月23日，东北民主联军从长春战略撤退，时间紧迫，运输工具十分紧张。我军进驻长春一个多月，收集到的重要文物、文献、珍贵图书、清宫秘档等，准备运往当时我军后方哈尔滨和佳木斯。王阑西同志找不到运输工具，情急不已就报告父亲。是父亲下令，把这些文物迅速装上军队的一节火车车皮。后听经办此事的父亲秘书回忆说，当时是把已经装了一部分汽油的车皮卸下汽油桶，装上这些文物。因此,在7月召开的哈尔滨东北局会议上“批判”彭真、林枫时，父亲还遭到林彪的点名指责，说父亲“不运军火运古董”。父亲忍下了。还有好多事，父亲都忍下了，一声没吭，这个罪名背了一辈子。

土改后,张克威（3）同志向我父亲上交了一些贵重东西。因战争环境复杂，为保险起见，父亲将这部分极为贵重的东西送到当时的银行金库保存。具体细节也在张克威同志传记和王修同志的回忆中有详叙。这些都是当事者亲身经历。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东北博物馆接手从哈尔滨送来的一批当年保存下来的文物，有书、有字、有画，还有物。经初步鉴定，就有《清明上河图》。据说前前后后,对博物馆接手的这些文物鉴定不止一次。不管是携带者还是保存者，当年有关此事的亲历者都是很负责任的共产党员，党性很强。他们的主述是完全真实的、靠得住的、站得住脚的,是真正的历史描述、历史记载。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仍以创建东北根据地前期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不依不饶，把父亲打倒、往死里整。当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1891-1971›，辽宁开原人，1911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张学良将军高参，参与西安事变的发起与和平解决，抗战期间，在党的领导下，担任东北救亡总会领导，曾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文革”中，他被林彪“四人帮”诬为“东北叛党集团”，长期残酷迫害，含冤而死 )、张学思( ‹1916-1970 › ,辽宁海城人，张学良先生的四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海军参谋长 )同志也因为与我父亲--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的工作关系,竟同时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残害而死于非命。

父亲和东北行政委员会两位副主席高崇民、张学思同志，主政当时的东北地区( 地域大致包括现在的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及部分内蒙古地区 )。他们对文物这类事都非常重视，亲力亲为。就以蒲松龄手稿为例,当时政府就批给了蒲松龄的后人蒲文珊500元钱奖金。那时的500元奖金是相当多了。蒲文珊完全没有想到政府这样对待他，深受感动，又拿出一些先祖其它书籍手稿献给国家。这件事还感动了其他人。

1948-1954年父亲在东北工作时，住沈阳市三经街(南北向街道)15号，大门在三经街南头路东；而东北博物馆(原奉天博物馆，即东北军阀汤玉麟公馆，曾作辽宁省博物馆多年，现为辽宁省政协办公地 ) 办公楼在十纬路(东西向街道)现址为26号西头路南，与三经街形成交叉路口。所以，我家距东北博物馆很近，站在三经街15号院内，就可看到对面东北博物馆大楼的北侧及后门。这样，父亲常在繁忙之余，想休息一下，很方便就步行从家里去博物馆看看，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聊聊,有什么困难，随时给他们出主意。有时他也带我去。父亲知人善任，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派王修同志去东北博物馆主持工作,收藏了大量文物、书籍的真本、善本( 当年文物和图书是合在一起工作的 ),和博物馆、图书馆的同志们一起，在原博物馆的基础上,使东北博物馆在建国初期,成为除北京故宫博物院外的国内著名大博物馆。当时北京有关单位曾一度考虑命名东北博物馆为“国立博物馆”。关于文物工作,王修同志已有回忆文章。

林耿耿、罗箭夫妇在辽宁省博物馆旧址（现辽宁省政协办公地）前合影。

东北地区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后,文物、图书以及建筑保护工作能有骄人的成就，还应归功于当时的各级干部，专业的，也有非专业的。特别是高崇民、张学思、王阑西、张克威、刘伯涛等，还有王冶秋、徐彬如等许多同志。东北博物馆又有许多耐得住寂寞而辛勤苦干、默默耕耘的年轻人，自学成材，筑起了东北博物馆，即如今内容恢宏的辽宁省博物馆。

东北行政委员会于1946年8月在哈尔滨成立。父亲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张学思、高崇民、分别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我父亲与这两位副主席相互合作得非常好，非常默契。他们三位人生经历截然不同，但相知甚深，都为了东北地区的解放和建设而肝脑涂地，生命的结局却又完全一样。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崇民老先生,分管文物与图书的收集保护工作。在高老的主持下，东北人民政府还在沈阳北陵办公厅大楼内，即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办公楼内,举办了一次内部展览，北陵大院里许多干部因而能一饱眼福。其中就展出了《清明上河图》、《簪花仕女图》等。至今，还有当时很普通的干部不无得意地告诉我：“我好好地看过那些宝贝呀！”这些都曾是封建帝王一个人独享的世界文化珍品，在人民军队的保护下，回到人民手中，成为了研究中国历史、社会、文化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料。在东北工作的这个时期，高崇民同志的影响力没人能替代，其功不可没。他在这个时期成为“特别党员”。我父亲就负责东北地区这些“特别党员”的工作。父亲上面的领导是周恩来。

这里,绝对不能不写到另一位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张学思同志。现在很少有人、有地方提到张学思同志，我认为是很不公平的。他的影响力也同样是独一无二。他作用独特，以他的身份在中国共产党内亦为一时无两。他是张学良兄弟姊妹中唯一的共产党员。但是，凡提到张学思同志的地方，都只是突出写到他和张学良的亲兄弟关系。人们只对他与张作霖、张学良这层家庭关系感兴趣，是一种猎奇的观点，而不晓得、也不关心他为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他熟悉东北地区情况。他在东北工作的时间，从1945年10月10日到达沈阳，向中共中央东北局报到算起，到1949年2月离开沈阳，去大连筹建海军院校为止，共计三年零四个月。1945年秋天，日本投降后，张学思接到中共中央的调令，秘密前往东北。他到沈阳后，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彭真和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长的父亲,曾分别与他谈话,向他说明了党急调他到东北的任务，即委派他担任辽宁省主席和保安司令，以他的张学良四弟的特殊身份开展工作，接收伪政权，成立一支地方人民武装。这些任务内容，在《彭真年谱》中都有记载。有资料显示，交代完工作后，父亲让张学思回大帅府的家看看(“九一八事变”之后，大帅府被作为关东军司令部。日本投降后，1945年9月18日，中共中央东北局进驻沈阳时，曾在那里办公。张作霖的大青楼还在，张学良住的小青楼已破烂而无法使用。约一个月后，因苏军压力，迫使东北局搬到奉天博物馆,即后来的东北博物馆办公)。张学思表示不打算回家。他说：“一来，十四年前，我从家出走的时候曾经发过誓，要永远离开那个封建的大帅府;二来，党委派我以重任，很多工作需要我去做，回家看着那些旧屋旧物，徒然增加一些不必要的怀旧情感;三来，家里人现在都不在了，我回去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更主要的是，东北是在人民手中光复的，大帅府的所有权应归人民所有，我没有资格再做它的主人。”这段文字所表达的意思，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曾请教张学思同志的夫人谢雪萍阿姨，她明确说：是这样的。

从1945年至1948年期间,乘战乱抢、盗者有之，大捞不义之财者更有之。由于战争频发、政权更迭，社会秩序混乱，老百姓也贫困交加，苦惨了。当时百废俱兴，社会极需安定整治。1948年11月，沈阳解放。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张学思同志再次回到沈阳。以他了解沈阳的情况，将东北人民政府各单位办公地以及东北局、军队驻地所需用房进行了安排。就以我家为例,进城后，经东北行政委员会分配入住的三经路15号,此处原是张作霖为长女张首芳所建二层楼房。“九一八事变”后,为日本关东军司令所用。解放战争中，为国民党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的住宅。

林耿耿在沈阳和平区三经路15号西门口留影，1948-1954年林枫同志在此居住。此大院土层楼房，是张作霖为其大女儿张首芳所盖的陪嫁。九一八事变后为日本关东军所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占领沈阳（1946-1948年）期间，为东北剿总副司令卫立煌住宅。

据父亲当时的秘书回忆，沈阳的这种房子，无论公房私房，内部均遭到抄、抢。15号院子因最后为卫立煌居住，更不能逃过一劫。父亲住进去时，各种家具凡能搬动者已“分飞”四面八方，地毯被剪成数块,卷到各家各户,窗帘全部卸走，收音机中的电子管也难逃劫运，只要搬得动的东西，全都不翼而飞,完全无法正常生活。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是在美国艺术院校专修钢琴专业的，是当时中外出了名的钢琴演奏家，故宅内原有钢琴一架也被搬出，不知所终。在张学思同志的主持下，发放“政府通告”，说服动员市民私自拿走的物品，放归原处。分到驻地的单位都被告知,必须负责保护进驻的建筑物,一律不准私搭乱建，务使保存原样，等等。这样细致的管治后，市面好起来了。在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工作下，沈阳许多建筑物被保护起来了。多处物产得到合理使用。如张学良先生在沈阳北陵创办的东北大学校园，被分配作了当时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办公所在地；在1954年大区撤销后，这里至今都是辽宁省政府所在的办公大院；大帅府分配给了东北图书馆，现在经修缮、复建小青楼，成为全国重点旅游景点。原张作霖、张学良家的多处房地产业，全部被人民政府使用。张学思没沾一寸“私家土地”。而有人想过张学思同志为保护沈阳的历史原貌做出的贡献吗？张学思同志调离东北行政委员会20年后，正当人生黄金阶段，才54岁，就被林彪反革命集团残害离世了。他在世时，从不放言高论，或言及个人，以至自己的家人也不了解他都做了什么工作。写到这里，我最难受的是无法尽我所能，也没见有人把张学思叔叔这方面的功绩写得更加详尽。

不仅仅是在东北，在父亲的革命旅途中，他随时随地注意发现文物、保护文物，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尽可能地在战争或和平建设时期，注意历史文物保护。

早在抗战时期，父亲奔走在吕梁山脉,晋西南、晋西北一带，与日本侵略者战斗，也依然不忘保护文物或图书。当时他身边的干部还记得，父亲来到某地时，常常指着一块碑、一件木质家具、一座房子说：“这可是好东西，这是历史。”“别毁了，别糟蹋了。”在离开这些地方时，虽然是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父亲从不忘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当地干部好好保护这些东西。

1954年父亲奉调来北京工作，那时他是国务院文教办主任，常听到他叮嘱秘书这件事找王冶秋、那件事找徐彬如等。

他也常这样实地就事教育我们。比如，他去故宫参观。因为故宫一些专题馆每隔一段时间会调换展品,特别是书画馆。他为了参观时能看得仔细，专门挑选冬天去。冬天空旷的故宫中，风刮的特别厉害，室内特别冷，因而观众很少。我曾两年随他去了两次，两次都冻感冒发高烧，有一次还不得不住医院。病好后，父亲笑着问我，还去不去看故宫？我说还去，就是别冬天去。在故宫书画馆里，平时很少讲话的父亲会给我讲那些著名的画和字，讲《四库全书》等。看到字，他给我讲这幅字是谁写的，为什么写的;看到画,又告诉我这幅画是谁画的，为什么画的，笔墨妙在何处。他重视齐白石的画风。他喜欢徐悲鸿的马，而且他也属马。他让母亲给我讲徐悲鸿作品的意境和他的人格。他给我们讲《二十四史》，讲《四库全书》。他还带我去看皇室宬，只见一个个很大的、基本完全一样的、漆成朱红颜色的大木箱，他还和皇室宬里的专家们谈话、向专家们请教问题。我从这些地方，知道了什么是《永乐大典》。

现在想起来，父亲注意收集、保护文物的事例还有许多。他之所以能几十年如一日这样做，是他和那时的干部都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懂得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有关。他们读历史、懂历史，他们是有文化、有思想、有理想信念的共产党员。父亲明确说过，共产党员应该是有文化的人。正因为如此，他的共产党员的信念，不论荣辱、不曾动摇。他发动干部、群众、教育大家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学习中国历史，让群众都来做好这项工作。

今年，2016年,是我的父亲林枫诞辰110周年,是张学思同志诞辰100周年、也是高崇民同志诞辰118周年。特将此文,敬献给这三位我人生的楷模、耿直不阿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注释：

（1）这所学校的原建筑在90年代末拆除，建起了现代楼房。

（2）王阑西（ 1912-1996）抗战胜利后，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处处长；1946年4月24日为了加强对长春市的领导，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将长春市划归东北局直接领导，并调整了长春市领导成员，王阑西为市委委员、市委宣传部长。

（3）张克威（1901-1974） 20年代留学美国，中共党员，曾任辽宁省农科院院长，是农业教育家、畜牧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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